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黨組織的宋希濂，晚年感慨：毛主席比蔣介石高明太多！

1993年2月13日，紐約的一場大雪把整座城市裹進了厚厚的白色里。曼哈頓上城的一間公寓里，電話鈴聲斷斷續續響了好幾聲，沒人接。桌上的臺燈還亮著，壓著一疊寫滿字的稿紙，最上面那一頁的邊角被茶杯壓出一道淺淺的水漬。稿紙上的字跡有些抖，寫到后來幾行，筆跡明顯輕了，像是寫的人力氣不夠了。

走廊盡頭的窗戶開著一條縫，冷風把窗簾吹得鼓起來又癟下去。茶幾上的杯子里還有半杯涼透了的茶，茶葉沉在杯底，一動不動。

宋希濂的追悼會，在同一條街拐角的那間小教堂里舉行。

來的人不多。幾個滿頭白發的老人相互攙扶著走進來，有人手里捧著一束白花，花瓣上還沾著雪水。花放下的時候，花瓣抖了兩下。

整個屋子里靜得只剩下暖氣片咯噔咯噔響。沒有人說話。送別的人默默垂著頭，偶爾有人抬起手，在眼眶上擦一下。

幾十年前在廣州黃埔軍校操場上踢正步的那個湖南少年，到死也沒有再回到他經常在夢里提起的那個湘鄉縣杏子鋪。那個村子，村子里有條水渠，水渠邊的石板路，路盡頭有棵歪脖子樹。他閉著眼睛都能畫出來的那條路，那個村子，這輩子，沒有再踏上過。

墻上的訃告寫著他的名字。宋希濂。下面一行小字——字蔭國，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原國民黨陸軍中將，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這些名號加起來，比他活過的八十多年還要輕。

1

1993年冬天的那場大雪之前，時間退到1923年的暑天。

七月的湘中，太陽毒辣得像要把人曬化了。一條泥土路上，暑氣蒸得路面上的石子都在晃動。一個瘦高的年輕人背著沉重的行李，滿頭滿臉都是汗，衣服濕透了貼在身上。他從湘鄉出發，徒步趕往長沙。走到半路，腿一軟，眼前一黑，一頭栽倒在路邊。

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等他睜開眼，一片陰影遮住了頭頂的太陽。有個人蹲在他旁邊，手里端著半壺涼水，正往他嘴里喂。

“兄弟，中暑了吧？喝口水。”

說話的人比他矮不了多少，但看上去結實得多，曬得黝黑的臉上全是汗珠，眼珠子卻很亮。宋希濂接過水壺，咕咚咕咚灌了幾口，透心涼的水順著脖子往下淌，總算緩過來了。那人笑著伸出手：“我叫陳賡，湘鄉人，也去長沙趕考。”

宋希濂愣了一下，伸手握住對方的手。兩只手都很燙，但握得很緊。

那人幫他把行李扛在肩上，墊了一塊白布防磨破皮。走在前面，走得飛快。宋希濂空著手跟在后面，還得時不時小跑著才能跟上。

兩個人從長沙一路南下到廣州，先后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入校后一個分在三隊，一個分在十隊。訓練間隙，陳賡會來找他，蹲在校門口的臺階上，一人一個飯團，邊啃邊聊。陳賡大他三歲，見過世面，當過兵，跑過社會，閱歷比他深得多。宋希濂管他叫大哥，什么事都跟他說。

黃埔軍校的政治課排得很滿，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這些人輪流來講課。宋希濂坐在下面聽，聽得熱血沸騰。但真正讓他動心的，是陳賡對他說的那些話。

有一天傍晚，兩人在廣州東郊那個小公園散步。夕陽把兩個人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幾乎要融進遠處的暮色里。陳賡停下腳步，轉過身看著他。空氣里彌漫著泥土和樹葉被曬了一整天的味道。

宋希濂想了想，點了頭。

1925年，經陳賡介紹，宋希濂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介紹信還是周恩來親自蓋的印。入黨的那天晚上，他很激動，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全是在黃埔校園里聽課、看報紙、參加游行時浮現出來的一幅一幅畫面。他沒想過這個決定會意味著什么，他只是覺得，大哥帶的路，不會錯。

