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生活目睹記

崔右任

本文節選自《近代中國土匪實錄》

土匪俗稱胡子（或紅胡子），也叫強盜，也有叫耍錢的，古時叫響馬，或叫綠林劫幫，日本人把土匪叫馬賊。

大幫胡子稱為大綹子，多是馬隊，幾十人至幾百人，多的上千人；小綹子有幾人或十幾人。他們憑著手中的武器，打家劫舍搶奪民間財物，有的偷襲，有的明火執仗。他們除搶奪黎民百姓的財物車馬以及牲畜外，還綁架財主家的人做為人質，叫家人拿錢來贖，否則就摧殘折磨這個人質。他們把這個人質叫“票兒”，或叫作“秧子”。人們將土匪搶人這一活動叫“綁票兒”。被綁去的多半是財主家當硬的人，或是他家中心愛的兒孫等人，限定時期交齊財物贖人，如不按時拿來財物，就給“票兒”上刑，這叫做“叫秧子”。在胡子中流傳這樣一句口頭禪：“秧子好比搖錢樹，不打它就不掉金兒。”胡子“叫秧子”的酷刑很快就被一些“活人兒”或“花舌子”有意地傳到“秧子”的家中，家人聽說心疼萬分，有的很快拿錢去贖。如果不贖或遲贖，胡子的“秧子房”就把“秧子”的耳朵割掉送到他家。有時還可以把“秧子”轉賣給另外的綹子。這些“活人兒”或“花舌子”，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通匪者，他們能說會道，兩頭裝好人，吃里扒外，所以兩頭誰也不愿意得罪他們，他們從兩頭得到好處。

讓我談談親身經歷的一段往事吧。

那是民國２１年（１９３２年），我還不滿１５周歲。陰歷二月初八，一場罕見的大雪剛剛過后，我已準備好上農安中學念書的行裝，打算第二天天亮坐大車啟程。這時，忽然響起幾下槍聲，我父親拿起一枝套筒子步槍和一枝匣槍驚慌地跨出了屋門，繼而就聽到院中響起了槍聲和呼喊聲。我和母親都驚呆了，預感到天大的禍事即將發生，趕緊躲到東里屋我嫂嫂的炕上。屋內除我們外，還有我嫂嫂的母親宋大娘，她是從縣城來串門的，準備天一亮坐送我們哥幾個上學去的大車回家。這老太太信奉耶穌教，跪在炕上祈禱著什么“主啊，主啊”和“阿門，阿門”的。時間不大，一個大麻子臉高個頭的胡子一手端著油燈，一手舉著手槍闖進屋來。他一把把我從炕上抓起來，叫我端著燈，騰出手來翻這翻那找東西，同時向腋下夾了幾件我嫂嫂的毛衣毛褲什么的。這時，我宋大娘說：“這毛褲埋汰了。”用手往回拽，那胡子也不說話，一大巴掌打在我宋大娘的臉上。之后問我有沒有“蓋子”，我說有，就領他到東廂房去取鍋蓋。一進屋正好看見一個馬鞍子，他也不管我給他的鍋蓋，便背起“蓋子”（馬鞍子）領著我向大門外走去。一出門他看見我爺爺從東邊走來便不管我了，把我爺爺綁上之后帶到了屯子西頭的“秧子房”（集中關押人質的地方）。

原來這伙胡子是由“為民”、“老天合”、“八方好”３個綹子臨時湊到一起的，共約３００人的馬隊。到我家的那個大麻子叫老天合。他早就認識我爺爺。后來才知道，老天合前一天由本屯一個內奸崔某領著在屯子內外各處走了一遍，“插了千兒”（摸了底），已做好安排，誰從哪進，誰占哪院，綁誰家的“票兒”，“秧子房”設在哪個院等等。無怪他們能這樣順利地一舉攻破了這個“大響窯”（有槍的大屯子）。在老天合進入我家的同時，八方好則去了屯西頭我二爺家，我二爺從后樹林子逃出去了。

