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2. 用里根時代的海軍打贏海上冷戰（約翰·萊曼訪談錄）

本文是“燃燒的島群”第1572篇原創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簡介：阿登的苦林，山東人，喜歡二戰及冷戰軍事，尤其是太平洋戰爭、蘇德戰爭和冷戰武器裝備，曾在“空軍之翼”等網站發表過若干文章。

正文共約8300字，配圖10幅，閱讀需要17分鐘， 2026年6月26日首發。

按：小約翰·萊曼（John F. Lehman Jr.）曾在1981年至1987年間擔任美國海軍部長達六年之久。之前，他曾在美國海軍預備役部隊服役長達二十五年，并擔任過亨利·基辛格的幕僚、維也納裁軍談判代表，以及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副署長。進入21世紀后，萊曼還曾擔任過“9·11”事件調查委員會及國防委員會委員。萊曼擁有圣約瑟夫大學理學學士學位、劍橋大學文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并著有《世界海軍：制海權》《海洋冒險:贏得海上冷戰》等多部著作。本文編譯自德米特里·菲利波夫（Dmitry Filipoff）對約翰·萊曼的訪談，編譯本文并不表示贊同原作者觀點或證實文章內容，僅供讀者參考。配圖有改動。

圖1.還是一名海軍預備役中校的約翰·萊曼在弗吉尼亞州奧申納（Oceana）海軍航空站完成常規訓練周的訓練后，站在攻擊機座艙旁的留影，可見其大半個身子已進入座艙問：您擔任海軍部長的任期是以里根總統的新國家安全戰略為指導的。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海軍是如何將這一新戰略付諸實施的？

答：里根總統在海軍戰略和政策上的態度十分明確。在他當選前八個月，他就曾宣稱：“我們必須保持海軍優勢。我們是一個在海外擁有重大利益和責任的國家，我們的海軍必須始終領先蘇聯的擴軍步伐。這意味著要讓軍艦投入服役并發展科技，使美國在未來幾十年里能夠繼續掌控海洋?！彼麍孕?，必須以強者的姿態與蘇聯對抗并進行談判——這種姿態既要建立在擁有充足且合適的軍事力量的基礎上，也要建立在必要時運用這些力量的意志和能力上。美國海軍為他提供了這一戰略，他完全認同“600艘艦艇”的海軍建設目標，包括15個航母戰斗群和100艘攻擊型核潛艇；同時他也認同“海上戰略”（The Maritime Strategy）的核心原則：在海上及從海上發起進攻性、前沿性、全球性作戰，以此作為一種進攻性的前沿聯合與盟國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在這方面，他得到了國防部長卡普·溫伯格（Cap Weinberger）、時任海軍部長的我，以及歷任海軍作戰部長的全力支持。在這些基本原則上，我們之間毫無分歧。

“海上戰略”的實施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展開：加快海軍艦艇的建造與部署計劃；制定并頒布相應的作戰理念與戰術；在紐波特市的海軍戰爭學院及其他機構對這些理念與戰術進行推演；以及最為關鍵且核心的一點，即自1981年里根總統就職之日起，就在前沿及世界各地的海上對這一戰略進行展示、演練和分析，這既包括對前沿演習計劃的全面調整，也包括對全球范圍內現實危機的日常應對。1987年，當美國政府發布其首份正式的國家安全戰略公開聲明時，實現并維持海上優勢已被確立為其核心理念之一。

