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沒有殺死文學，它只是終于殺死了“作者”

對于任何書面文件，比如此刻你正閱讀的這篇文章，追問它出自誰手，似乎理所當然。為此，你可能會八卦一番作者履歷，了解作者的一些背景，只因作者身份能助你辨認他所寫內容的權威性。譬如，對于此文，如果我的履歷顯示我任職于美國的一所大學的傳播學教授，你可能會據此認定我談論大語言模型相關的顛覆性事件是恰如其分的，甚至因此信任我的觀點。畢竟，你已確認了“作者”的身份并發(fā)現他在此領域頗有建樹。

但是，當文本是由ChatGPT、Claude或DeepSeek之類的大型語言模型生成時，我們又該如何判定作者身份？從技術上講，文本的內容由算法生成，但若說作者是算法，算法生成的內容卻又依賴于人類所提供的輸入指令（prompt）。那么，究竟誰是作者？是算法？還是人類？亦或兩者皆是？這個問題又為什么如此重要？

自2022年ChatGPT問世以來，大量評論哀嘆于人類作家的末日就要到來。要么大語言模型將在寫作上完全趕超人類，要么人類獨有的創(chuàng)造力將大半讓渡給人工智能（AI）。就在去年，有記者無比痛惜地強調，如果AI果真能取代人類寫作，此影響所波及之地絕非僅是作者，而是全人類，包括作者以及讀者。他們都將失去些什么？“AI使我們變得無言、無思、無我。其利害關系之大，遠超以往任何自動化浪潮。”

對于此番警語，我持有不同觀點。大語言模型的出現也許確實昭示著人類作家時代的終結，但這件事也許并不會如同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相反，AI的出現或將解放人類，使作者和讀者共同擺脫所謂“作者”這一概念的桎梏。

作者之權威旁落，讀者之思辨蘇生。

“作者”緣起

如果問人們“作者”一詞該如何定義，他們多半會回答那是寫了某本書或相關文本的人，并將對其所書寫的內容負責。此外他們也多半會向你列舉那些大人物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亞、讓-雅克·盧梭、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甚或是鄙人戴維·貢克爾（David Gunkel）。然而，對于作者的定義，并不是某種亙古以來一直存在的普遍真理。事實上，它是一個變化的現代概念。我們今日所認同的“作者”定義源于不遠的過去。

1967年，法國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著作《作者之死》中，將“作者”這一目前廣為人知的概念追溯到約16世紀中葉的歐洲近現代時期。在這個時期之前，雖然人們也書寫，但作者的個人權威并非文本意義的核心來源。事實上，許多經典的文學作品，包括那些我們至今仍在閱讀的民間傳說，神話和宗教經文，在人類文明中流傳時都沒有說明其“作者”的身份。

但，認知上的革新在之后轟轟烈烈展開，一切徹底改變。歐洲近現代時期催生了以米歇爾·福柯所稱的“思想史上個體化特權時刻”為核心的一系列相關的智識和文化的嬗變。16世紀的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拒絕臣服于教宗的權威，催生了個體化的信仰。隨后在17世紀，哲學家勒內·笛卡爾基于“我思故我在”的宣言為基石構建了理性主義哲學，使一切知識都必須建立在“自我意識存在”這一基石之上。而與這些革新相伴而生的，是私有財產受國家保障，神圣不可侵犯這一重要觀念的確立。

正如巴特和福柯所示，作者的概念，也在這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思想革新中誕生。但作者的個人權威卻不僅是一個概念，它也演變成為了一項切實的法律條例。在18世紀的英格蘭及其北美殖民地區(qū)域，作者成為一種新型財產法的責任方，即著作權（版權）。作者作為其作品的合法擁有者的理念，最早在倫敦提出。但此舉在當時不是出于對藝術完整性概念的某種理想主義奉獻，而是為了應對印刷術興起導致的盜版橫行。

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在《古騰堡挽歌》（The Gutenberg Elegies）一書中寫到，在書面印刷取代口頭交流成為文化傳播的主要媒介以前，著作權（即個人創(chuàng)作原創(chuàng)作品并歷史性的享有其所屬權）的理念還未真正在公眾心智中扎根。但隨著印刷術的應用，一旦印刷文本變得唾手可得甚至可藉此牟利，這時，確認作者身份，或更確切地說被確認為作者，便變得至關重要。因此，“作者”的出現，不僅關乎文本的起源，意義和歸屬，更是一種商業(yè)活動。

書寫的權威本就由社會創(chuàng)設，而作者本身實屬虛設之位。這個被我們虛構的概念，只為規(guī)訓文字的理路而存。

而我們現今所理解的“作者”的誕生，也對現代文學理論產生了若干重要影響。如巴特所言：“當文本被署名為某個人，文本便如忒修斯之船，在‘作者’意圖的單一解釋中沉沒。”此時，權威不再被視為來自于文本本身，而是被歸于寫作個體的原始思想、意圖與人格特征。