我被老天合放開后溜到一個小戶人家，給那家臨時當了個傻兒子，整整一天不敢出屋。

這一天這幫亡命徒在各家殺豬宰羊，翻箱倒柜，把抱來的東

兩共裝了滿滿的８大車，光我一家就裝了兩大車。整個院子灑滿 了厚厚的一層糧食， 一些牲口都在院子低頭吃糧食。幾口鍋不停 地做飯，做了一頓義一頓，吃了一伙又一伙。

我母親昕說我爺爺被胡子綁去，秧子房設在屯西頭的我八爺家，她悄悄地溜出去看了一下。被綁去的人除我爺爺外，還有崔 國興、崔國義、崔右學、孟憲章（我大姑父）、吳克成和潘大囤子 等７人。他們都盤著腿端端正正地坐在炕上，每人背上都釘有一 塊一尺見方的白布。這白布有兩個用處： …是方一票兒跑掉，在 夜間看得清楚好抓印來；二是防止票兒被兵或響窯的槍打著傷財。 當我母親去的時候，秧子房當家的報字“說理”的，正在用二龍 出須的馬鞭子打我爺爺裸露的胸背部，要金餾子，要大洋，要大 煙土，要全鞍馬。我爺爺說：“這些已經叫他們拿去了。”可是他 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個勁兒地打。我爺爺被打急了，便豁出 去了，破口大罵。我母親邊拭著眼淚，邊向牟老爺的家走去。

這時已夕陽西下，天漸漸地黑下來了。牟老爺是我屯中一位 能說會道很有威望的長者，我母親對他說：“老叔哇，您看見右任 （筆者）了沒有？您能否跟胡子說說叫右任把他爺爺換回來。我爹 年紀大了，又被打成那個樣子……“”牟老爺的眼睛立即就濕潤了， 嗓子也哽咽了，他豎了一下大拇指， 一句話也沒說，打個咳聲就 走了。他來到我在的那家，對我說明我母親的打算，我也一句話 沒說，下地就跟牟老爺到秧子房換我爺爺去了。胡子把我綁上，在 我背后也縫上一尺見方的白布之后就叫我爺爺走了。臨出門的時 候 ，那個秧子房當家的叫說理的說：“老頭！快點準備大項（贖 款）和小項（送禮），不然等著見孫子的‘耳級’（耳朵）吧！” “我寧肯傾家蕩產也不犧牲我孫子一個耳朵啊！”我爺爺的聲音有 些嗚咽了。

這時，外面傳來了“挑”（出發）的一聲號令，接著院內屋內

都亂套了，“一棚，二棚……”（一排，二排……）的喊聲、人吵·２２５·

聲，馬嘶聲響成了一團，其中我聽見有人喊：“秧子的連子在東邊！”我最喜愛騎馬，首先跑到東邊的槽上搶了一匹又高又大的備鞍子的兒馬子，用胡子的黑話來說，就是一匹帶“蓋子”的“騷連子”。我腿短夠不著馬蹬，又被一根繩子拴在鞍蘄子上，沒有整理和說話的工夫，隨著一聲“滑”（走）的口令，我們便蜂擁地擠出大門，向屯子東頭馳去。到了我的家門口，天已經完全黑了，不知為什么都停了下來。這時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邊哭邊喊我，她是我的右權妹妹，舉著一條大人穿的破棉褲對我說；“娘怕你冷，叫你把它套在外面穿著。”有一個好心的胡子幫我套上了這條又大又厚又硬的棉褲，緊接著就拼命地向圍子的東大門外飛奔而去。就在這時候，后邊的追兵來了，槍彈從頭上飛過，幸虧我騎馬的技術高超，無論啥樣的烈馬，一旦被我騎上，只要馬不跌倒，我是不會掉下來的。忽聽“媽呀”一聲，說理“粘管了”（打傷了），飛彈打在他的右外踝上。我們幾個票兒心里十分高興，大伙小聲議論：“他是打那個老爺子打傷天啦。”

那時的兵不是真打胡子，彼此通氣兒，這是追兵為什么早不來晚不來的原因。表面上是他們放槍把胡子攆跑的，胡子也故意扔下幾匹老馬或幾件衣物，兵撿回去就算是他們的戰利品了，以此向上級請功領賞。