圖2.冷戰時期美國海軍名場面：編隊航行的“企業”號核動力航空母艦、“長灘”號核動力導彈巡洋艦和“班布里奇”號核動力導彈巡洋艦問：蘇聯是如何回應這一新的海上戰略的？該戰略對蘇聯的軍事行動和外交政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答：蘇聯人對這一新戰略驚愕不已。起初，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于是采取了以牙還牙的策略：無論我們在他們周邊海域何處現身，他們都會接連不斷地派出艦隊和機群向我們發起“攻擊”，因為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把我們所在的那片海域視作俄國人的后院，并將其作為進一步擴張的關鍵跳板。對此，我們早有準備，甚至樂見其成，我們將來襲的蘇聯艦機當作“陪練”，以此完善自身的戰術，并向蘇聯人傳達這樣一個理念：他們在全球海洋上隨意航行的日子已經是過去式了。當然，蘇聯人也在加速推進他們的造艦計劃，讓造船工業全速運轉，可這一過程反倒助長了蘇聯經濟的崩潰。后來，當蘇聯人發現我們毫不退讓時，便開始收縮防線、收斂鋒芒，采取守勢。這當然正是我們所期望的，因為這緩解了此前蘇聯方面對挪威、日本及其他前沿盟國，以及在歐洲和亞洲與蘇軍對峙的美軍和美國盟友所承受的壓力。蘇聯人尤其對美國海軍指揮官在海上掩護和欺騙行動中展現出的高超能力感到震驚。要擊沉一艘軍艦，首先得找到它，而我們的指揮官們徹夜不眠，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地在海上虛張聲勢、設下陷阱、隱蔽和掩護部隊，使其難以被發現。蘇聯人還公開且高調地抨擊我們的“海上戰略”。《消息報》用夸張的筆調寫道，這一戰略“極其可憎，簡直難以想象還有比這更糟糕的了”。

當然，蘇聯人也有自己的反制手段，那就是利用安插在美國的間諜，包括水兵和政府文職人員，讓他們成袋成袋地將我們的計劃和命令遞送給他們，而他們則盡可能地利用這些貪婪之徒。最后，蘇聯人發起了一場大規模宣傳攻勢，呼吁采取一系列海軍軍備控制措施。對這一點，我們原本并未做好充分準備，因為那些軍控措施幾乎不會影響蘇聯人自身的能力，卻會讓我們徹底癱瘓。所幸，不僅是美國海軍，整個美國都挺身應對了這一挑戰，識破了蘇聯人提案的本質——那不過是在削弱并限制我方關鍵海軍能力的同時，為他們自己爭取亟需的保護，并使我們在海上面對蘇聯的挑戰時變得脆弱不堪。在20世紀80年代快要結束時，蘇聯人開始關閉在非洲及其他遠離蘇聯本土的前沿作戰基地和設施，并開始報廢那些早已超過服役年限卻仍保留在艦隊名冊中的艦艇。但直到蘇聯解體前，蘇聯人始終在向海洋中下水大量裝備精良的新銳艦艇，這一挑戰讓我們不得不保持警惕，直至那個國家不復存在。

圖3.1988年2月12日，蘇聯海軍“克里瓦克”級反潛護衛艦“忘我”號在黑海撞擊美國海軍“提康德羅加”級宙斯盾巡洋艦“約克城”號，該事件發生在蘇聯領海內問：美國的海上優勢如何促成了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

答：在促成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的過程中，美國的海上優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海軍確保蘇聯的前沿兵力，如駐扎在古巴、非洲和印度洋的部隊在爆發戰爭時無法投入戰斗，而我們自己龐大的前沿部隊和盟軍則始終能夠投入戰斗，并從北美獲得增援和補給。海上優勢意味著我們可以從各個方向威脅蘇聯，無論是同時還是分階段進行；我們可以靈活地調集兵力，在挪威海、北冰洋、東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對蘇聯發起進攻，從而迫使蘇聯人必須集中兵力保衛本土并將防御部隊集中在本土附近，從而無法進入廣闊的海洋來威脅我們的海岸。美國的制海權意味著，如果美國總統作出決定，那么蘇聯的彈道導彈戰略核潛艇部隊，即被蘇聯軍事理論視為必要的后備核戰略力量的那支兵力將無法在戰爭爆發之初幸存。最后，美國的海上優勢也意味著蘇聯人永遠趕不上我們，無論他們造多少新式艦艇或收買多少間諜，我們都將始終力求領先于他們并且一定能做到。正如1989年在馬耳他近海的蘇聯游輪“高爾基”號上，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對布什總統所說的那樣：“我們被你們的海軍包圍了?！?/p>