可這條路的岔道，來得比想象中快得多。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爆發。蔣介石開始在軍隊內大規模清黨，凡是共產黨身份的軍官，要么脫黨，要么離開軍隊。宋希濂當時在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第二十一師當營長。營房里的氣氛一夜之間變了，走廊上全是急促的腳步聲和壓低嗓門的竊竊私語。早上出操時，幾個熟面孔不見了，換上了不認識的軍官。

他去找黨組織。但那時候，他的組織關系早就因為行軍打仗、與上級聯系不暢而中斷了。他找不到聯系人，不知道該聽誰的，不知道該相信誰。那些曾經在課堂上信誓旦旦說過的革命道理，在現實的鐵拳面前，像紙一樣薄。

和黨組織的聯系斷了。宋希濂掙扎過。他在營房里關了三天門，誰來敲門都不開。第四天有人去找他，發現他頭發蓬亂，臉上沒有表情。窗戶關著，窗戶紙被人捅破了一個洞。

他選擇了留下來。繼續跟著蔣介石。

他不是沒有猶豫過。他在后來的回憶錄里反復寫過那段日子——“云霧重疊，風向不辨”——八個字，翻來覆去地寫。可他有一個在當時看來最充分的理由：他是職業軍人，他的位子是槍桿子給的。

從那一天起，宋希濂和蔣介石綁在了一起。

2

蔣介石很喜歡宋希濂。黃埔一期出身，能打仗，而且聽話。二十七歲當旅長，二十八歲當師長，三十歲當軍長，三十四歲當集團軍總司令，在整個國民黨軍隊系統里，升得比他快的人沒幾個。

他的部下叫他“老虎”。不是因為他長得虎背熊腰——恰恰相反，他看上去還有些書生氣。但打起仗來，那股不要命的狠勁，確是真的。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他率領第二六一旅沖在最前面。出發前夜，他在駐地寫了一封公開電報，那封電報后來刊在各家報紙上，登出來的標題很重——“寧為戰死之鬼，羞作亡國之民”。

他打日軍，不手軟。淞滬會戰、武漢會戰、滇西反攻，每一仗都拼到骨頭渣子都碎了。武漢會戰中，富金山一戰打了十天十夜。部隊的傷亡數，他從不讓參謀透露。參戰軍官犧牲后，空出來的軍裝一疊一疊摞在帳篷外面，摞到后來都沒地方擺。晚上他一個人走進帳篷，借著昏暗的馬燈寫陣亡報告，寫著寫著筆尖戳破了信紙。

可他打紅軍，更不手軟。

1933年，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宋希濂率第三十六師開赴江西。他指揮部隊對蘇區采取層層封鎖、步步為營的打法，做事很絕，從不留余地。從江西追到福建，再從福建追回江西。他的三十六師越打越強，蔣介石通電嘉獎。在國民黨內部，他是出了名的“打共專家”。

最讓他揚名立萬的一次“功勞”，是1934年后的湘西。他在那仗里俘虜了三百多名紅軍干部，順著線索往上追查，抓到了一條大魚。

3

1935年2月的一天深夜，福建長汀。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師師部。

值班參謀踹開他寢室的門，手里捏著一份密電。宋希濂披著軍大衣走出來，接過電報，站在走廊燈下看了一眼。

落款是蔣介石本人。四個字——“就地處決”。

宋希濂捏著那張紙，站了很久。

參謀長端著一杯熱茶走過來，他抬手擋住了，茶沒接。

他轉身走進審訊室。瞿秋白坐在一張木凳上，穿著灰布長衫，頭發有些長了，但眼神清明。桌上擺著一壺茶，茶已經涼透了。宋希濂站在門口，沒有馬上進去。他先看了一眼屋里的那盞油燈，火苗不大，搖搖晃晃的，像隨時要滅的樣子。走廊上傳來哨兵換崗的腳步聲，一重一輕，兩個人走過去之后，走廊安靜了。

宋希濂走進去坐下來。

他想勸降。想給這位當年的老師指一條活路。可他剛一開口，還沒說到正題，瞿秋白就先開了口。話不多，語氣很平和，每個字都清清楚楚——“我想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回顧往事，剖析自己，讓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對待歷史。”