我又困又冷又餓，在馬背上一陣陣地打瞌睡。忽聽“撲通”一聲，孟憲章從馬背上摔下來了，我也從夢中驚醒了。他被馬拖得直叫，馬站下了，他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起來。胡子用槍托子打他一下他就媽呀一聲。“用腳踢他的‘血核頭’（腦袋）！”一個胡子叫著。“他八成是‘睡了’（死了）。”另一個胡子用腳踢了他的腦袋一下他仍沒動彈之后說。“是他媽的裝睡（裝死），準是犯大煙癮了，‘扣他’（槍斃他）算了。”又一個胡子說著，同時把大栓一拉推上了頂門子兒。這個聲音可真靈，孟憲章聽到猛地從地上站起來，上馬又跟著跑了起來。

第二天的早展，我們到了一個叫做“二樓”的“不響的卡拉”（無槍沒有抵抗力的屯子）休息了。我們７個票兒一個挨一個盤腿坐在半鋪火炕上，剩下那半鋪炕躺著那個受傷的說理。炕熱，屁股下坐的是濕谷子，褲子涼再加上騎馬鏟破了屁股，所以褲襠里濕轆轆的難受。

說理這家伙可真惡，長著一副兇相，鐵青陰沉的臉上滿是絡腮胡須，年齡不過３０歲，眼大無神，象雙死羊眼，看誰至少也得三五秒鐘目不轉睛。他躺在炕上挨著我們，手中拿著馬鞭子，死

死地盯著我們幾個人，誰一打盹，他猛地就向誰臉上抽一鞭子，說：“好哇！你們都‘條亂了’（困了），‘抻了條’（睡了覺）想逃跑哇，沒門兒！”

中午，我們繼續趕路。雪化了，道路泥濘，道邊仍有未化的殘雪。我騎在馬背上看著這么一大隊胡子，穿紅掛綠，有一個胡子竟穿著我祖父的衣裳，口中哼著一些下流的歌曲和一些不倫不類的小調。

下午，到了一個破爛不堪的瓦房子，幾個胡子在做飯，一些胡子爭著搶東西吃。我的肚子早已餓了，不知是誰用一個破瓦盆子端來了半盆豬食一樣的小魚，小魚煮得一塌糊涂，看不出是個魚的樣子，用手抓燙手。我悄悄地從炕上站起來，試折一下用秫秸做的房椽，可惜那個朽房蓋太陳舊了，用手一捏就成碎末，連一根秫秸的硬皮兒也沒弄著。經我這一動，還紛紛地落下不少的灰塵來。這頓“飯”誰也沒有吃成就又“挑”了。

什么時間“挑”，往什么方向“挑”，這都掌握在一個叫做 “搬垛先生”的手中，他是胡子中的軍師，能掐會算，會推八門， 就是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８個方向。向×個方向“挑”吉利是生 門；向×個方向“挑”不吉利是死門。哪個時辰“挑”吉利，哪 個時辰“挑”不吉利，這個先生說一不二。他報字“太公”，有的 胡子干脆稱他為師爺。他在胡子中除了大當家的（也叫“大柜”

的）“為民”、二當家的（也叫“二下手”或“二柜”的）“天償”外，就是第三號人物了。第四號是“大餉員”，顧名思義，他是管大餉的，是分贓的會計，他叫“打東洋”。第五號人物就是前面提過的叫“說理”的那個“秧子房”當家的。第六號是“水香”，管“了水”的，“水”指敵人（兵），“香”指燒香的時間，由“水香”負貴分配站崗放哨，他報字“壓五營”。第七號人物是“炮頭”，報字“打得狠”，是前打后別的“管亮者”（神槍手）。第八號人物“總催”，是管督促檢查的，報字“交得寬”。

據說，有些“耍清錢”的綹子里的規矩很嚴，在對鰥寡孤獨、婚喪嫁娶、殘廢人、老人、病人、給病人抓藥的人等，不搶不奪，統稱為“七不搶八不奪”，不許無故殺人放火，不許“壓裂子”（奸淫婦女），搶來的財物歸“公”等等。我呆的這個綹子，我看不是“耍清錢”的，也不是“要混錢”的，可以說是不清不混介于二者之間吧，因為最后這３條紀律還是嚴格遵守的。這些都是由總催監督檢查的。以上提到的這八號人物就是綁我這個綹子的“四梁八柱”。此外，還有“馬號”（管馬的），“聯絡員”（通訊的），“小崽子”（也叫馬拉子）等。