問：您的大作《海洋冒險:贏得海上冷戰》（Oceans Ventured: Winning the Cold War at Sea）的書名源自一次重要演習，且全書內容主要圍繞演習展開。為何要如此側重演習？這些演習對美國海軍乃至國家安全整體而言為何具有重要價值？

答：新的“海上戰略”包含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舉措，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前沿海上演習。與其他演習一樣，這些演習有一系列至關重要且值得追求的目標：訓練、測試、試驗、演練、磨礪。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演習，尤其是最早期的演習，比如在挪威海舉行的“海洋冒險81”演習以及在北太平洋開展的初期配套演習旨在向蘇聯人發出最強有力的信號，并且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里根競選總統期間的口號“以實力求和平”如今已成為美國堅定不移的政策，而非用完即拋棄的競選口號。這些演習同時也向挪威等我們的北約盟友、日本、韓國及其他國家傳遞了一個信號，即美國將再次與他們站在一起。我們確實做到了。另外，這些演習還向那些來自敗選的民主黨陣營以及更傾向于地面作戰的美國和盟軍總部里的反對者發出了信號，敦促他們加入我們，因為里根總統及其任命的那些志同道合的官員是認真的，并且掌握著大局。

圖4.前景為西班牙海軍“戴達羅”號輕型航空母艦（PA-01，原美國海軍“獨立”級輕型航母“卡伯特”號）；背景中為參加“海洋冒險81”演習的“巴利阿里”號護衛艦（F-71）

不過，盡管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內，關于“海上戰略”及其影響的論述已有很多，但人們對那些演習卻鮮有關注。實干家們出海執行任務，而文人則負責撰寫文章；即便這些文人中也有實干家，他們也總是低估演習的作用，轉而看重對秘密情報或兵棋推演作用的學術剖析，或者是對文件演變歷程的闡釋，抑或是對構成“海上戰略”這一“完美風暴”的諸多其他要素的探討。我寫這本書是想為這一重要卻失衡的文獻體系——參見書中的參考文獻——注入些許平衡，同時也是向那些在北冰洋、巴倫支海、挪威海、地中海、鄂霍茨克海、日本海及其他海域籌劃并開展這些演習的勇敢而聰慧的海軍人員致敬，要知道，其中許多行動是冒著惡劣天氣進行的。

問：正如您在書中所述，這些演習往往由那些以狡黠著稱的指揮官主導和設計，例如漢克·穆斯?。℉ank Mustin）海軍中將和埃斯·萊昂斯（Ace Lyons）海軍上將。像他們這樣的杰出的戰役戰術創新者，其獨特之處何在？

答：美國海軍確實很幸運，其隊伍中不乏大量“實戰派人士”，這些水兵、飛行員和戰術專家熱衷于出海，并樂于讓軍艦、戰機及其船員接受實戰考驗。正如我的老導師朱姆沃爾特上將常說的那樣，對他們而言，這正是“樂趣與激情的極致體現”。在海軍中要找到這樣的人并不難，因為大家對誰是“老海狗”和“好手”都心知肚明。但要將他們安置在能充分發揮才能的高級作戰崗位上卻不容易，海軍部長必須參與的一項最重要工作，就是發現這些中流砥柱，并確保他們被派往能最大限度發揮作用的要職。我在擔任海軍部長期間，在這方面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我相信我的大多數選擇都取得了良好效果。蘇聯方面也是如此，你可以參見我在書中寫的那樁軼事：冷戰后俄羅斯海軍將領們擠在窗邊，只為在會議上看一眼埃斯·萊昂斯。

