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西語譯本目錄》發布 三國青年作家探討文學的歷史書寫——中國-西班牙-拉美文學交流會在中國作家館成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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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中國作家網

6月20日，“中國－西班牙－拉美文學交流會”在第三十二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中國作家館順利舉辦。活動上，中國作協外聯部、北京塞萬提斯學院聯合發布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西語譯本目錄》和《漢譯西班牙語文學圖書目錄》，來自中國和西語國家的學者、譯者、作家和文學機構負責人共同見證目錄的發布。在隨后舉辦的“生于80年代”作家對話會上，西班牙作家阿羅亞·莫雷諾·杜蘭、智利作家保麗娜·弗洛雷斯、中國文學評論家樊迎春和作家出版社編輯、S碼書房主理人趙超圍繞代際歷史書寫、女性文學創作、AI智能與文學創作等議題展開深度跨文化對話。

“中國－西班牙－拉美文學交流會”現場

《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西語譯本目錄》：一份文明對話的可信參照

文學翻譯是不同文明彼此照見、相互走近的過程。自1917年至今百余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眾多作品被譯為西班牙語，在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古巴等國出版，成為中國與西語國家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長期以來中國文學西語譯介書目缺乏系統梳理的現狀，中國作協外聯部和作家出版社委托編纂團隊以1917年至2026年間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西班牙語譯本為對象，經過采集、比對、著錄與校訂，從6萬條原始記錄逐層篩選，對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兩萬余條翻譯索引，最終整理成《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西語譯本目錄》。該目錄共收錄389條有效書目，其中單行本362條、作品合集27條，涵蓋242位作家、228位譯者、160家海外及國內出版機構。目錄以小說、詩歌為主，兼及散文、戲劇、科幻文學、網絡文學、兒童文學等類型；既包括現代經典作家，也涵蓋當代知名作家以及港澳臺相關作家。

《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西語譯本目錄》 《漢譯西班牙語文學圖書目錄》

北京塞萬提斯學院院長易瑪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西語譯本目錄》與塞萬提斯學院指導發布的《漢譯西班牙語文學圖書目錄》，以姊妹篇的形式呈現百余年來的中西文學交流景觀，意義非凡。

中國作協外聯部副主任鄭磊表示，中國和西語國家文學底蘊深厚，交往源遠流長，該目錄的發布不僅得以慰勞一代代翻譯家和出版人為中西文學互譯工作的辛勤付出，同時在資料保存、服務研究、便利實踐等方面為中國與西語國家的文學界、出版界、翻譯界和文化交流機構提供了一份可信的參照。

中央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書目總編曹軒梓詳細介紹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西語譯本目錄》收錄標準、譯介趨勢、譯者力量等，并呼吁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繼續提供更多書目信息、版本資料和封面線索，持續完善中西文學互譯文獻體系。

中國作協外聯部副主任鄭磊、北京塞萬提斯學院院長易瑪與中央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書目總編曹軒梓（從左至右）共同發布《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西語譯本目錄》和《漢譯西班牙語文學圖書目錄》

“生于80年代”對話：進入歷史的路徑

跨國作家對談單元，聚焦不同國家青年作家如何以文字重構未親歷的宏大歷史。智利作家保麗娜·弗洛雷斯生于1988年，成長于皮諾切特獨裁統治落幕之后，她沒有親歷獨裁，卻用寫作穿越了那段歷史。其處女作短篇集《最后假期》立足父輩記憶，書寫9個童年的故事。作家稱寫下這些故事是“本能性的”，源于自己的身份認同。她談到一種對于歷史的認識——“過去是失敗者的過去，勝利者都是向前看的”，經歷了獨裁時期殘酷的貧困之后，智利社會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有所發展，但當時的宣傳包括很多智利人都提倡拋棄貧窮的出身，“向前看”，智利社會存在“遺忘創傷、追逐發展”的主流氛圍，底層群體深陷出身與階層認同矛盾。這種傾向讓作家感到空虛，她認為“拋棄你的源頭”是一種“不幸福的生活”。所以在小說集中，她寫這一時代大多數人的經歷，反映底層普通人在大時代中的掙扎，以及他們為了戰勝貧困所做的努力。