一天，這個大綹子到了安廣縣境內的一個破爛大屯子住下了。我們的秧子房設在屯子中央的一個破大院內的東外屋，東里屋住的是大柜和二柜。這天來了一個“串局的”（從另外的綹子來的胡子），他進院后直奔東里屋，也不說話，有幾個小胡子跟著他。進屋后他點著３根香插在小佛前的米碗上（大柜、二柜一般都在東屋或東里屋，在正北供上他隨身帶的小佛），然后面向大家，兩手抱在一起，在胸前向右一滑動，有些象斜著作個揖，眼睛掃視一下在屋的人，同時回中說聲“泰和”（平安），繼之又說：“西北乾天一塊云，烏鴉落在鳳凰群，不知誰是君來誰是臣？”這時大當家的或“二下手”便走過來自我介紹一番，互致向候，彼此寒喧之后，關起門來再談來訪目的。據說這是久走江湖“耍錢人”的內

行話。是一家人了，才敬如上賓。

同一天我還看見來了兩個要當胡子的小伙。他倆站在約２０米 遠的地方，頭上各頂一個水碗。叫“天償”的“二下手”舉起手 槍，叭叭兩槍，兩個水碗都被打得粉碎，在場的人都贊不絕口夸 他的“管亮”（槍法好）。這兩人就算考試合格錄取了。被錄取后 無槍無馬，跟著綹子“吃溜達”。綹子里有些吃溜達的，步行或坐 在大車上，狐假虎威，每到一處便氣勢洶洶，不分好壞一齊“劃 拉”。其中還有幾個用木制的假手槍外邊包塊紅布來嚇唬人、搶東 西，一旦有機會弄到一枝真槍，那時他就可以從大餉員那里分到 一份贓款了，

自從搶了我們屯子以后，再未攻打或偷襲過任何一個“響窯”，停停走走一直向正北方向流竄，

有一天上午，綹子經過乾安縣的龍泉鎮，走到鎮南側約１００米的大道上，龍泉鎮內向我們開了槍，子彈擦耳邊而過，發出短而急的“吱吱”聲音，有些象雀叫，而不是悠悠的長音。這時炮頭打得狠高喊：“借道走走！”接連高喊幾遍，對方仍然開槍，他一面下命令：“拉開一馬的檔！”（馬與馬之間的距離要空出一匹馬的空隙），一面跑出隊伍奔龍泉鎮，距鎮約５０米處站下來繼續喊話。突然一顆子彈正打中他的帽疙瘩（他戴的是帽頭式的四喜帽子）。這時他馬上轉回馬頭跑進隊伍，口中不住地罵道：“早晚一定踢開這個卡拉（攻擊此響窯），叫他雞犬不留！”大隊便飛馳而過，直奔洮兒河而去。

天氣一天天的暖和起來了，到處可以見到剛剛冒出地皮的小草。我們在洮兒河南岸的一個屯子（屯名忘記了）住了下來，一呆就是３天。我算了一下，已經被綁離家一個月零幾天了。此間從未洗過手臉，兩只小手真象是一雙老爪子。這天，大當家的“為民”笑嘻嘻的來了，他穿一身將校呢的軍服，長得很魁梧，很象個大官兒，幾個小胡子見他進屋，都站了起來，讓他“臺上拐

著”（炕上坐）。他沒說上幾句話就連連夸我什么孝順啦，聰明啦，鼻梁高有福啦等等，最后叫我認他作干佬兒。在屋子里的一些小胡子和幾個票兒都急忙地逼我說：“還不快下地磕頭，你這孩子真傻！”我既不磕頭也不表態，作出十分靦腆的樣子。為民還是很和氣地對我和全屋的人說：“我家也是個大糧戶，為了逃避一場人命宮司，不得不拿出自己家的槍和馬，拉出來走上了這條絕路哇！”他命令一個小胡子給我打一盆水，叫我洗了臉，這也是一種特殊的待遇了。之后他又對我說：“你分給我了。”原來，為民、老天合、八方好３個綹子的大當家的，在這里分贓了，分完了車馬財物之后，又來分我們這些票兒了。我的價格是銀洋１萬元，一個人頂好幾個人的贖價。

從此他們３股土匪便分道揚鑣，各行其道了。我被一個叫“合財”和一個叫“西來順”的兩個小胡子看管著離開了大隊人馬，步行到各處，如小集鎮啦，打魚的網房子啦，活人兒和土匪的家啦等地，走到哪住到哪。這時我已被松了綁，活動也比較自由了，精神也活潑了一些。天氣曖和了，我把棉衣的棉花掏出來當夾衣穿。