因此，對于讀者，閱讀的首要任務就變成透過文本的表層含義，尋找文本背后作者的聲音，進而嘗試理解其真正想表達的深意。依循此理，現代評論家和哲學家也許都贊同笛卡爾那句名言：讀一本好書就是在和高尚的人對話。

這種將書寫視為表達媒介的概念具有深遠的智識影響和深厚的歷史基礎。在亞里士多德關于“符號和符號意義”的學說中，文字被視為心靈的窗口，換言之，所寫即所想。20世紀中葉，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與沃倫·韋弗（Warren Weaver）進一步將這一概念在傳播學中理論化，提出了描述電子通信過程的香農-韋弗模型。即信息的傳遞必經編碼和解碼過程，由信源發(fā)出信息，再由發(fā)射器將信息轉化為可傳送的信號，經信息渠道傳輸，隨后由接收器將接收到的信號還原為信息，最后傳遞給信宿。該理論至今仍為傳媒學新生入門的必修內容。

故而，最佳的文本作品應該屬于那些能清晰直白地傳達思想，使讀者可以（立即）心領神會的文字。語言本身應當簡明，讓信息流暢地從作者思維涌入讀者思維。

AI殺死了“作者”

如果作為文字權威和責任主體的“作者”誕生于特定時空，那么可以想見，可能亦存在其消亡的時刻，這正是巴特在其文章中所預示的。“作者之死”并非如其字面所言是某個個體生命的終結或是人類寫作的終結，而是指作者作為其書寫內容的授權主體的職能的終結。盡管巴特未曾如我們一般親歷大語言模型的時代，他的文章卻精準地預見了我們現今的處境。大語言模型雖能生成文本內容，但其背后似乎并沒有一個“活著的”生命體能夠為這些文本負責。在當前的法律中，大語言模型對其生成的文本不享有創(chuàng)作權，比如美國聯邦上訴法院近期維持了一項裁決，否認AI擁有作者身份。

對于像ChatGPT等大語言模型的批評也由此而來。它們被認為不過是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舌鸚鵡。而由它們所生成的文本也不過是對人類語言的機械模仿和不解其意的簡單復述。它們的出現，打破了傳統(tǒng)意義上人們對作者身份，權威性以及寫作手段和意義的理解，顯然讓很多人感到不安。但“作者”誕生的歷史告訴我們，他們可能忽略了很關鍵的一點，即書寫的權威性是由社會建構的。“作者”的誕生從來不是一種客觀的自然現象，它是我們?yōu)槔斫鈺鴮懰l(fā)明的一個概念。

因此，作者已死，卻意味著新的時代的到來。文字的意義不再由作者的品性予以保證。相反，意義在閱讀中產生。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其實是在主動構建自己理解中的作者意圖。

文學理論立場的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意義生成的場域，徹底顛覆了我們慣常的思維定式。

此前，意義存在于“有話要說”的作者身上，但現在，這一步驟交還給了讀者。比如，當我們讀《哈姆雷特》，我們不可能獲取莎士比亞創(chuàng)作時的真實意圖，但我們可以通過詮釋來尋得意義，隨后將我們自己的感受投射回莎士比亞身上。在此過程中，曾寄于作者一身的權威不僅受到質疑，更是被徹底推翻。巴特寫到：“文本由不同的文化的多重書寫交織而成，彼此形成對話，戲仿，爭辯之關系，然而如此多重的關系最終將匯聚于讀者。……文本的統(tǒng)一性不在其起源，而在其歸宿。”作者之死，卻是批判性讀者誕生之時。

意義生成場域的這一根本性轉變，也解釋了大語言模型生成的文本如何產生意義。例如，有評論者指出，大語言模型雖然生成一些看似可被理解的詞句，但是其無法真正理解這些詞句的背后含義，因為大語言模型無法觸及真實生活中這些詞句指代的真實事物。這種論斷也許有幾分道理，但是，若據此斷言大語言模型就是在胡說八道，卻也未免失之輕率。

它們的作品本就蘊含意義，且始終具有生成意義的潛能。這些意義源于我們閱讀這些文本，繼而闡釋和評估的過程。但這一過程非大語言模型特有，相反，這是一切書寫的本質。甚至本文亦不例外，因為這是你，對，就是屏幕前此刻閱讀這些的你，作為讀者來決定文本的意義。大語言模型的出現，只不過讓這一事實清晰可見，昭然若揭。

如今所存，盡是緘默自書之器，文本繁生而無涉作者權威，真理昭然卻無關先驗言說之志。

文本之外無一物

但這里有更深層的問題在起作用。大語言模型類AI的興起，也讓“意義”這個概念本身受到質疑。當我寫下“大語言模型”這一詞語，人們就默認它代表著世界上一些真實的東西，比如ChatGPT應用程序。詞語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其使用者，比如作者，在與真實的世界互動時，通過詞語指向并描述事物。這正是亞里士多德所言：語言是指涉事物的符號系統(tǒng)。而大語言模型的問題恰恰在于它們缺乏這種能力：它們使用詞語卻不知道（甚至也不用知道）詞語所指代為何。

