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同學的消失，早就注定了

文丨魏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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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同學被抖音“永久限流”了。

不是那種發一個視頻沒啥流量的限流，是實打實的“永久限流”。

而且，跟他綁定的星圖商單功能，也一塊兒被永久封了。

對于像他這樣靠互聯網吃飯的人來說，這幾乎等于判了死刑。

永久限流，在以推薦機制為核心算法的抖音，就意味著無論你發什么，都不會被大眾看到。即使有人專門去看他的主頁，帶來的流量也少得可憐。

而星圖商單被封，也就意味著以后再也接不到任何廣告，也就再也不能靠抖音賺錢養活自己了。

學術打假，這個事兒本身就吃力不討好，得罪人，還幾乎沒什么直接的經濟回報。有商單，他還多少可以靠這個養活自己。

現在好了，連這僅有的路也給堵得嚴嚴實實。

沒有警告，沒有明確的罪名，平臺用這種不動聲色的方式，溫和而堅決地告訴他：此路不通。

丟掉了抖音這個全國最大的短視頻平臺，即使還有別的陣地，對做視頻的耿同學來說，也是杯水車薪。

沒流量，沒廣告，耿同學在抖音上，算是徹底涼涼了。

而諷刺的是，就在耿同學宣布自己被限流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30日，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分別對耿同學關于論文造假、學術不端的舉報做出了回應。

看到耿同學的最新消息，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學術打假的意義，不是他帶來了哪些改變，而是他以后怎么生活，下個月的房租或房貸哪里來，吃飯的錢從哪里來。

別的人可能不理解，但我作為一個自媒體博主，我可太知道了，光靠心中的那點正義去做自媒體，是養不活自己的。

再崇高的事業，都需要金錢來做支撐，人是要填飽肚子的，而肚子又是那么容易餓。

但很不幸，包括我在內，不能說完全沒有金錢方面的考量，但很多人確實都是靠愛在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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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是從最功利的角度去看，我也能夠認同劍指學術圈里的“大牛”和“泰斗”。

這不僅是因為打假他們，能夠最大化引起學術圈的自查，純潔學術圈的氛圍；還因為，這樣能夠獲得更大的流量，有了流量賺了錢，才能更好地做學術打假。

耿同學自己對此也并不諱言，他說：

“普通老師的問題，舉報了可能也沒人關注。但如果是名校、名教授，事情就不一樣了。”

耿同學舉報的對象，幾乎都任職國內知名院校，不乏院長、副院長級別的“大牛”。

按理說，能達到那個位置的，不說著作等身、字斟句酌吧，至少也該有點基本的嚴謹和體面。

但被耿同學扒出來的那些“學術成果”，其粗糙程度，簡直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讓人看了哭笑不得。

整列數據的末尾數字全是5，兩列數據之間的差值精準卡在0.3，小數點后有時是個位數有時是兩位數。這種連小學生都騙不過的數據規律，居然堂而皇之地躺在國際頂刊《自然》的頁面上。

怎么說呢，那種粗糙感，已經不能用“不慎”或“疏忽”來解釋了。他們表現出了的，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傲慢和漫不經心。

他們打心眼里覺得，沒人會去看，沒人敢去查，這些東西生產出來就是為了評職稱、拿項目、占據一個山頭，然后就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所以，他們都是安全的。

而耿同學，這個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把這一切都扒出來，讓他們無所遁形。

干成了這樣的大事，按理說，應該有鮮花和掌聲吧？但現實很殘酷，我們的輿論場，似乎并不那么習慣容忍這種行為。

在他的事跡被報道、被熱議的同時，一種混雜著嫉妒、恐懼和犬儒的聲音也開始蔓延。

有人質疑他的動機，有人說他蹭“杰青”的流量，有人罵他在打壓國內學術圈，有人指責他爆紅后急于圈錢，“這小子肯定是為了錢”，“想紅想瘋了”。

甚至，“簽約MCN機構”，也成為他的罪證，甚至上了熱搜，逼得他不得不站出來解釋，這份MCN合約早在一年前就已簽訂，目前他正走在解約流程中，而簽MCN也只是很正常的行為。

