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書壇,王羲之和王獻之父子并稱“二王”,二人奠定了后世行草書的審美范式。作為王羲之第七子,王獻之不局限于父親成熟的書法風格,大膽創新、另辟蹊徑,獨創奔放灑脫的書風,極大豐富了行草書的藝術境界,成為書法史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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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之傳世佳作眾多,小楷《玉版十三行》規整精妙,行草《鴨頭丸帖》灑脫靈動,皆是傳世經典。而在他的諸多作品中,《中秋帖》最為特殊。這幅僅二十二字的墨寶,被乾隆帝奉為稀世神品,位列“三希堂”至寶,千余年來備受推崇,卻也始終深陷真偽爭議,流傳歷程更是跌宕傳奇。
傳世至寶:二十二字盡顯一筆書風骨
《中秋帖》為紙本手卷,縱27厘米、橫11.9厘米,現完整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帖傳為王獻之所書,全篇僅三行、二十二字,釋文為:“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作品無作者落款,卻傳承有序、印記清晰。
卷首有乾隆帝親題“至寶”二字,右上角題簽標注“晉王獻之中秋帖”。卷后留存明代董其昌、項元汴及清代乾隆帝的題跋,還配有乾隆帝與畫師丁觀鵬的書畫小品。同時,卷軸前后及隔水位置,布滿宋、明、清歷代宮廷與名家的鑒藏印章,清晰印證了它千余年的流傳軌跡,是流傳脈絡極為清晰的古代書法珍品。
從書法藝術角度來看,《中秋帖》最絕妙的特色,就是一氣貫通的“一筆書”筆法,也是王獻之草書風格的典型代表。全篇字數雖少,卻字字相連、氣勢連綿,筆勢奔放不羈。開篇“中秋不復不得”六字一筆寫就,筆墨橫掃舒展,線條翻轉勾連、錯落有致,繁而不亂、疏密得當。
書寫中段,“相”字稍作收筆停頓,節奏放緩,隨后筆鋒再起、跌宕回旋,直至全篇收尾,氣韻絲毫未斷。整幅作品字形大小交錯、正斜相生,行草筆法相融,字距緊湊卻行氣流暢,連斷之間韻味十足,盡顯雄渾開闊的氣象。
清代書法理論家包世臣曾精準點評《中秋帖》筆法:“如火箸劃灰,不見起止”,同時其轉折之處暗藏起伏頓挫,每一處線條都兼具點畫的質感。不同于傳統草書一味求快、只求流暢,王獻之在這幅作品中,將楷書筆法融入草書創作,圓轉線條中暗藏頓挫換筆的細節,既保留了草書的靈動飄逸,又兼具楷書的端莊穩重,實現了妍美與莊重的完美平衡。
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提及的“一筆而成,脈連不斷,隔行通氣”的草書至高境界,在《中秋帖》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千年爭議:傳世墨寶實為米芾臨本
自明清以來,《中秋帖》的真偽爭議從未停歇,歷代書畫名家各執一詞,千百年來眾說紛紜。
明代書畫大家董其昌堅信,《中秋帖》是王獻之《十二月帖》的真跡;而同時代的收藏家張丑則提出不同觀點,認為此帖只是唐代臨摹之作。到了清代,收藏家吳升在《大觀錄》中明確判定,《中秋帖》筆墨豐潤飽滿、風格豐腴,并非晉代真跡,大概率是宋代臨摹作品。這一觀點,也與現代書畫鑒定學界的主流結論高度契合。
經過后世考證,《中秋帖》的文字內容,摘錄自《寶晉齋法帖》收錄的王獻之《十二月割帖》,是原帖的節選片段。原版《十二月割帖》在“中秋”二字之前,還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中秋帖》并未收錄完整內容。
