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腐的根源

本文節選自我的新書《兩京十三省：明代政治得失》一書，全書從朝政、邊防、財政、貪腐四個方面來分析明朝所存在的問題。

皇權專制之下，權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腐敗滋生的土壤不僅沒有去除，反而養料豐富。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寫了一本《明夷待訪錄》，這也是他的代表作，他在書中說：“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又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黃宗羲認為，皇帝才是天下最大的危害，不應該以天下萬民以供奉一人。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我們去尋找貪腐源泉的時候，天底下最大的腐敗者其實就是皇帝。有一個問題是值得思索的：朱元璋反貪腐的核心目的是什么？不可否認，這樣的行為的確有利于減輕百姓的負擔，但其根本目的還是保證朱家王朝的長治久安，讓朱家子孫世世代代統治著這片土地。

當我們打開《明史·食貨志》的時候，看到的其實就是一本明朝皇帝的消費清單。

《明史·英宗本紀》記載，明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的三月，把教坊司的樂工3800人放出宮去，八月，又減去了光祿寺膳夫4700人。

明英宗一即位就接連減免了8500人，算是一個不錯的善舉。正是英宗的這次行動，我們才發現，原來皇宮的樂工就超過了3800人，負責御膳的光祿寺人數遠遠超過了4700人，而這還不是負責御膳的總人數，因為還要留下一批人做飯，不可能全減掉。知道的是，皇宮中像光祿寺和教坊司這樣的機構還有上百個。這里會有一個疑問：光祿寺和教坊司的這些人是什么時候進到皇宮里的呢？史書中沒有發現記載，只記載了皇帝減免了他們的負擔，然后大書特書。那英宗為何要減免這么多人呢？因為英宗即位之時年僅9歲，還是一個孩子，他也不喜歡什么音樂，對吃的要求也不高。

整個事件的大概情況是這樣的：宣宗皇帝喜歡音樂，而后面的英宗根本就不喜歡這些，前面的皇帝愛好吃喝，后面的英宗不感興趣。所以，就下令讓這些人員出宮，然后這件事情就被史書記錄為皇帝的愛民之舉。英宗這次精簡人員維系的時間并不長，因為每個皇帝的愛好不一致。武宗時期，各宮的日進、歲進就已經數倍于英宗時期。

仁宗時期，廚役人員的數量多達6300名，憲宗時期又增加了四分之一，已經超過了8000人。到了世宗初期，嘉靖皇帝剛即位，勵精圖治，直接將廚役人員減去一半，剩下4100多名，一年大約節省白銀13萬兩，但到了世宗中期，不僅恢復了原有的數字，還大大超越了過去，一年的花費多達40萬兩，這是很大的一筆錢，入不敷出之下，就找太倉借，太倉也沒錢，就只能讓原來供應的有司向下增派。

嘉靖帝此時也懷疑這中間有貪墨行為，因為開銷太大了。于是嘉靖皇帝就詢問負責此事的禮部，禮部具體負責的部門——光祿寺就拿出賬目給皇帝看，嘉靖帝還是不信，就派了御史到光祿寺去核查每月的賬單，僅2個月就省了2萬兩白銀。看來皇帝要享受，下面的小鬼們也沒少往自己口袋里裝。

既然皇帝有如此多的御廚，那么餐具器皿有多少呢？根據《明史·食貨志》記載，皇帝吃飯用的器皿多達376000個，分由南北工部督造。

供應皇帝的物資也是很多的。天順八年（1464年），光祿寺果品物料消耗達到268000斤。穆宗時期，各部批準的果品供應數量達到驚人的1078000斤。在世宗末年，上供之物每年花費為17萬兩；穆宗時期減了2萬兩，每年15萬兩；神宗中期，每年在這方面的開銷就已經達到30萬兩之巨。

再以黃蠟為例，明朝初年每歲不過30000斤，景泰、天順年間增至85000斤，成化之后達到120000斤，已經是明初的4倍。

這些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具體到了采辦之時，往往讓商賈們避之不及，因為宦官們要索賄，還要求先送貨再付款，而款項往往不夠成本，甚至有送了貨物卻一分錢都拿不到的情況，所以商賈們紛紛逃匿。