而我看到麥杰遜的文章說，耿同學被限流后，還有所謂千萬粉絲科普大V潑臟水，說耿同學被禁是因為違規接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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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看到某大V寫文章說，耿同學們的下一槍，不妨對準靠學術造假上位的庸官。

這讓我震驚且憤怒，我懂得耿同學打假的意義。但我更懂得，在我們這個社會的氛圍下，耿同學打假學術圈大牛，就已經動了很多人的蛋糕，如果他還要去對準靠學術造假上位的庸官，我真的要為他的人身安全捏一把汗了。

要悲壯自己去悲壯，但別勸別人做烈士。

我不認為現在對耿同學的限流是一種保護，它更像是掌握話語權的那種力量對“挑事者”的不歡迎。

不過，我仍然認為，永久限流雖然短時間內會給耿同學帶來一些困難，但從長遠看，對他來講未必是一件壞事。

一個連學術打假這么正確的事情，都被質疑是不是想錢想瘋了的環境，是容不下耿同學的。

我們似乎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道德潔癖，總覺得，如果一個人做好事的動機里沾了錢，那份“好”就變得不純粹了，甚至是別有用心了。

我們的文化敘事里，英雄好漢得是仗義疏財的，清官得是兩袖清風的，動不動提錢，那成什么了？

這讓我想起耿同學提到的一個案例。

他說，其實在歐美國家，民間人士從事學術打假，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常態。他提到過一個名字，肖爾托·大衛（Sholto David），一位英國籍分子生物學家。

這個人的故事，跟我們這兒發生的一切，形成了太過鮮明的對比。

2024年1月2日，肖爾托·大衛在一個名叫“為了更好的科學”的學術監督網站上發文，揭露美國哈佛大學旗下波士頓丹娜法伯癌癥研究所在多篇論文中存在造假問題。

同時，肖爾托·大衛還依據《美國虛假索賠法》提起吹哨人訴訟——該法允許舉報人代表政府起訴濫用聯邦資金的機構，若成功追回資金，舉報人可獲一定比例分成。

這一打假行動令其受到廣泛關注，并最終為他贏得了263萬美元的“吹哨人”獎勵。

兩百多萬美元啊，看到這哥數字，我覺得分外的陌生。

咱們這邊，耿同學學術打假都被認為是“想錢想瘋了”，而地球另一邊的同行，因為做了同樣性質的事情，卻拿到了一筆可以讓他這輩子財務自由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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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爾托·大衛的故事，給學術打假這件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那就是：

做好事，監督公共事務，是可以、而且應該拿到巨額的物質回報的。

用利益的杠桿，去撬動正義的天平，讓監督變成一種有利可圖、甚至能讓人一夜暴富的行為。

邏輯很簡單，也很資本主義：有利潤的地方，就有人。

但問題是，這種邏輯，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壤里，能存活嗎？

別說推動類似的“吹哨人”立法了，光是你敢說你打假是為了錢，可能都會被淹沒在唾沫星子里。

所以，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學術圈的純潔性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恐怕很難靠耿同學這樣的外部力量來介入了。

我們似乎只能寄望于行業自律。讓這個圈子關起門來，自己管好自己。

但問題是，江湖講人情世故，講面子、關系和圈層，你評審我的項目，我評審你的職稱，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不是同學就是同門，或者是將來用得上的資源。

所以，指望他們自己管住自己，完全不現實。耿同學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了行業自律的失敗。

所以，即使耿同學搞出現象級的動靜，他今天的消失，也早就注定了。

他利用網絡的力量，試圖引起人們對學術不端的重視；但諷刺的是，他指出來的那些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他就要從網絡上消失了。

有些人，真的太擅長此道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