宋希濂聽懂了。這個人不想活了。

回到辦公室，宋希濂在長凳上坐了一會兒，沒有馬上通知參謀長執行命令。他給瞿秋白換了一間好一點的屋子，撤了門口的警衛，飯菜按師部軍官的標準送，不準任何人動刑。又叫人找出古書和筆墨紙硯，送進屋子。瞿秋白在里面寫的文稿，宋希濂一份都沒看過，全部派人收好密封，沒有拆封。最后的這段日子，宋希濂經常站在辦公室的那扇窗戶后面，窗簾拉下一半，看著院子里那個穿灰布長衫的中年人散步。他散步的步子很慢，很穩，不急不躁。走廊上沒有人，風吹過他的頭發，他沒有縮脖子，也沒有加快腳步，就那么一步一步地走過去。

宋希濂把蔣介石的電令在桌上放了兩天。第三天，他沒有簽那份“就地執行”的命令，而是又寫了一道呈文，請求將瞿秋白押赴南京處理。他希望南京能看在瞿秋白在全國知識界的影響力份上，收回成命。

回電很快就到了，還是蔣介石。措辭一模一樣——“就地處決。具報。”

這一次，宋希濂沒有再做任何申辯。

6月18日早晨。長汀羅漢嶺。

山城里的霧氣還沒有散盡。兩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里，刺刀的寒光在清冷的晨光里一閃一閃的。

瞿秋白從門里走出來的時候，沒有回頭。他在房門口稍微停了一下，抬頭朝山坡上那棟小樓看了一眼。那棟小樓的二樓窗戶上，宋希濂已經站在那里了。窗簾低垂，遮住了他。

瞿秋白收回目光，信步往院子外走。他嘴里輕輕哼著什么東西，哼了一會兒，有人聽出來了——是《國際歌》。從院子走到羅漢嶺下，大約一公里。瞿秋白走得從容，步子不緊不慢。走到刑場，他盤膝坐在草地上，把衣領整了整，朝劊子手笑了笑，說了四個字。

那四個字，后來被記錄進好多史料里。宋希濂也在窗簾后面聽見了。那四個字落在草地上，沒有回聲。

槍響了。

宋希濂把窗簾放下。他沒有下樓。他走到床邊，大衣沒脫，在床沿上坐了很久。據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后來說，他那天晚上整夜沒睡。一盞燈，亮了一夜。

3

從長汀槍響以后，宋希濂的命運跟蔣介石綁得更緊了。

他跟著蔣介石打了八年抗戰，從淞滬打到武漢，從武漢打到滇西，打得最苦的時候，手下四個師，打得只剩一個師的番號。日軍在富金山的主陣地上沖了十天沖不上去，哀嘆“我軍遇到強手，束手無策”。蔣緯國在他的裝甲兵團被打得四下亂竄時，是靠著宋希濂派出部隊掩護才撤下來的。蔣介石終于給了他一句承諾：國民黨垮不了，宋希濂垮不了。

可1949年，整個國民黨都垮了。

12月19日，大渡河畔沙坪。宋希濂帶著一萬多殘兵敗將退到四川峨邊。在這個地方，他十四年前曾經率軍北上，踏過這里的激流，沖進蘇區，被蔣介石譽為“開路先鋒”。十四年后，他成了喪家之犬，背后的解放軍追兵不足四十華里。

身邊的部下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他換了一套土兵的粗布衣裳，腳上穿著一雙草鞋。一位軍長看他樣子落魄，想把自己的一雙布鞋給他穿，他沒要。

宋希濂在一座小廟里召開了他這輩子最后一次軍事會議。土墻上一盞油燈，照著五個人的臉。他先開口談“最后的出路”，底下四個人低著頭，誰也不接話。屋頂上瓦片被風刮得噼里啪啦響。

他再問了一遍。還是沒人接話。

廟門外忽然響起一陣密集的槍聲。宋希濂抽出腰間的手槍，頂在自己的太陽穴上。

扳機還沒扣下去，身邊的一個警衛排長撲上來，一把奪下了他的手槍，連滾帶爬地抱著槍不撒手。宋希濂想奪回去搶過來，警衛排長跪在地上不放。他奪了幾下沒奪回來，手垂了下去。