皇宮就是一個小社會，需求五花八門，而且要求最高規格，故而采辦的東西無所不包。就拿珍珠來講，正德五年（1510年），為了采珍珠死了50多人，但僅采得珍珠80多兩，這完全是拿人命來換取珍珠。西苑豹房養了一只豹子，安排了240名兵勇照看，每年消耗糧食2800多石；又占用了1000畝地，每年的租金是700兩。再說木炭，這是宮中必需的燃料，在永樂時期，曾經讓宣府17個衛所的軍士在邊關開采，但邊關也需要木頭來遏制敵人的騎兵，所以就讓這些衛所每年交白銀2萬兩，然后用這個花些錢去買。明初，每年的用炭大約是2000萬斤，弘治時期，就增加到了4000萬斤，開采的地區遍及北直隸、山東、山西。到了正德時期，用炭的數量再次增加，每年增加3萬兩白銀用于采炭。

萬歷中，每年買柴的花費多達30萬兩，而宦官們逼迫下面的商賈，用酷刑進行索取，時人稱皇宮中專門負責炭火的惜薪司為“陷阱”。

對于皇宮的采辦給天下帶來的危害，可以舉的例子實在是太多，這里就重點以木材來講一講。

明成祖遷都北京，大規模營建北京宮殿，修建長陵等大工程，都大量需要名貴楠木。今天，我們在明長陵的祾恩殿依舊能夠看到楠木大殿的恢宏氣勢，60根楠木支撐殿頂，直徑最粗的達1.17米，二人合抱尚且不能交手。而這些珍貴明木經過400多年歷史，不腐不爛，保存完好，這些均來自明朝在全國各地的采木。

為了采取這些木頭，朱棣派遣工部尚書宋禮到四川，工部侍郎古樸到江西，兵部侍郎師逵、刑部金純到湖廣，副都御史劉觀到浙江，僉都御史史仲成到江西。以尚書、侍郎一級別的官員去

采木，可見朱棣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明史·師逵傳》記載：采木的規模十分浩大，僅僅是兵部侍郎師逵一人就率10萬人開山辟道進大山采木。因為工程緊、任務重，所以極為嚴苛，死傷者甚多，一些不堪忍受的百姓甚至加入李發良的起義。這支起義軍轉戰江西安福，遭明軍殘酷屠殺，李法良再轉至吉水，兵敗被殺。

在沒有機械的年代，砍伐和運輸都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情，人們盡可能地利用水運來解決這個問題。楠木一株長7丈，圍圓一丈二三尺者，需要用500名民夫拉運，運到江上，每80株楠木

扎成一只巨大的木筏，由10名專業的水手，以及40名民夫駕馭，沿長江順流而下，出三峽，道江漢，涉淮泗，然后從揚州入大運河，經江蘇、山東、河北，由差官一路押運到通州張家灣，再經30里旱路，運到北京朝陽門外大木廠和崇文門外神木廠存放并進行預制加工，由于路途的遙遠，木頭的巨大，一根木頭從開采到北京往往需要兩三年，甚至更久。而一根木頭的運輸費用往往是一根楠木本身價值的百倍之多。

如果大規模的采木，尤其是采楠木，所花費的銀兩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嘉靖帝派遣工部侍郎劉伯躍兼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于四川、湖廣、貴州三省總督采木，僅僅是湖廣一省就花費了339萬2白銀。嘉靖三十六年，三省采木預計需用銀超過更是超過了800萬2，其中湖廣估價320.006萬兩，四川358萬兩，貴州138.16萬兩。

如此龐大的數額，如何湊齊呢？

嘉靖時期的工部侍郎、采木總督劉伯躍也在為如此龐大的花銷發愁，他說了費用的來源：

一、催派應當征收，但是尚未解送到的各項年例、軍器、供應器皿、麂皮、蘇木、川漆，修理城濠、橋梁、鋪陳、船只省存等料銀，共有35萬余兩。

二、同總督軍門，取連年聽征銀兩，每省分派，共得10萬兩。

三、取云南濟用庫鹽課等銀，共20萬兩。

四、省內各級官庫中的贓罰銀。

五、缺官柴薪銀。明代官員都配屬有皂隸，如果隨從不愿意，就可以花錢免除，這部分錢就成了官員的收入，但如果這個崗位沒有官員到任，隨從上交的這個錢就歸入地方衙門所有。

但這些錢顯然不夠，甚至連南京各庫的存銀和軍餉都被挪用，嘉靖時任南京戶部侍郎的唐胄疏說：

內地自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亦盡為工部所取。如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鹽廠，連年所積軍餉銀兩四十余萬，今日盡皆解用。 ——嚴從簡著：《殊域周咨錄》卷六。