圖5.埃斯·萊昂斯上將，曾任美國海軍作戰部副部長、太平洋艦隊司令

說到埃斯，他還闡明過另一個重要觀點：海軍中許多技術最嫻熟的操作人員，往往也是在海軍戰略、政策和全球艦隊作戰方面受過最高教育、經驗最豐富的人員。同樣，關鍵在于盡早發現這些人才，并通過交替安排海勤和岸勤，以及讓他們在規劃和政策制定崗位上多多任職來培養他們，以便他們在晉升至高級別將官時，其經驗能夠具備必要的廣度和深度。在大海上，埃斯是著名的艦船指揮官和欺騙戰術專家，但在晉升為將官之前（順便提一句，那是在我入伍之前很久的時候），他還曾在OP-06（美國海軍作戰部中負責核動力推進與武器系統的部門，即如今的N3/N5）任職四次，并先后在海軍戰爭學院和國家戰爭學院進修過。所有這些經歷，加上他的進取心、智慧和想象力，使他成了一位令人敬畏的海軍領導者。

你提到的另一位著名海軍領導者漢克·穆斯汀也有類似的特殊背景，包括在海軍研究生院和海軍戰爭學院的學習經歷、在越南內河里的作戰經歷，以及在海軍作戰部多次負責水面戰規劃，并參與制定了海軍作戰部長朱姆沃爾特上將提出的“六十天項目”（Project Sixty，這是朱姆沃爾特就任海軍作戰部長后，在60天內快速制定的一份艦隊現代化藍圖，也是后來的“海上戰略”的前身）。因此，美國海軍擁有這樣的將領：他們具備正確的教育背景、豐富的經驗、進取的心態和想象力?，F在就看最高領導層能否明智地規劃他們的職業發展，并迅速將他們提拔到最具挑戰性的高層職位上，即使這意味著要打破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慣例，比如千篇一律的晉升模式和“輪流上任”的傳統。

圖6.漢克·穆斯汀中將，他是一位職業水面作戰軍官和艦隊指揮官，曾主持開發過眾多構成美國海軍艦隊核心的艦船和制導武器系統問：閣下曾描述過一種“良性循環”，它使戰略始終保持與時俱進并不斷演進。正如您在書中所寫的，這個循環由艦隊演習構成，這些演習為戰略研究小組、海軍分析中心、海軍戰爭學院等關鍵機構的工作提供依據，而這些機構的研究成果又反過來指導新的艦隊演習。請談談這個“良性循環”是如何運作的。

答：這個“良性循環”的作用體現在多個方面，而且都至關重要。首先是正式的聯系機制。例如，海軍作戰部第603處（OP-603）那些受過良好教育且經驗豐富的戰略人士起草了《海上戰略》簡報，海軍作戰部和部長們每年都會以此作為啟動《海軍計劃與預算》制定周期的依據。許多OP-603的軍官都曾就讀于海軍戰爭學院或接受過類似的民間教育，這些經歷使他們掌握了海軍戰略的原則。這些專家還會向海軍作戰部長和我本人、戰略研究小組以及紐波特市海軍戰爭學院的教授們，以及眾多其他人士——比如其他軍種、國會山和國外的代表——簡要匯報他們的研究成果。他們在進行簡報的同時也積極傾聽，并將汲取的新見解帶回，用于更新和完善簡報內容。同時，我負責提供海軍轉向更具進攻性態勢所急需的關鍵政治指導，我的幕僚則確保我的演講及其他政策文件能傳達到OP-603、戰略研究小組及其他相關部門，從而引導并影響日益發展的戰略規劃及“600艘艦艇海軍”計劃。經過兩年的這種迭代，那些不斷修改、不斷完善的幻燈片演示文稿才得以轉化為正式文件，不過最終還是完成了。得益于所有這些投入，這些文件最終產生了非凡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戰略研究小組利用其自主權和高層接觸渠道，對戰略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擴展，探索了各種變體和替代方案，并將這些成果提交給我和各軍種參謀長，其中一些內容隨后被納入下一版戰略簡報。在隨艦出海的海軍分析中心的運籌分析員的支持下，艦隊指揮官們在五角大樓和國會山就受戰略影響的演習進行了詳細匯報。由此，項目規劃人員和預算制定者得以了解關于戰略以及他們負責的項目的第一手資料，比如在海上對抗蘇聯的“逆火”式轟炸機編隊和潛艇時的情況，并了解需要調整之處。同時，海軍戰爭學院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全球戰爭推演，以檢驗戰略的各個要素。參與者包括戰略研究小組的工作人員和研究員、國會山工作人員、OP-603的戰略人士、海軍戰爭學院和海軍研究生院的教授、聯合司令部代表，當然還有各艦隊人員及其他人員。他們會把從演習中獲得的見解帶回各自的指揮部、辦公室和課堂，并向演習組織者提出建議，給出來年可以改進或調整的地方，同時也向OP-603提出建議以修訂基本教義。貫穿始終的是來自海軍情報人員和海軍分析中心的意見，這些意見為戰略理念和媒體注入了重要且反直覺的“紅方視角”，并使該戰略能在不同保密級別上得到進一步發展。