語言如此運作似乎已然是一種常識。但20世紀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革新卻直接挑戰(zhàn)了這一觀點。該學派將語言和意義生成，視為語言系統(tǒng)內部自足的關系網絡。詞典或許是最好的例子。在詞典中，詞語通過其它詞語的關系獲得意義。譬如當你查找“樹”一詞的定義時，你得到的并非是一棵真實的樹（即前面所講的指涉），而是其他詞語的描述，譬如“樹是通常具有單一的主干的多年生木本植物”（即詞語的關系網絡）。

因此，詞語的意義也許并非因直接指涉真實事物而來，而是在指代其它詞語時產生。這就是以理論艱澀著稱的法國理論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著名論斷：“Il n'y a pas de hors-texte”（文本之外無一物）的含義（或至少其一重含義）。對于大語言模型，這個道理也許尤其適用，因為嚴格來說，其訓練語料與生成指令皆囿于文本之內，可謂“別無他物”。在它們的認知宇宙中，詞語即構成存在的終極根基。

故而，對于大語言模型技術的批評，即這些算法只不過是在不同的詞語間運作，而無法觸及現實世界中真實指代的事物，或許言過其實。大語言模型是結構語言學理論的現實應用，即詞語的意義并不源于指涉外物，而是通過詞語間的互指與延指生成，由此顛覆了古典（亞里士多德式）符號學的根本預設。

大語言模型到底威脅了什么

我們應以辯證的態(tài)度看待大語言模型所展現的潛力與危險。畢竟，它和其它形式的生成式AI對于世界的影響將是巨大的。ChatGPT問世不過三年，每周的活躍用戶卻已達到五億。DeepSeek更是全球使用量增速最大的平臺之一。而可預期地，在不遠的將來，更多的大語言模型將紛至沓來。

可惜的是，為了應對AI對人類知識獲取、闡釋與傳遞方式的挑戰(zhàn)，語言學家、哲學家與AI專家卻只是重拾早被解構的“作者”身份及其權威概念。其實，癥結并非在追溯作者個人權威的傳統(tǒng)在大語言模型革新時失效，問題反而是它們過于有效，宛若渾然天成地宰制著我們的思維，不容置喙。

再者，我們對AI重要性誤解的核心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對“人工智能”本質的理解。因其名為“智能”，我們就將AI輸出視為兩種可能：要么印證真實智能思維的存在，要么設備輸出胡言亂語時反映智能的缺失。自艾倫·圖靈（Alan Turing）設計模仿游戲（Imitation Game）以來，以文本生成（模仿）能力為智能標志的認知范式便根深蒂固。然而大語言模型的出現也許撼動了這一游戲規(guī)則：它們生產著可被理解的文本，卻無智能內核，甚至我們永遠無法確知那個黑箱里是否存在智能，這是更糟糕的情況。

因此，在這場關于大語言模型價值的激烈爭論中，人們完全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哲學真相：大語言模型本質上是一種“能寫作卻無意識”的存在。它產生的文本既不受作者權威主導，也不被其限制，而這些文字的真實性，永遠無法通過預設的創(chuàng)作意圖來錨定或保證。

大型語言模型開啟了一個以不同方式思考和寫作的契機。

拘泥于傳統(tǒng)思維的人，或許將此視作威脅與危機，因為它撼動了我們對書寫本質的認知、文學存續(xù)的根基、真理真義的界定乃至解蔽的方式。但是如果試著轉換視角，這恰是超越西方形而上學及其霸權統(tǒng)攝的歷史性契機。

大語言模型并不威脅書寫本身，也不會威脅作者權威亦或是真理。它真正威脅的是對上述概念的某種特定且有限的理解，而這種理解本身并非客觀事實，而只是特定文化與哲學傳統(tǒng)的產物。因此，與其將大語言模型誤解為末世征兆或人類書寫的終結者，不如說大語言模型揭示了作者職能的終極局限，參與了解構其組織原則的過程，也開啟了以不同方式思考與書寫的可能性。

最后的總結

但親愛的，也請不要只聽我的一面之詞。寫下這些文字的我究竟為誰呢？又憑什么擁有這些文本的最終解釋權？而你，你又如何判定此時所讀的這一切出自于一個人類之手，而非大語言模型生成或人機合制的賽博文本呢？

你確實無從知道這一點。而一切為消解此疑慮所采取的舉措，如指出我的姓名、詳陳我的履歷，甚至由我親自添加聲明，堅稱你所讀皆為“百分百人類制造”，終將是徒勞無功。因為，大語言模型同樣能分毫不差地生成此類內容。故而，縱有百般擔保，疑云終繞心間。

這也正是癥結所在。那些曾被認為是大語言模型特有的，即我們面對它們所輸出的文本，卻無法找出其“作者”的困境，實則是所有的書寫形式（本文當然也不例外）的固有特征。大語言模型讓人感到不安，并非因其背離了我們的傳統(tǒng)認知，而恰是它的出現提醒了我們：以往追求文本背后“作者”權威的敘事，恰似一場鏡花水月。

原文鏈接：https://www.noemamag.com/ai-signals-the-death-of-the-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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