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新書研討會舉行：劉云龍構建“智仁勇”存在論歷史哲學體系

經觀視點

2026年5月10日，北京，《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新書研討會隆重召開。北京工商大學養老金融研究院院長劉云龍在主旨發言中指出，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恰似個體獨立行走——仁義是立身之德、價值之錨，代表理想維度；智勇是踐履之力、現實之樞，承載實踐動能；德性與力量彼此依存、協同并進，共同構成支撐中華文明持續演進的“雙足結構”。

該書以“智仁勇’”為邏輯中樞，系統整合《中庸》所載“三達德”與《周易》所闡“不易、簡易、變易”三大義理，在傳統思想資源基礎上實現范式創新，構筑起一種根植中國經驗、面向當代問題的存在論歷史哲學框架。劉云龍強調，本書不僅致力于全景式梳理文化、政治、經濟三者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深層互構機制，更著眼于為新時代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人文經濟學理論探索、古典學術傳統賡續以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第二個結合’的深化推進，提供兼具學理厚度與現實溫度的思想參照與學術支撐。

劉云龍師承著名經濟學家樊綱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基人宋濤教授，其學術身份具有鮮明的復合特征：在金融實務界，他是中國養老金融研究的開拓者與制度設計的重要參與者，曾深度介入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股份制改革及其在香港、紐約兩地上市全過程，并主持參與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企業年金基金發展政策研究與制度架構工作。2010年前后，他在深耕中國養老文化過程中，被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治國理念所震撼，繼而系統回溯兩漢‘以孝治天下’、魏晉‘以德化民’‘以禮正俗’等治理傳統，深切體認到文化歷史所蘊含的厚重治理智慧與精神能量。這一認知躍遷成為其學術轉向的關鍵節點——從單一經濟學視域拓展至文化政治經濟學疆域，開啟跨學科整合的新路徑。

2021年，《文化政治經濟學》（逾40萬字）出版，標志其理論體系初步成型；2026年，《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逾60萬字）面世，則標志著研究重心由經濟哲學向歷史哲學與文化哲學縱深演進。劉云龍的研究志向始終聚焦于一個根本性命題：如何貫通中國數千年思想流變、文化積淀、政治實踐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脈絡？圍繞這一主線，經濟觀察報記者與其展開深入對話，追溯其學術生命的生成軌跡與思想邏輯的演化圖譜。

劉云龍坦言，自身學術路徑迥異于主流學院派范式——多數學者立足高校或科研院所，以既有理論為起點，用抽象模型解釋現實；而他則扎根金融機構一線，在中國人壽的制度變革、市場運作與政策實踐中汲取養分，堅持從鮮活的本土社會實踐出發，提煉具有解釋力與生命力的原創理論，奉行“以人生為學問”的治學信條。其成長背景亦具獨特張力：1971年生于江西贛江之畔，成長于湖南群山之間，家學熏陶中浸潤著湖湘文化的剛毅篤實與經世致用精神，為其日后融通文史哲、政經法奠定了深沉的人文根基。

求學之路層層遞進：1988年入邵陽師專攻讀政治學，1990年執教于湖南省農村重點高中邵東三中，于基層教育中感知社會肌理；1992年考入中南財經大學研習政治經濟學，奠定制度分析基礎；1995年負笈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師從樊綱教授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樊綱先生為其與張曉晶各備一箱英文原著，往返師門皆負重而行，高強度經典閱讀錘煉其理論素養；同期受教于宋濤教授，從這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泰斗的言傳身教中，領悟到理論的生命力在于扎根現實、回應時代。1998年博士畢業后入職中國人壽，踐行‘干中學’理念，并于1998至2003年間完成兩次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研究，分別師從財政學家吳俊培與金融學家李揚，逐步形成貫通宏觀政策、金融市場與微觀組織的立體視野。

其學術轉向并非突兀斷裂，而是內生于實踐反思。在養老金融研究中，他于2002年發表國內首篇財稅視角的企業年金論文，2004年出版首部養老金融學專著，2005年博士后報告《養老基金發展與金融結構變遷》確立‘養老金融學’理論雛形。然而，正是在深度參與制度建設的過程中，他敏銳察覺三大結構性癥候：公共決策過度倚重歐美范式，輕忽自身文化基因，導致創新乏力；制度建設熱衷移植復制，疏于內生演化，致使規則空轉、實效不彰；經濟學研究懸浮于數據模型之上，對人口老齡化、養老金可持續性、金融結構失衡等真實世界重大命題回應不足。這些切膚之痛，最終促使其將目光投向文化深層結構，倡導以文化為棱鏡重釋政治經濟運行邏輯。

相較《文化政治經濟學》側重經濟哲學層面的“三重躍遷”——由結構觀升維至整體觀、由空間觀延展至時間觀、由知識論通達至存在論，新著《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思想史》則以存在論為哲學地基，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展開長時段通史考察。書中獨創性提出“七周期’歷史分期模型，以‘智仁勇”三德的動態配比為標尺，重新詮釋王朝興衰：兩漢以智勇見長而開疆拓土，兩宋重仁德而文教昌盛，唯盛唐三者渾融無間，故成氣象恢弘之治世。劉云龍強調，族群、學派、典章皆為“名”，文化精神方為“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首在‘智仁勇’精神血脈的賡續與充盈，次在文化政治經濟學思想體系的成熟與落地，終在存在論哲學的自覺與升華——即以“誠”為本體，致“仁”為功用，達致“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自由秩序境界。本書的現實落點，正在于擘畫“文化有力、政府有為、市場有效’”三位一體的理想型社會發展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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