特朗普解散國家科學委員會，一個時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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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賈鶴鵬（蘇州大學教授）

2026年4月下旬，美國科學界又挨了一記悶棍。

4月24日，特朗普政府通過總統人事辦公室向“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成員發出郵件，宣布其職位“立即終止”。NSB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NSF）的法定治理機構，通常由總統任命、任期錯開的成員組成，負責制定NSF政策方向、批準重大資助、并就科學與工程政策向總統和國會提供建議。被撤換時，委員會正準備召開會議。據該機構成員說，當時委員們正在完成一份關于美國科學狀態的報告。媒體報道，白宮對這一決定的辯解是，1950年相關法律賦予NSB的權力“可能需要更新”，并稱NSF工作不會因此中斷。

科學界反應自然多是震驚與憂慮。美國化學會、天文學會、微生物學會等科學組織紛紛對此提出批評。但這不是孤立事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已有一百多個科學顧問委員會被解散、合并或受到干擾。

如果只是撤換一個咨詢委員會，這當然可以被理解為新總統清理舊班底。但NSB不是普通委員會。它是美國戰后科學體制的一塊壓艙石。把它放在NSF預算削減、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美國疾控中心（CDC）的人事震蕩，以及CDC的疫苗顧問委員會被改組的背景下看，這就不只是一次人事安排，而是美國國家科學顧問制度正在遭遇的一次壓力測試。

特朗普的科學戰爭，并不只發生在NSF

筆者此前的文章《美國科學家如何反抗特朗普》中，已列舉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后，NSF、NIH、美國環保署（EPA）和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等科研和監管機構紛紛遭遇了經費縮減和政治審查。很明顯，這些動作不只是財政緊縮，而是重新定義哪些科學值得國家資助，哪些專家可以參與決策。

而讓這一特朗普與科學（界）的戰爭火上澆油的，則是美國衛生部（HHS）和由其監管的CDC的動蕩。肯尼迪擔任衛生部長后，最引發爭議的是疫苗政策。2025年6月，他解除了CDC免疫實踐咨詢委員會（ACIP）全部17名成員，隨后任命8名新成員，其中包括若干長期質疑疫苗的人士。雖然2026年，聯邦法官阻止了他重塑疫苗政策的若干關鍵舉措，包括改組ACIP和減少兒童常規疫苗的聯邦政府建議，但行政部門在拿科學顧問開刀則是不爭的事實。

伴隨著機構紛爭的，則是政府出現在愈演愈烈的公共醫學爭議的前臺。特朗普和肯尼迪在2025年共同推動對孕期使用對乙酰氨基酚——即美國常見品牌Tylenol（中文商品名為泰諾）——與兒童自閉癥或ADHD風險之間關系的警示。大部分科學家和制藥公司一起抵制了這種說法。盡管如此，很明顯的是，爭議已經不只是“科學家和政治家意見不一”，而是政府高層開始親自塑造一種替代性醫學敘事。

特朗普政府這些動作當然粗暴，但如果只是把它們歸結為總統任性、共和黨反科學，反而會錯過更核心的問題。美國科學顧問制度面對的不是一個壞總統，而是一個事實共同體正在解體的政治社會。

例如，肯尼迪撤換ACIP時就以“恢復公眾信任”和“清除利益沖突”為名，但一些研究指出，過去幾十年CDC疫苗顧問的申報利益沖突實際上已經明顯下降，近十年的收入性利益沖突也很少，所謂“利益沖突”更多是專業研究資助關系，而這本身也常常代表專業能力。換句話說，一名不研究疫苗的科學家對疫苗問題可能缺少發言權，但對于研究疫苗的科學家來說，能因為他/她研究疫苗（以及獲得必不可少的研究經費）就說他/她在做有關疫苗的專業推薦時有利益沖突嗎？

科學顧問制度遭遇政治挑戰

特朗普及其幕僚的舉動，也讓美國科學界擔憂：曾經讓美國決策體系引以為傲的國家科學顧問制度，正在面臨分崩瓦解的風險。

這里首先需要澄清，美國的國家科學顧問制度，并非只指向對總統負責的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主任通常會出任總統科學顧問這一個制度，而是由一整套分布在不同層級、不同領域的科學顧問機構構成。它們依靠法律授權、行政命令、部門規章、公開會議制度、同行評議傳統和多年積累下來的不成文慣例來運行。

例如，作為本文由頭的國家科學委員會（NSB），可以理解為美國基礎科研體系中的重要顧問和治理機構。它一方面參與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治理，另一方面也就科學與工程政策向總統和國會提供建議。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科學院的多份報告，就是由NSB來委托撰寫的。