門外，解放軍已經沖進院子了。

宋希濂被押到重慶白公館。白公館是軍統的監獄，石頭砌的墻，冬天冷得像冰窖。他被關在一間朝北的小屋里，窗戶紙破了，冷風呼呼往里灌。他在床上坐了幾天幾夜，話很少，飯也不怎么吃，獄警送來的飯菜經常原樣端回去。

有一天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鐵門鎖鏈嘩啦啦響了一陣，有人進來了。

宋希濂抬起頭。站在面前的這個人，穿著一身整齊的解放軍將校呢軍裝，帽子上的帽徽被屋里的油燈照得反光。對方沖他一笑，還是那口湘鄉話——濃重的湘鄉口音，字字鉆進耳朵里。

四目相對，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陳賡坐在他對面。把軍帽摘下來，放在膝蓋上。煙遞過去。宋希濂沒接，陳賡自己點上抽了。煙霧在狹窄的審訊室里散開，讓兩個人的臉都模糊了一瞬。煙霧散開后，兩個人的眼眶都紅了。宋希濂的嘴唇動了動，沒有出聲。

陳賡先開的口。第一句不是訓斥，不是審問，不是數落他“背叛組織屠殺同志”。“你吃得太差了。”接著補了一句，“在里面好好活著，好好檢討自己。過去的賬，你一筆一筆寫下來，我呈上去。”

宋希濂哭了。

后來的日子里，宋希濂在監獄里翻來覆去地讀毛澤東的文章。從《新民主主義論》到《論持久戰》，一本一本地讀，用紅鉛筆在上面劃重點，劃得密密麻麻的。他是帶兵打仗的人，從這些文字里讀出了他不愿承認卻不得不承認的東西——毛澤東的戰略眼光，根本不是蔣介石能夠看齊的。

1954年，宋希濂被轉移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一起關在這里的，全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王耀武、黃維、廖耀湘這些人。出操時幾個人并排站著，誰也沒有說話。食堂里打飯時，大家排著隊，沉默地走過走廊。

宋希濂成了功德林里的“標兵”。別人消極怠工的時候，他認認真真寫檢討，一筆一劃地寫。學習發言的時候，他第一個站起來。有戰犯私下罵他是“墻頭草”，說“這人變臉比翻書還快”。他聽到以后，沒有反駁。回到監舍，他在日記本上寫了一句話，寫的什么，從來沒有給第二個人看過。

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的大禮堂里，燈火通明。最高人民法院在這里舉行首批特赦戰爭罪犯大會。名單依次念出來。

“杜聿明。”

“王耀武。”

“曾擴情。”

“宋希濂。”

宣讀到“宋希濂”三個字的回音還在功德林的禮堂上空繞來繞去。宋希濂愣了一下，接著他下意識地轉過頭看了一眼身旁的位置。那個位子空蕩蕩的，蒙著一層薄薄的灰塵。

他后來才知道，陳賡生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很懇切地說了一句話——“宋希濂在抗戰中打日本人，有貢獻。他是我的老部下、老同鄉，這個人我了解。請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宋希濂被特赦的當天，陳賡在家里備了一桌酒菜給他接風洗塵。酒桌上，兩個人聊了很多，也笑了很多，也沉默了更多。

但那份恩情，宋希濂記了一輩子。他出獄后做文史專員的那幾年，每年清明都準時到八寶山陳賡墓前掃墓。他總是一個人坐公共汽車去，不坐公車，不帶隨從，有時帶幾個饅頭，坐下就不走。墓碑前的地面被他坐得光溜溜的。他在墓前一坐就是大半天，不吃也不喝，就那么枯坐著。旁人問他跟老大哥聊了什么，他搖搖頭，沒說。回去的路上，他腳步比去的時候輕了些，回文史館的路上，他一邊走路一邊抬頭看天，天上幾只鴿子正在飛，鴿哨的響聲落了一地。

1980年，宋希濂遠渡重洋到美國探親，子女們都在那里安了家。他去之前，所有人都以為，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國民黨將領去了美國，肯定會說蔣介石的好話、說共產黨不好。

到了之后，所有人都猜錯了。

1982年，紐約。有記者拿著話筒問他：“請問宋將軍，您能否比較一下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個人？他們都是歷史人物，請您不要顧慮，客觀地說一說。”