從人們談話中，我才知道這些胡子都被招安了。為民任了個東北軍第八支隊炮兵團的一個上尉連長，他的真名就叫徐為民。據說在投降的條件上還與官方議定了我們這些票兒仍必須拿錢來贖，因成為正式軍人后，再綁著個票兒帶著一塊走，實在太不雅觀了。因而，在條件中規定，可以由兩個穿便衣的人帶著票兒，與隊伍保持密切聯系，直至贖出為止。

我們３個人自從離開隊伍，很長一段時間一直住在乾安縣叫作燒鍋熬的小集鎮子的西頭一家小雜貨鋪里。在那個天下大亂的年代里，這個小鎮子無人管理，帶我的這兩個小胡子就成了此地說一不二的太上皇了。他們與常在這里出入的一些既是官兵又是胡子的人胡作非為、任意勒索老百姓，今天要吃“漂洋子”（餃

子）或“翻張子”（油餅），明天又要吃“翹腳子”（小雞）或“江錯兒”（豬肉），后天又要吃“挑龍”（面條），如果有一天給吃了粗糧，這些人張口就罵，舉手就打。他們常說：打粳米罵白面，不打不罵“星星散”（小米飯）。

一天，突然把我扒光了上衣，用繩子綁起，背上橫綁一條大扁擔，兩個上肢伸直被繩子固定在扁擔上，整個身子象個十字架。綁定之后領我從街西頭的住處一直走到街東頭一個小土地廟的附近的一塊空地上。有五六個人手中端著上刺刀的步槍站在我的周圍，好象要槍斃我一樣。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不知為什么忽然對我殺氣騰騰，十分害怕。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他們都在交頭接耳地互相打聽這是在做什么。一個持槍的胡子故意大聲告訴大家：“這個小秧子被我們綁起來兩個多月，家中不來人，不上項（送錢），他在這里吃的又白又胖，比在家都享福，我們是在叫秧子啊。”原來不知從哪里傳來一股謠言說小秧子家來人了，偷偷地看見孩子在這里不遭罪，所以暫時不打算贖了。他們估計我家人現在還沒有走，才突然拉我出來游街示眾叫秧子。家人能看見更好，既或看不見，左傳右傳漸漸地也能傳到我家，這樣就能很快拿錢贖我，小胡子也就可以從中分紅了。

他們當中一個人手持二龍出須的馬鞭子，左右開弓在我前胸后背狠狠地抽打起來，大約打了８０多條鞭花，皮膚馬上條條隆起，各個鞭花處都破裂冒出血水來。打完之后又把我帶回原處，一進屋就把我按倒在地，用剛扒出來的小灰撒在我的傷處，再用腳蹬在我身上，使我在地上來回滾動，叫鞭傷處都滾上了一些小灰，據說這樣就不會毒火攻心了。我被糟踢得不象樣子，放聲大哭起來。

第二天，還是這幾個“胡子兵”（因為他們既是胡子又是兵），進房來也不說話，就把我左耳朵用兩枝筷子夾上了，筷子的上下端用細麻繩勒緊。我知道這是要割我耳朵了，我哭著要求松點綁筷子，那人說：“越緊越好，夾松了割不齊更疼。”正在這時，進

屋一位老者，看樣子有５０多歲，挺精神，幾個胡子兵看見他，都站起或轉過身來說聲“泰和”，向他致意。他一進屋就大聲喊：“不許割耳朵！快給我松開！”接著他又說：“孩子上他姥姥家兩個月不回來他娘還惦念呢，何況叫你們給綁來！聽說這孩子是聽他娘的話換他爺爺來的。我問你們，誰家的媳婦能舍得讓自己的老兒子換回一個年邁的老公公呢？這樣一個孝順的孩子，你們知道將來能出息一個啥樣的人。你們破壞人家的五官，我絕不讓你門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說來也怪，這些人誰也不敢吱聲，乖乖地把我耳朵松開了。他剛剛出屋，那個叫“西來順”的胡子小聲駕道：“這個老東西！早不來，晚不來，他媽的偏偏在這個時候來，算干啥吃的！”可憐我的耳朵一直疼了好兒天。