圖7.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進行兵棋推演的場景

此外，“海上戰略”也得益于美國海軍的輪換政策，前提是該政策得到明智的運用。戰略構想者與實踐者之間會定期互換崗位，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埃斯·萊昂斯上將從負責“海洋冒險”及其他“海上戰略”系列演習，轉入OP-06任職（負責更新戰略簡報和文件），隨后調往太平洋艦隊，在堪察加半島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海域，通過富有創意地運用煥發新生并實施前沿作戰的第三艦隊，將自己學到的知識付諸實踐。漢克·穆斯汀中將同樣經歷了類似的職業軌跡：他先是以大西洋第二艦隊司令兼大西洋戰略作戰司令部司令的身份（他因此被稱為“峽灣中的穆斯汀”）主持了富有創意的演習，隨后調入OP-06任職。此類經歷不僅限于高級將領，比如拉里·西奎斯特（Larry Seaquist）上校就先是從戰略研究小組調任OP-603戰略處，隨后在海上指揮“衣阿華”號戰列艦參加“海上戰略”演習，之后又在聯合參謀部和國防部長辦公室擔任戰略參謀職務；美國海軍中杰出的北約專家之一的雷·康拉德（Ray Conrad）中校從OP-603調任驅逐艦艦長，他在嚴寒的北太平洋演習中做到了“說到做到”，隨后調往北約總部，在那里向一代盟軍軍官和文職人員灌輸了“海上戰略”的原則；彼得·斯沃茨（Peter Swartz）也加入了康拉德中校的團隊，此前兩人曾在OP-603共事過，在后來的海灣戰爭期間，斯沃茨被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將軍選中，擔任特別助理。

事情就是這樣一步步發展下去的。到20世紀末，海軍高層以及五角大樓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幕僚中已經滿是那些曾以各種身份參與制定和實施“海上戰略”的軍官們，他們同時也擔任下一代軍官的導師。

圖8.冷戰年代的“衣阿華”級戰列艦問：1980年時的美國海軍在許多方面仍深受“越戰后遺癥”的困擾，必須從側重力量投送轉向針對大國競爭對手的奪取制海權，同時仍需保持全頻譜作戰能力。如今美國海軍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那么，當年美國海軍是如何調整思維方式和提升戰斗力，以應對這一挑戰的？

答：嗯，就20世紀80年代而言，這種說法并不完全準確，盡管它確實符合海軍作戰部長朱姆沃爾特上將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觀點。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面臨的挑戰是，必須同時加強和提升制海與力量投送能力，此外還包括戰略威懾、戰略海運及前沿存在等能力。我們需要更多的航母和攻擊機，更多且更先進的兩棲艦艇和登陸艇，更多能在冰層下活動的攻擊型潛艇，以及更多海上預置補給艦和海運艦船，以便將陸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運送到所需地點。此外，我們還需要迅速將“戰斧”式巡航導彈、“宙斯盾”巡洋艦、垂直發射系統（VLS）以及全新系列的彈道導彈戰略核潛艇引入艦隊。這一切我們必須全部做到，因為我們面對的是武裝到牙齒的超級大國蘇聯，而且這個對手的軍隊在全球范圍內部署——不僅是他們的海軍，還有陸軍、空軍，以及蘇聯的盟友和衛星國。