在具體議題中，CDC免疫實踐咨詢委員會（ACIP）負責審視疫苗證據并提出免疫接種建議。NIH、EPA、NASA（美國宇航局）、NOAA等機構也都有自己的專門顧問委員會。在總統和聯邦政府整體層面，還有非常設的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常設但無專職委員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以及上面提到的專職行政部門OSTP等機構。換句話說，美國科學顧問制度不是一個“科技部”，也不是一個統一聽命的專家班子，而是一張由多個專家委員會、公開報告、同行評議、部門程序和國會監督交織而成的網絡。

這套制度過去并不保證科學家總能說服總統，也不保證科學意見一定會變成政策。但它至少設定了一個基本前提：科學證據應該以相對獨立、相對公開、相對專業的方式進入政府決策。政治家可以選擇聽或不聽，但科學意見本身不應被隨意改寫，也不應因為一屆政府不喜歡某些結論，就把提供這些結論的專家體系拆掉。

現在遭遇挑戰的，正是這個前提。

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和科學界的沖突首先來自具體政策分歧。氣候、疫苗、公共衛生、能源轉型、環境監管，這些議題幾乎都已被高度政治化。科學顧問委員會在這些議題上給出的建議，即便是技術判斷，也會觸及現實利益。例如，EPA如果采納氣候科學家的建議，就可能意味著更嚴的排放標準，而這些嚴格的排放標準，勢必影響MAGA基本盤中的廣大藍領工人的就業；CDC如果采納疫苗專家的建議，就會影響兒童免疫計劃、學校要求和公共采購，這無疑會增加地方財政負擔。這些議題本來就容易引發政治沖突，只是在今天的美國，這種沖突已經不再停留在政策選擇層面，而是直接延伸到“誰有資格提供事實判斷”。

其次，是特朗普的MAGA基本盤的民粹取向對“專家統治”的反感。對特朗普的許多支持者來說，專家委員會不是中立的專業機構，而是“行政國家”的一部分。所謂行政國家，指的是那些不經選舉卻能長期影響政策的官僚、大學教授、智庫專家、監管機構和專業團體。在這種敘事中，科學顧問委員會不再是幫助民選政府理解復雜事實的工具，而是繞過民意、約束總統、保護既得利益的精英網絡。特朗普政府撤換顧問委員會成員，當然有政策分歧的原因，但它也在向支持者傳遞一個政治信號：這些長期在華盛頓和大學體系中的專家，不再天然擁有解釋世界的特權。

第三，科學界自身的政治傾向也加深了這種不信任。美國科學家總體上比普通公眾更自由派，這不是特朗普發明的說法。Kaurov等人分析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公開捐款數據后發現，向聯邦候選人和政黨捐款的科學家明顯更傾向于支持民主黨，近年給共和黨的捐款不到一成（Kaurov et 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 2022）。筆者在康奈爾大學就讀時，恰好遭遇了康奈爾教職工90%以上投票給希拉里（2016年總統選舉）被曝光的事件。

這些事實當然不能證明科學結論帶有黨派偏見。氣候變化不會因為氣候科學家投給民主黨就不成立，疫苗有效性也不會因為公共衛生專家反感特朗普就失效。但在政治傳播中，它足以被右翼政治用來塑造一個簡單故事：科學界不是中立裁判，而是“另一邊的人”。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代表科學顧問制度的專家會受到越來越多質疑。過去，專家的資歷、論文、學會職位和委員會身份，本身就是權威來源。現在，這些身份反而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理由。來自名校，說明你屬于精英；拿過聯邦經費，說明你依賴政府；參與過藥企或能源項目研究，說明你有利益關系；在媒體上批評過特朗普，說明你有黨派立場。專家不再只是專家，而被重新包裝成某個政治聯盟中的成員。

實際上，肯尼迪撤換ACIP時使用的理由，正是“恢復公眾信任”和“清除利益沖突”。但問題在于，所謂利益沖突并沒有那么簡單。專業能力和利益回避之間，本來就需要細致平衡。特朗普政府和肯尼迪的做法，則是把這種復雜平衡簡化成一種政治姿態：只要專家來自舊體系，就先假定其不可信。

黨派認同重寫事實判斷

僅僅用利益沖突或“利益集團操控科學”來解釋當前的沖突，顯然是不夠的。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美國社會在許多關鍵科學議題上，已經不再共享同一套事實判斷框架。