后來我才知道，這位老者家住離此處不太遠的一個屯子，是大當家的為民的父親。他聽趕集的人回去說在燒鍋熬鎮看見了為民的部下在叫秧子，又聽說他兒子降了軍隊，才從家騎馬特意來這里打聽一下。他是個吃齋念佛的人，看來我的這只耳朵，也應當算是老佛爺給保佑下來的了。

又過了兩天，那個被稱做師爺的搬舵先生來了。他姓張名叫太公，降了個少尉副官。在胡子當中，誰也不說真名實姓，投降以后才一個個地露了出來。平素，兩個胡子談話時，有時就“盤起蔓子來”（問起姓什么），如對方姓張，他就說是“跟頭蔓子”，姓王叫“虎頭蔓子”，姓于叫：“頂水蔓子”，姓陳叫“千金蔓子”，姓劉叫“順水蔓子”，姓孫叫“龍子龍蔓子”等等。兩個人盤來盤去有時竟盤出個“曲曲”（親戚）來，這樣，兩個人由“不碰”（不認識）到成為“曲曲”，在綹子中就格外親切，從此互相間都有了個照應。這位師爺進屋后，笑嘻嘻地交給我他事先寫好了的一封信，叫我照原樣抄下來向家“飄海葉子”（去信）。我用毛筆抄下了他給我家寫的“海葉子”，照樣簽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交給了他。直至今天我還能一字不差地背誦下來：

祖父大人：

膝下敬窠者，萬福重安。孫自被綁以來，家中無人 來看，舍孫于九泉之外，無人可憐，每日三次拷打，痛 苦難堪，周身俱破，坐臥不安，有心尋死，匪把我看。現 在為民綹子已“落點”（駐在）乾安，欲知詳情，請與去 人細談。送停人雇妥，銀洋二十元。見信持款速來。否 則孫命難以保全。

崔右任叩首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三日

大約過了二十幾天，那個送信人回來說：“家里看見小票兒的信都痛哭流涕，家人都說雖然是孩子的筆體，但不是孩子寫的內容，準是照抄的。”這個送信人還對胡子說：“他家中可難了，連給這２０元也是東借西湊的。前些日子家中為抽這小票兒，準備了１５００元埋在糞堆里，又被人盜去了。直到現在因無車馬還沒有送糞，現在已接近芒種，我看今年的地有撂荒的可能。賣房子賣地沒人買，我看見全部都挑袍（蓋衣服）睡覺。他們急的團團轉。”我回家后知道他們的這番話全是真實情況，這也是我母親在這人跟前說了不少好話，還從中打了不少“進步”的結果。

這一個月來，我由被叫秧子、夾耳朵，到給家寫信和聽到送信人回來說的這番話，心中十分悶悶不樂。我想家了，特別是想我的娘了，不知不覺兩行熱淚順著臉頰流下來了。

陰歷五月初的一天，西來順和合財兩個人領著我離開了這個住了很久的燒鍋熬鎮，在天黑前趕到了為民家住下了。他家有個老太太，據說這老太太是徐為民的母親。使我終生不能忘記的是，那個端午節的早晨，當我起床時發現，不知什么時候這位老太太偷愉在我的手腕腳腕和脖子上都系上了五色線繩，并且在我洗臉的盆里還放上了艾蒿，在我吃早飯的時候，還給我煮了５個雞蛋。

后來，八支隊炮兵團和徐為民的這個連，都開防到農安縣城，就這個機會托人把我三哥崔右純也安插在這個軍隊里，在徐為民這個連隊當了個上士文書。之后，又找些能說會道的頭面人物，把徐為民連長請到南門外宋大娘（我嫂嫂的母親）家中，殷勤款待，大擺筵席，又抽大煙，又送金餾子，最后只花了２０００元現款才廉價地把我贖出。等這個軍隊又回到洮兒河附近，徐為民和我哥哥等人從西來順和合財兩名胡子手中把我領出來，我留在哥哥的身旁，騎著馬跟著這個連隊東走西走。最后，家中接到我哥哥的信，派我的孫表叔騎著小毛驢，到我們在洮南縣城內駐防的地方把我領回。我回到家中的那一天是陰歷七月十八日，算起來我在土匪中間整整流浪了１６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