宋希濂沒有猶豫。

“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偉人。他有著堅強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停頓了一下，“蔣介石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論資排輩比毛澤東還要老。但是作為一個領袖人物，就其個人的品格和氣度而言，毛澤東要比他高明太多。”

記者追了一句：“您為什么這么認為？”

宋希濂語氣平淡，像在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這是歷史已經做出來的結論。共產黨不是戰勝了國民黨嗎？”

周圍安靜了幾秒。然后，掌聲響了起來。

彼時的宋希濂已經82歲高齡。他已不再是國民黨嫡系將領，也不再是毛澤東的戰犯。他就是一個矮矮的、滿頭白發的中國老漢，坐在布魯克林那間不大的客廳里，把一段歷史翻過來翻過去看，最后翻出來的，是自己的答案。

有人問他：你最早不是共產黨員嗎？你為什么背叛？

宋希濂看著記者。

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回來的兒女們翻了他的書桌，發現臺燈的燈罩內側寫著一行字。那是一支褪色的圓珠筆寫的，字跡歪歪斜斜，歪歪斜斜卻穿透紙背。

寫著“……”。

那句話從紙面滲進桌面，再擦也擦不掉了。

他把這些事寫進那本封面上印著《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的書里。在扉頁上，他自己親筆寫了一句簡短的附注：“這里沒有一句假話。”

4

1992年底，紐約的冬天來得格外早。宋希濂的身體每況愈下，腎衰竭已經到了晚期。他坐在輪椅上，身上披著一條毛毯，窗外的紐約下了入冬以后的第一場大雪，雪花大得能聽見落地的沙沙聲，雪片密密地糊滿了窗玻璃，把外面的世界罩成一個模糊的輪廓。

兒子宋錦蓉推著他去了一趟醫院，躺在病床上，血透機有節奏地咕嘟咕嘟響著。血透做完之后，護士推他去走廊里透透氣，走廊里的暖氣片咯噔咯噔咯噔，發出的聲音像老式火車碾壓鐵軌。

他對兒子說，他想回湖南。不是公派去湖南出差，是死之前再看一眼那個村子。看一眼杏子鋪的水渠，看一下水渠邊的石板路，看一眼路盡頭那棵歪脖子樹——他這一輩子，從十八歲穿上軍裝，到后來換了不知道多少套衣服，那條路他卻再也沒有機會用腳丈量過。可醫生說他的身體已經經不起長途飛行了，他聽完沒有爭執，只是點了點頭。

可是好多次深夜里，照顧他的人發現，他經常半夜醒過來摸黑坐起來，從枕頭底下摸出那張美國的航拍地圖，手指頭戳著地圖上的湖南那一小塊地方，手指頭沿著那條他幾十年前走過的路，從左向右慢慢地劃過去。指甲把紙面劃出一道淺淺的痕跡，那道痕不是用來導航的，是一條回不去的田埂路。

那道劃痕刻在地圖上，再深的印子也回不去了。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的病情突然惡化。彌留之際，他的嘴唇翕動著，似乎想說一句什么。

湊過去聽，只聽清了一個模糊的音節——“大哥”。

是陳賡。還是陳賡。

窗外大雪紛飛，大片大片的雪花悄無聲息地落在屋頂上，把整棟灰白色的小樓埋進了松軟的白里。沒有別的聲響。兒子宋錦蓉握著他的手，他沒有松開。

他的手從被子里伸出來，那只曾經指揮過千軍萬馬的手，枯瘦得像一截干柴。手背上的青筋鼓得很高，一塊一塊的老年斑像是時間的齒輪碾過他皮膚的每一個角落。五指張開，像是要抓住什么，但什么也沒抓住。緩緩垂下來的手里，什么都沒攥住。

遺體整容的時候，家人在他的枕頭下翻出一張泛黃的舊照片。黃埔同學錄上剪下來的，圖像糊了，裁剪得很不整齊。相片里有兩個年輕人并排站著，瘦削的軍裝扎著腰帶，歪斜的帽檐都壓得很低。兩個人都笑得很燦爛。

陳賡早在1961年就走了。宋希濂在陳賡墓前坐了那么多年，跟大哥說了那么多的話。

他終于去另一個世界，跟他的大哥團聚了。

“宋希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