這一點在傳播學研究中已有較為系統的揭示。Dan Kahan等人的研究發現，在氣候變化等高度政治化議題上，科學素養更高的人，并不一定更容易接受氣候變化的科學共識，反而更可能沿著自身的文化和政治認同選擇性吸收信息（Kahan et al., Nature Climate Change）。換句話說，知識不再只是“糾偏工具”，反而可能成為“立場強化器”。

類似的結論也出現在Nisbet等人的研究中。他們發現，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會對挑戰自身立場的科學信息產生抵觸。對于保守派而言，氣候變化或進化論更容易構成“不一致信息”；而對于自由派而言，核能或水力壓裂等議題同樣會引發類似反應（Nisbet et al., ANNALS AAPSS, 2015）。這種對稱性提醒我們，問題并不只是某一方“反科學”，而是科學認知本身被嵌入了不同政治身份之中。

疫情期間的調查也呈現出類似的分化。著名民調公司蓋洛普（Gallup）的調查顯示，共和黨人更傾向于認為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數據被夸大，而民主黨人則更傾向于認為被低估。這并不是簡單的“誰更理性”，而是人們對同一組數據的理解，從一開始就帶有立場過濾。

媒體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關于氣候變化的研究表明，Fox News的報道更傾向于質疑氣候科學，而CNN和MSNBC則更強調科學共識（Feldman et al.）。在疫苗接種問題上，也有研究發現，Fox News收視率較高的地區疫苗接種率相對較低（Pinna et al., Nature）。這并不意味著媒體“決定”了認知，但它們確實強化了不同群體的信息環境。

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學顧問制度面臨的困境就變得清晰起來。它建立在一個相對樂觀的假設之上：專家可以盡量中立，事實可以通過證據達成共識，而政策分歧發生在事實之后。但現在的情況是，事實本身已經成為分歧的一部分。顧問委員會不是沒有報告，而是報告一出來，就已經有人決定它該被相信還是被懷疑。

這也使得科學顧問制度的基礎受到侵蝕。中立性被懷疑為黨派偽裝，透明性被解讀為利益暴露，權威則被視為精英共謀。在這種情況下，科學顧問制度并非“失效”，而是被拖入了一場它原本并不擅長應對的政治與認知之爭。

美國科學顧問制度何去何從

那么就此是否可以認為，美國的科學顧問制度已經瀕臨壽終正寢？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有必要簡短回顧這一制度的發展歷程。實際上，雖然今天依據政治立場的態度極化和認知扭曲已經成為嚴重的問題，但美國歷史上從來不缺乏黨爭。科學顧問制度又是如何挺過這些歷史黨爭過程的呢？其因此孕育的制度韌性是否對今天也有啟示？

美國國家科學顧問制度的核心框架，基本形成于二戰之后。當時的美國總統科學顧問Vannevar Bush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中提出，政府應當長期支持基礎研究，并建立穩定的科學顧問機制，為國家決策提供知識基礎。這一設想很快制度化：1950年，NSF和NSB同時設立；冷戰背景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不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剛成立的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成為連接科學界與白宮的重要橋梁；1976年，OSTP通過立法，使科學顧問制度被確立為行政體系的一部分。

但這一制度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集權式科技管理體系”。它的特點恰恰是分散、公開和多元。不同領域的顧問委員會獨立運作。國家科學院通過共識報告提供專業意見，聯邦顧問委員會法（FACA）要求會議公開、過程透明。這些制度安排并不追求統一指揮，而是試圖在政治系統中為科學意見保留一塊相對獨立的空間。此外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如總統跨界任命各種聯邦層面的委員會成員，也是努力控制黨爭侵蝕專家意見的體現。

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制度長期能夠跨越黨派更替而維持運轉。無論是冷戰時期的共和黨政府，還是后冷戰時代的民主黨政府，都需要依賴這套體系來理解復雜的技術問題。從登月計劃到環境監管，從公共衛生到信息技術，科學顧問制度提供的并不是唯一答案，而是一種被制度化的“證據基礎”。

但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興起，改變了這一制度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過去，各種科學咨詢報告主要通過專業渠道進入政策討論，而現在，它們在發布的瞬間就進入了公眾輿論場。報告中的不確定性、分歧意見和技術細節，往往被切割、放大并重新解釋。這使得原本用來增強信任的透明機制，反而成為懷疑的素材。

換句話說，這套制度的設計假設——中立、公開、透明能夠自動帶來權威——即便不能說在今天已不再成立，至少也是受到了巨大沖擊。問題還不在于這些原則本身，而在于它們賴以發揮作用的社會條件發生了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自然的問題是，這套制度是否還值得維持？