萬歷時期，三大殿重修，在湖廣、四川、貴州采楠木，耗費白銀930萬兩，一個可以比較的數據是萬歷援朝戰爭一共持續了7年，花費了白銀700萬兩，采木頭花的錢比一場大規模的戰爭花的錢還要多。

而采木給百姓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優質的楠木往往生長在深山之中，又無路可行，只能開山辟路，異常艱辛，朝廷的催促采木的命令又十萬火急，加上官吏乘機巧取豪奪，百姓苦不堪言。

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難，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 張廷玉著：《明史》卷三百一十六。

皇帝享受著奢靡的生活，而叫臣下們都奉公廉潔，這在邏輯上不是十分可笑嗎？明朝有幾個貪腐厲害的官員，比如貴州都司僉書黃運清貪腐的金額超過了20萬兩白銀，但這個在皇帝那里就

是很小的數字了。鄭貴妃生子賞銀15萬兩、過生日賞銀20萬兩，潞王就國賞銀30萬兩，福王結婚用銀30萬兩、建洛陽府邸用銀28萬兩。

皇帝本人如此奢靡，身邊還有一大批宦官、宮女為其服務，

其中的開銷也不是小數目。就拿明朝中期的正德皇帝為例，他在位期間，揮霍無度。正德八年（1513年），南京的太監上報說織造局缺銀，戶部和工部商議之后上報說：

以機房歲造動至數萬，及內官冬衣并賞賜各項衣段折銀不止十余萬兩。即今內外修造浩繁，各省剿賊未已。若非節用公私，必致匱乏。宜令經等以前所支鹽價并揚州鈔關銀輳用，仍乞暫罷織造以寬民力。[1]《明武宗實錄》卷100，正德八年五月丙子。

織造局沒錢了，因為機房改造、宦官們的冬衣和賞賜，就已經超過了10萬兩白銀。工部和戶部請求停止織造局，但正德帝不同意，結果是讓戶部出三分之二、工部出三分之一來解決織造局

缺銀的問題。

正德十一年（1516年）尚衣監太監何祥上奏：

內官人等靴料用皮五萬七千二百余張，計銀四萬四百余兩，乞借支。《明武宗實錄》卷134，正德十一年二月辛未

也就是皇宮中制作靴子需要用皮57200多張，需要銀44000兩，正德帝最后下令從戶部的太倉銀中支取了22000兩進行支付。太倉銀本用于國家的開支，現在花費在了宦官的靴子上。

正德十六年，工部上奏說巾帽局缺銀。巾帽局生產內侍巾帽靴鞋，合計用絲紗皮張等材料，成化年大約是20多萬兩，弘治年間就已經達到30多萬兩，正德八年、九年是46萬兩，到了明末就已經增至72萬兩。

不僅在穿著方面消耗很大，就是去世之后的安葬方面，開支也不小。在成化、弘治年間一名太監去世的花費不超過50兩，能夠有資格建立享堂和碑亭的，百人中不足一兩人。但正德以后，

每月都有奉旨建造，既然是奉旨建造，那規格當然不能低，但這些開銷正德皇帝是不拿錢的，全由工部支付，工部也沒有錢，只能從其他款項中進行挪用。隨著時間的推移，挪用的數字如同滾雪球一般，越來越大，達到了3萬多兩。而當時有兩名太監去世，工部已經沒有錢來進行安葬，所以工部只好于正德十二年五

月上奏：

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墳安葬，給銀不過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自正德以來，奉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銀五百兩。本部俱于別項料價銀內借用，今已借過三萬二千四百八十余兩。《明武宗實錄》卷149，正德十二年五月己丑。

正德帝面對此事的態度，僅一句“以后宜斟酌行”。但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轉，太監徐通死后，還是按照慣例進行治葬，在費用上沒有任何的裁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