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曉：我堅持考三次CUSPEA，只為學到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

1979-1989年間，李政道、吳瑞（Ray Wu）、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和陳省身（Shiing-shen Chern）通過物理、化學、生化、數學四個中美博士生考試與申請項目（China-US PhD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CUS-PhD-EA）選派1700余人赴美攻讀博士，培養了大批頂尖人才。該系列訪談旨在通過展示這些校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對中國乃至全球發展所做出的集體貢獻，彰顯這些項目不僅對中國，也對全球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我是嚴曉，目前是美克生能源的創始人兼首席科學家，另外還是福達儲能數字化研究院的創始院長，這是一個民間非盈利的科研機構。

墨子沙龍：您何時加入了CUSPEA項目，這個項目是否影響您最終選擇納米科技作為畢生的研究方向？

嚴曉：我考CUSPEA考了三次，于82年考上。在參加了CUSPEA以后，我覺得做事情需要做有價值的、有影響力的、又適合我自己的。后來輾轉了好多不同的項目，最后我覺得我目前在做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能夠影響到不僅僅是：科技怎么去服務于產業，也包括能源的轉型。因為我們現在能源轉型涉及到：需要從化石能源到以風、光為主的新能源的轉變。而這些新能源是波動性的，需要儲能，然后我們就正在解決儲能中鋰電池儲能里面的一些安全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問題。

我們在在使用鋰電池的過程當中對它進行數據分析，相當于人戴一個運動手環實時監測健康情況一樣，對每一顆電芯進行分析，有問題及時發現。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僅是對電池、新能源的奠基作用，也對于新能源汽車的可持續發展，還有儲能的可持續發展會有很好的奠基的作用。我認為，假如把儲能數字化問題解決了，就解決了非常多新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墨子沙龍：您認為CUSPEA項目對80年代中國的人才培養有什么影響？

嚴曉：我覺得是這樣，當時我們看到了有這樣的CUSPEA項目，我覺得我必須要參加。我實際上是很奇怪的，為什么我考了三次，因為都沒有想，我覺得我要參加。因為我覺得科技在當時的美國是毫無疑問最為先進的，去美國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科學是怎么發展起來的，怎么去影響技術，對社會產生影響——這個是讓我連續考三次的背后的動力。

墨子沙龍：您認為您在專業領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可以用大眾方便理解的方式介紹一下嗎？

嚴曉：我認為我做的最有影響力的，是一個叫做UL 1974的標準。它是研究電池退出時限的一個檢測標準。現在的電動汽車的電池是在容量衰減到80%退出之后可以梯次利用。在梯次利用的時候從80%開始，再80%，什么時候該讓電池出局，應該有一種清晰的檢測標準。通過檢測來確定不能再使用電池了，如果再用很可能對社會是負面影響，例如燃燒。所以我就提了一個建議：需要一種方法能夠快速地對電池進行檢測，而不能拆開來檢測，通過這個能夠去做出判斷。我提的這個建議被采納了。

墨子沙龍：在您的研究過程中，曾經遇到過的最大挑戰是什么，有沒有一個讓您特別興奮的“頓悟”時刻或關鍵突破？

嚴曉：實際上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電池數度化技術。數度化檢測技術指，提供一串電池的數據之后，自動做分析。這其中最大挑戰就是，并不是需要的數據都能拿得到。所以這也就在我創業之前，我在學校里面就開發了一個叫電池醫生的項目，并且在2017年在工博會上展出。但是，這個項目在當時并不受歡迎，因為一方面當時社會沒這個需求，另外一方面，最關鍵的數據拿不到，沒有數據沒法做分析，就沒法做有效的判斷。所以當時這個是一個很難的地方，后來我的創業搭檔跟我講：這個項目能不能放到云上。我一想，我們當時做了一個電池醫生的樣機的時候就正是一串數據，我們依據數據做了分析。然后只要把數據拿過來，就可以云端做診斷、做分析，所以后來我們創業團隊就創辦了這個項目。通過觀察電池老化，研究電池老化規律，我就發現，電池有某個特征，就可以判斷它有問題。也許這是個頓悟，也是說是洞見。

墨子沙龍：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科學發現都是跨學科融合后帶來的靈感，在您的研究中，跨學科合作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您如何從其他學科汲取靈感？

嚴曉：我舉個例子，比如說鋰電池的應用，它可以在車上，可以在電力的儲能，可以是電動自行車，可以是電動飛機？所以我通過這個創業的這段時間，發現很重要的一點：要做好這個事情，就需要跟各個行業內的人去溝通、理解里面真實的問題在哪里。跨學科也是這樣的，你要解決那個學科的問題，假如自己不在那個學科里面，就要跟那里面的人深度地溝通，然后看怎么能夠產生化學反應，大家一起解決問題。另外一個就是你能不能做對學科的前景預測，這兩個方面實際上有關系。所以我認為應著力解決真實的問題，因為一解決這個問題，很可能對電池儲能的可持續發展有幫助。

墨子沙龍：目前您最希望解開的那個“未解之謎”或前沿問題是什么，為什么這個問題如此吸引您？

嚴曉：我覺得這個前沿問題是所謂的電池儲能的可融資性。什么叫可融資性？可融資性就是銀行投資做儲能時研究與確定：資金否安全，有保障。這需要一套體系、標準的檢測方法，并且在發現問題、識別問題以后，去排查解決問題。這需要一個運維的體系，然后還需要所謂的數字化計量、整個的數字化風險與智慧框架。這里邊包括風險的可視化、可量化、可管理、可預測。這對政府、對企業、對金融機構都有意義。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解決了這個問題，電池的可持續發展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墨子沙龍：未來十年，您最希望推動哪項“理想主義”技術落地，它可能如何改變普通人的生活？

嚴曉：電池的安全問題，假如我在它出事之前一個月能夠識別出來，然后采取措施，能夠把風險排除掉。中國在鋰電池應用領域里面有最多的數據，全世界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數據在中國。假如把這些數據充分地應用起來，能夠應對并解決電池安全問題和生命周期的問題，那是對全人類都會有好處。但數據安全是一個既時髦但也敏感的問題，所以數據不會隨便給你。在很多的安全事故中的事故車輛大部分情況是很快被封閉了，數據不會對外。所以如何能夠跟相關的部門合作，去挖掘這里面的一些信息、形成一些洞見，以及怎么去防范它——我覺得這是我們整個社會都需要做的事情。而這個做好了以后，我們可以服務全社會，我們也可以輸出標準。

墨子沙龍：您對如今的年輕學生和科學家有什么樣的建議？

嚴曉：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解決真實的問題，而不是虛構的問題。什么叫真實的問題而不是虛構的問題？就是說這個問題是社會真實需要的，也許還沒有得到普遍認同，但是你通過跟專家交流能夠發現這個問題。論文里講的問題有時候你要考慮，但不是所有的論文里面講的都是一個真實的問題。所以要圍繞真實問題去找解決方案，跨學科的、跨行業的，這個方法是可以落地、可執行的，而不是理論上的問題——理論上的問題不會產生真實效果。

文字整理：若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