從短期看，它顯然正在被削弱。總統可以直接撤換顧問委員會成員，預算可以被壓縮，項目可以被政治審查。但從更長周期看，這套制度仍然具有相當的韌性。

首先，它不是單一機構，而是一套多支點體系。總統可以撤掉NSB成員，但無法同時控制國會、大學、國家科學院、專業學會以及各州政府，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還有各級聯邦法院，特朗普政府針對各種專業委員會的拆解動作，相當一部分被聯邦法官暫時攔了下來。NSF預算曾被提議大幅削減，但最終仍需經過國會批準。實際上，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初曾提出對NSF進行較大幅度的預算收縮和資助方向調整，但在國會審議過程中，這些設想并未完全落實，NSF整體預算并未出現顯著下降。由此可見，科學顧問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分散在多個制度節點中，不容易被一次性清除。

其次，它依賴的不只是權力結構，還有職業規范。科學家可以有政治立場，但科研結論仍然需要經過同行評議、數據驗證和公開發表。公眾認知可以被暫時扭曲，但大量獨立研究之間的交叉驗證，仍然構成了科學判斷的基礎。正如人們常說的，政治可以決定你相信什么，但不能決定實驗結果是什么。實際上，這種職業規范也體現在其它專業領域。例如，特朗普提名的沃什（Kevin Warsh）被視為可能更配合總統意愿采取降息政策，但沃什在參議院聽證中仍反復強調，特朗普沒有要求他承諾降息，他也不會預先承諾任何利率決定。這個例子說明，在美國制度中，被總統提名并不等于可以公開承認自己只聽命于總統。現在和特朗普較勁的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是被他在第一任期時提名的。

再次，科學共同體本身也會作出反應。2017年的“March for Science”曾動員了全國上百萬科研人員參與公共表達。而在當前階段，科學界的反應不一定表現為街頭抗議（2025年3月7日美國科學界針對特朗普政府科研經費削減和機構整肅發起的“Stand Up for Science”全國性抗議活動規模比March for Science小得多），而更多體現在加強科學傳播、參與政策溝通和爭取公眾支持上。這種“慢變量”的調整，也構成制度韌性的一部分。

因此，科學顧問制度并不保證科學意見一定被采納，但它至少可以保證，當科學意見被忽視時，這一行為本身是可見的、可爭議的。

重塑后真相時代的科學顧問制度

無疑，正是因為科學顧問制度遭遇了來自缺乏有關什么是事實、什么是真相的共識這種“后真相”時代的挑戰，才更加有必要強化科學顧問制度，因為這一制度本身恰恰是我們重建真相的基礎。

一方面，后真相并不意味著沒有事實，而是事實的接受被高度部落化。人們更傾向于相信與自身身份一致的信息，而不是證據本身（Iyengar & Massey, PNAS）。在這種環境下，科學顧問制度如果仍然停留在“發布報告—等待被采納”的模式，就很難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說，“后真相”時代的沖擊讓科學顧問制度疲于應對，來自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挑戰才剛剛露出其獠牙。生成式AI正在降低制造“似是而非證據”的成本。錯誤信息不再只是簡單謠言，而可以被包裝成數據圖表、研究摘要甚至“專家意見”。這并不意味著AI會徹底顛覆科學，但它確實會增加公眾區分信息來源的難度。

因此，科學顧問制度需要調整，但不是放棄。它需要在幾個方面做出改變：一是增強對證據形成過程的解釋，而不僅是發布結論；二是完善專家遴選和利益披露機制，以應對信任危機；三是加強與公眾的溝通能力，使科學建議能夠進入更廣泛的傳播空間。需要強調的是，公眾的認知扭曲無疑仍將長期存在，但符合程序又被多重驗證的專家意見，以更加通俗透明的方式反復而同時呈現在公眾和決策者面前時，被扭曲的公眾認知，即便得到部分政治家的支持，并不一定能顛覆專家共識。

從中國的角度看，這些變化同樣具有啟示意義。隨著科技議題日益復雜，單靠臨時專家咨詢已難以支撐決策。需要建立更制度化的科學顧問體系，使專家意見有穩定渠道進入決策。同時，這一體系也需要在透明性、利益披露和公眾溝通方面逐步完善，以避免在未來類似的認知分裂中陷入被動。很難說，美國面臨的后真相和大模型的挑戰，就不會侵蝕到中國社會。

最后我們要總結一下。美國科學顧問制度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壓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基本原則已經失效。中立、公開、透明和權威，或許不再像過去那樣自動帶來信任，但正因為信任變得稀缺，這些原則才更顯必要。制度可以被政治沖擊，認知也可以被立場扭曲，但如果沒有一套能把證據、程序和責任擺在臺面上的科學顧問體系，科學在政治面前只會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