北宋書法家米芾曾在《書史》中盛贊自己收藏的《十二月帖》真跡,稱其“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有趣的是,這段用來夸贊真跡的評語,用來形容如今的《中秋帖》也恰到好處,這也成為后世質疑其真偽的線索之一。
而材質與工具的考證,更是給出了決定性證據。經文博專家檢測,《中秋帖》所用竹料紙,東晉時期尚未出現,直至北宋才得以普及使用,與王獻之所處時代完全不符。
除此之外,從筆墨細節能夠看出,書寫此帖所用的是質地柔軟的無心筆。但晉代主流毛筆為有心硬筆,吸水性弱、筆觸受限,很難寫出《中秋帖》這般豐潤圓熟、線條連貫、氣韻飽滿的筆墨效果。
當代書畫鑒定泰斗徐邦達最終定論:《中秋帖》并非王獻之真跡,而是北宋米芾的節臨本。對照《寶晉齋法帖》中的原帖石刻便能發現,此帖不僅語句有所殘缺、文意不通,筆法也帶有宋代成熟書風的特征,是米芾臨摹《十二月割帖》的片段作品。
盡管并非晉代真跡,但絲毫不會削弱《中秋帖的藝術價值。米芾精準復刻了王獻之“一筆書”的核心氣韻,同時融入自身“八面出鋒、痛快淋漓”的書法特色,是宋代臨摹晉代書法的巔峰范本,兼具極高的藝術價值與書法史料價值。
跌宕流傳:漂泊半生終歸故宮
《中秋帖》的流傳經歷,堪稱一段曲折傳奇,見證了近代文物保護的風雨歷程。
這幅名帖最初藏于宋代宣和、紹興內府,深受皇室珍視。明末流出宮廷,被嘉興著名收藏家項元汴收藏。清代再度入宮,成為乾隆帝的摯愛珍藏。乾隆帝將《中秋帖》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珣《伯遠帖》一同珍藏于養心殿西暖閣,定名“三希堂”,視其三件為天下至寶。
乾隆帝曾特意題跋稱贊,宮中所藏王獻之墨跡多為唐代摹本,唯有《中秋帖》二十二字神采如初,是難得的稀世真跡。乾隆十二年,《中秋帖》被摹刻入《三希堂法帖》,正式定格為傳世經典法帖。
清朝覆滅后,大量宮廷文物流散民間,《中秋帖》與《伯遠帖》也一同流出故宮,輾轉漂泊。民國年間,二帖被收藏家郭葆昌收藏,后傳至其子郭昭俊手中。
1949年,郭昭俊移居香港,因經商失利資金短缺,將《中秋帖》《伯遠帖》抵押于香港匯豐銀行。典當期即將屆滿之際,海外買家意圖重金收購,兩件國寶面臨流失海外的危機。
危急時刻,周恩來總理得知此事,當即下達保護批示。1951年,相關部門耗資35萬港幣,成功購回兩件國寶。漂泊數十年的“二希”終于回歸故土,重新入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徹底結束了顛沛流離的命運。
結語
時至今日,《中秋帖》的作者真偽早已不再是評價其價值的唯一標準。作為跨越千年的書法名跡,它既是宋人復刻晉代書法神韻的絕佳范本,銜接起晉宋書法的傳承脈絡;也承載著米芾獨特的筆墨風骨,展現了宋代書法的至高水準。
千余年歲月里,它從一紙文人尺牘,成為皇室珍藏的稀世瑰寶,又歷經亂世漂泊、終得安穩歸藏,見證了中國書畫收藏的千年變遷,也鐫刻下近代國寶回歸的動人歷史。
如今我們品讀《中秋帖》,不必拘泥于真偽的爭辯。筆墨之間流淌的瀟灑氣韻、連綿貫通的一筆書神韻,以及國寶失而復得的珍貴意義,才是這幅二十二字名帖,留給后世最珍貴的財富。
(撰文/王敏善,一級美術師,多家主流媒體資深撰稿人、文化學者,深耕書畫藝術與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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