西班牙作家阿羅亞·莫雷諾·杜蘭1981年出生于馬德里，是西班牙民主轉型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西班牙人。憑借《共產黨員的女兒》斬獲西班牙批評之眼獎，以“后記憶”寫作視角，借家庭微觀命運折射弗朗哥獨裁、歐洲民主轉型等時代變局。她談到，西班牙社會對獨裁歷史表述審慎，家庭、校園普遍回避創傷敘事，代際記憶斷裂問題突出，更年輕一代關于歷史所知的可能越來越少。“歷史不能改變，但我們可以思考和質疑”，杜蘭也認為，寫作是填補歷史空白、向后代傳遞家族記憶的載體，文學中的個體故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宏大歷史的距離感，傳承歷史記憶。

樊迎春系統梳理并比較了中國“70后”“80后”兩代創作者的創作脈絡和鮮明代際差異。她認為“70后”作家作為轉型夾縫一代，率先將日常生活書寫確立為文學表達的正當權利；而“80后”成長于社會穩定、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以微觀日常、個體內心書寫回應歷史和時代，寫出一代人成長中所經歷的精神困惑。

“生于80年代”——中國、西班牙、智利青年作家對話現場（從左至右：趙超、阿羅亞·莫雷諾·杜蘭、保麗娜·弗洛雷斯、樊迎春）

當被問到“女性寫作”是否存在一種獨特的、與男性寫作不同的“進入歷史”的方式時，現場嘉賓認為，女性歷史書寫的視角確實會有所變化，比如革命英雄題材的作品中很少會出現“生育”等情節，但如果女作家寫這類題材，視角會發生變化，有更多關于女性的認知和感受。大家認為，女性作家偏愛日常細節、身體與情感隱喻，以溫和堅韌的敘事完成對歷史的另類對抗，更擅長從“家庭”“小我”去寫歷史，捕捉其中的個體情感與細膩人性；同時也指出性別差異并非創作分野，作家個體經驗、生命體驗的影響遠大于性別標簽，在包括學術寫作在內的很多創作領域中，女性作家也可以對歷史采取“正面強攻”的姿態。

談及AI與寫作的話題，阿羅亞·莫雷諾·杜蘭認為小說是即時性的創作藝術，與創作者當下的情感、認知等息息相關，“而人類是這樣的復雜，我難以想象AI能寫出這樣的作品”。樊迎春以攝影與繪畫的關系類比人機創作關系，認為人類獨有的生命情感、復雜個體經驗仍是文學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不必恐懼技術取代創作。保麗娜·弗洛雷斯對此表示贊同，她引用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在《苦甜愛欲》（Eros the Bittersweet）中的分析表示，“人類的寫作從它誕生之初就是伴隨著痛苦、犧牲和大腦的撕裂而來的。而AI寫作沒有經歷過這種進化，因此它無法真正復制人類由于這種痛苦而爆發出的創作本能。”她也對AI參與文學創作的未來感到好奇，“AI最初出現的時候并不是用來寫詩的……我希望見證新技術的發展，也許新的巴別塔正在建設之中”。

在短視頻盛行、AI能寫詩寫歌、新聞以流量為判斷標準的今天，我們為什么還需要文學？對于一直被討論的文學實用性的問題，阿羅亞·莫雷諾·杜蘭認為，文學不是一種必需品，文學是一種存在方式。“我們身邊有正在發生的歷史，這個時代也有很多難以理解的事情，我寫作是為了理解，它讓我更好地同情和理解別人。”保麗娜·弗洛雷斯更是直言：“文學就是無用的，而無用的東西是美的。”文學就像造夢，把自己頭腦中的一切通過文學表達出來，穿越時間和空間的阻隔，作者與讀者相聯通，“加上文學翻譯，簡直就像個三方游戲”，“這種感覺太棒了”！

本次中國－西班牙－拉美文學交流會由中國作協外聯部、北京塞萬提斯學院、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作家出版社和外文書店共同舉辦，是青年作家跨國交流的一次有益嘗試。主辦方表示，未來將持續搭建常態化交流平臺，推動更多中外青年作家、評論家展開跨文明文學交流，以翻譯與書寫為紐帶，深化中國與西語世界文明互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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