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什么事，什么人，一旦被“高度審視”，就會被發現有毛病。
比如，經過“高度審視”，白色座椅貼紅色圓形標簽，就會酷似某國國旗。
比如，OPPO手機母親節文案，如果僅僅局限在一個小圈子里，可能是一個很有創意的文案。一旦放到全網被審視，那簡直是邪惡得可以被罵十八輩祖宗。
去年武大吃了不少被“高度審視”的苦。
一個是白色座椅標簽的事兒，一個是某女生舉報某男生性騷擾的事兒。
后來法律還了男生清白，武大取消了對男生的處分，但遭受過的口誅筆伐，可能留下了“應激反應”。一個學校，因此變得敏感，也是可以理解的。
OPPO手機文案的負責人余某，畢業于武大，這一點被武大文學院“敏銳”地捕捉到了。
“吃一苦長一智”，武大文學院迅速公開對余某進行了批評教育。這是一種提前修筑護城河的“智慧”之舉。
沒想到適得其反，這被一些人認為是強行加戲。本想阻止輿情，反而引火燒身。
當此之際，有人肯定想大聲喊：要我怎么做，你們才滿意？！如果不批評余某，會有人說武大教出來的學生不合格，批評余某，又有人說武大強行加戲。
有媒體對武大的強行加戲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先例——學校因為畢業生的職務行為不當，而對其個人進行批評，這是一種“泛化”的社會批評。
最慘的不是“動輒得咎”，而是“動或不動都得咎”。
這所大學該有多憋屈啊。
我倒是覺得這座高等學府，不必在意這些批評。我反而認為武漢大學開了一個“令人欣慰”的先例。
這個先例，本質上就是，這所學校認識到，從武大走出的學生若有不當行為，武漢大學是有責任的。這是一種巨大的勇氣，一種知道擔不起也要擔的勇氣。
很希望這個先例成為慣例。凡武大走出的人才，出了錯，犯了法，都受到學校的批評與再教育。
開這個先例，其實有更合適的人選。
今年3月，廣東省政協原副主席郭永航落馬。此人本科、碩士、博士都畢業于武漢大學，從政30多年，堪稱武大的“杰出校友”吧。
再比如雷軍，是標準的武大杰出校友，學校有冠名雷軍的大樓。
對于優秀校友，很多大學都是主動諂媚的，甚至會將他們的名字刻在學校的墻上，讓學弟學妹們景仰。
從邏輯上講，一所學校，如果有權分享校友的“榮光”，也就有義務分擔校友的“恥辱”。
如果余某讓武大蒙羞，那么郭永航也讓武大蒙羞。很遺憾，郭永航落馬后母校沒有對他進行公開的“批評教育”。
當然，先例從余某開啟也可以。問題是，這個先例恐怕很難成為慣例，學校要安排多少人付出多少精力，去“審視”歷屆校友？
不由再次感慨，這是一個誰都可能受到“高度審視”的年代。一旦遭遇“高度審視”，即便是一所大學，也會變得“神經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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