圖9.冷戰期間的美國海軍航母艦載機編隊

為了重塑美國海軍的思維方式和戰斗力，我們需要做到以下三點：

首先，制定并頒布一項全球性、前瞻性且具有進攻精神的海洋戰略，明確我們需要做什么、如何做以及在哪里做，并持續進行理念重構、演習演練、模擬推演、分析評估、討論探討和優化改進。

其次，確立“600艘艦艇計劃”的資金保障目標，其中包括15個航母戰斗群、4個戰列艦水面戰斗群（SAG）、100艘攻擊型核潛艇，足以維系一支海軍陸戰隊兩棲艦隊和一個海軍陸戰隊兩棲旅的兩棲運輸能力，以及裝備“戰斧”式巡航導彈和“宙斯盾”武器系統的巡洋艦。

最后，開展一項強有力的行動以推動并保持成本控制，包括將問責制和決策權交還給軍官而非官僚機構、采用固定價格合同、促進競爭、執行合同紀律、使用通用子系統、通過分階段升級實現技術創新、終止低效的研發項目、控制過度設計和設計變更，以及削減官僚層級。

問：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個海洋強國。中國在數千年間一直專注于發展大陸實力，直到最近才開始認真將發展海洋實力作為其崛起的核心組成部分。俄羅斯的海洋實力已不復蘇聯時期的輝煌。關于海洋實力對大國的價值以及大國之間的競爭，歷史能告訴我們什么？

答：沒有海權，一個國家便稱不上是大國；沒有海權優勢，一個大國便稱不上是超級大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或者說實際上整個世界都因我們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而獲益匪淺。這一局面至今仍在延續。如果讓我們的超級大國地位滑落，那么無論對美國自身還是對其他盟國而言，都將是一場空前絕后的悲劇。然而，維持超級大國地位的核心在于海上優勢。正是美國的海上優勢，保障了全球貿易的航行自由，將我們與盟國及世界各地的無數利益聯系在一起，并使我們能夠在和平與戰爭時期，將海洋作為決定性的全球活動空間而加以利用。

在我擔任里根政府海軍部長的六年時間里，美國每年用于國防的開支幾乎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這一投入比例為我們贏得冷戰立下了汗馬功勞。而如今，我們的國防開支僅略高于GDP的3%。鑒于前國防部長馬蒂斯在發布的《國家防務戰略》中列舉的諸多挑戰，如果美國民眾及其代表不愿作出更深層次的財政承諾以維持我們的海上優勢，從而保持美國作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超級大國的地位，那么很難想象，我們在未來該如何繼續應對那些挑戰。這是為了我們自身和世界而必須做且應當做的事。作為地球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我們完全有能力承擔。美國能夠也應當做到這一點。

圖10.冷戰時期的美國海軍航母戰斗群

此外，這種海上優勢必須在全球范圍內以及前沿地區得到運用。納爾遜是在埃及和西班牙海域擊敗拿破侖的，而不是在英格蘭海域。約翰·保羅·瓊斯是在約克郡海域擊退英國人的，而不是在紐約海域。在太平洋戰爭最早期、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們曾從海軍航母上起飛陸軍的轟炸機，轟炸了東京。我們在科拉半島、堪察加半島、日本海西部、地中海東部以及北極冰層下贏得了冷戰，而不是在圣迭戈或諾?？恕３壌髧暮Ｉ蟽瀯菀笪覀冊凇拔ｋU海域”開展前沿行動。因此，我們必須配備人員并讓人員接受訓練且擁有裝備，以便在全球范圍內及前沿地區戰斗并取得勝利。

問：您還有什么想在最后分享的感想嗎？

答：我是在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完成我的著作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那些為了讓我們擁有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付出巨大犧牲的人們。水兵、海軍陸戰隊員、陸軍士兵、空軍飛行員、海岸警衛隊員，以及政府文職人員和承包商，都曾獻出生命來維護美國的強大、自由與繁榮，其中就包括一些在我書中所描述的演習和行動中犧牲的人。他們對我們打贏冷戰至關重要，我們絕不能忘記他們。

- 全文完，敬請期待下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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