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們與里斯本地震的距離非常遙遠，因此它引發的困惑更容易被我們把握。而將奧斯維辛集中營帶來的觀念轉變與里斯本地震帶來的觀念轉變進行比較，這應該有助于讓我們重新感受當時人們的震驚。我們能否將這些轉變總結為，人類在里斯本對世界失去了信心，在奧斯維辛對自身失去了信心？
奧斯維辛在思想觀念上是毀滅性的，因為它揭示了人性中有一種我們不希望看到的可能性。畢竟德國的環境本不應該產生這種高度發達的野蠻行徑，而應該導向真正的文明。
所有關于奧斯維辛的哲學討論都強調了這一點。由于參與這些討論的許多作者都是德國猶太人，一些評論家試圖駁斥他們的作品，認為他們觀點的驅動力在于執而悲壯地維護他們無法拋棄的德國文化。這樣的駁斥不僅有人身攻擊的嫌疑，而且顯得非常奇怪。無論這些思想家屬于哪種文化，他們都屬于人類整體，他們也都接受了某種形式的普遍主義原則。
所謂通過將矛頭指向人類整體來為德國辯護的做法，并不能為他們帶來任何安慰。而強調納粹主義的絕對獨特性，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將其等同于嚴肅對待納粹主義的唯—方式，這是一種從未得到充分論證的假設，卻主導了20世紀哲學領域之外關于這個問題的大部分討論。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則是，奧斯維辛以一種史無前例的方式，廣泛地威脅和牽連了人類整體中的大部分，這才真正令人恐懼。
技術的發展逆轉了這些數字，為前所未有的殺戮創造了機會。如今，只有較大規模的地震才會造成與常規轟炸同等程度的破壞。但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都不認為惡是數量的問題。大多數倫理和宗教觀點都否認人的生命可以被量化。在道德上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被殺死生命的數量。
《塔木德》把拯救一個生命比作拯救一個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認為，只要有一個孩子被謀殺，這個世界就應該被譴責。這樣的思想不僅在詩歌層面成立，也在論證層面成立。那些試圖根據死者的數量來衡量惡的人忽視了每個特定生命的重要意義。
如果說當代之惡的新特質不可能僅僅是數量大小的問題，那么它也不可能是殘忍程度的問題。毒氣室的發明是為了讓受害者免于經歷更加痛苦的死亡，以及避免讓兇手看到可能會讓他們良心不安的情景。對許多人來說，正是這種扭曲的工業化及其對人性的主張，才使得死亡集中營如此令人恐懼。
關于哪種死亡更為糟糕的討論，指向了可怕的競爭。對酷刑歷史的短暫反思清楚地表明，在奧斯維辛之前和之后，人類能夠表現出的殘忍都是言語無法完全表達的。只是因為我們習慣了耶穌作為偶像的死亡，十字架上的暴行才會被忽視。如果我們對這個事件不是如此熟悉，它可以輕易地成為早期基督教所見的無辜苦難的范例。強迫一個死囚去拖動不久之后將被用來把他拷打致死的工具，逼迫他以這種方式穿過嘲弄的人群，這體現了一種本應令人窒息的殘忍。這應該足以阻止那種對不同苦難進行比較的沖動。使奧斯維辛成為問題的并不是惡的程度，因為在這個層面上并沒有標準來進行衡量。
盡管很難給出充分的理由，那種認為奧斯維辛代表一種全新形式的惡的觀點依然存在。
我曾說過，對人類有能力決定自己命運的不加批判的信念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非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的，而人們殘存的信心是在日本而不是在波蘭失去的。如果我們很難找到奧斯維辛在空間或時間上的獨特之處，那么通過比較尸體的數量或痛苦的程度來確定它的重要性似乎也是毫無意義的。單單挑出構成死亡集中營的暴行網絡中的某一個因素，都有可能產生誤導。
我們與其去問為什么這一特定事件產生的毀滅性體驗預示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還不如更仔細地看看是哪些概念資源被摧毀了。像里斯本地震一樣，奧斯維辛從其背后的信念網絡中獲得了重要意義。被奧斯維辛摧毀的——不，是徹底挫敗的——似乎是給出思想回應的可能性。思想在這里停下了，因為文明所能提供的工具不僅無法預防這樣的暴行，也無法應對它。
那些最有力的證詞指出，文明的工具在奧斯維辛變成了生存的障礙。在那里，原本被用來建構意義的人道主義思維方式，僅僅是一些危險的技能。在現實中尋找意義和合理性可能是致命的，因為那是一個蔑視意義和合理性的地方。
見證者們的敘述暗示，那些無法幫助人們在奧斯維辛生存下去的東西，也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奧斯維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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