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文化界又一座“生祠”拔地而起，這次是金耀基

當今作家學者，一大愛好就是建生祠，而且本人還要親臨現場拱手慶賀，莫名喜感。昨晚無事刷手機，就發現金耀基老先生也在老家浙江天臺搞了一個“金耀基學術館”，92歲高齡的他老人家自然也還是顫巍巍讓人扶著“蒞臨指導”，拄拐斜著半身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講話。我看下來的體會，坦白說也不是“感動”，而是滑稽，還有那么一點悲涼感。我是沒想到，以金先生這樣博雅通達明睿之人，喝了一輩子洋墨水，可以將“面、恥與中國人行為”分析到鞭辟入里，真正已把韋伯海德堡吃透的學界頂流高人，老來照樣是“此番未能免俗”。

本來，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觀念，以人名命名的“館”，“學術館”也好，“美術館”也罷，“文學館”也一個樣，都是紀念性質，即一個人文化成果足夠偉大，成就得到了世所公認，去世后得以“立祠而祭祀之”，過去如韓愈柳宗元，以及簡.奧斯汀紀念中心、狄更斯博物館、弗洛伊德紀念館都是如此，中西概莫能外，但確實沒有活人能搞“生祠”的，咱魏老師不信邪就鬧成了千古笑話。更高級的人物，那種成就卓著的，德望非凡的，則是最高官方正式“認證”：吾國是死后牌位入祀文廟（孔廟），有資格分享供奉孔圣人的“冷豬肉”，明清文人嫉妒者開玩笑為“吃冷豬肉”或“配享冷豬肉”，這是一種身后至高榮譽的象征性說法 ，所以當代歷史學家范文瀾說中國文化人應該有“二冷”精神，“一冷坐冷板凳，二冷吃冷豬頭肉”，意謂生前應甘于寂寞、潛心耕耘，最終死后獲得認可；西方是有羅馬萬神殿、國家先賢祠等等，無一例外入駐者都是安息之人，譬如前幾天已去世70年的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得到追封入祀巴黎“先賢祠”，是轟動國際學術界的大事。成就足夠大，值得永久紀念，死后給建館，以垂范后世，算是“國際慣例”，但活人肯定不敢這么搞，因為大家還要臉。這樣的無聊事，胡為乎來哉，而且還要親臨致辭剪彩，整得像自己給自己哭靈。

可現如今的本土文化界大佬，似乎都塊人均一座“生祠”了。學者是“學術館”，作家是“文學館”，書畫行當則是“藝術館”或“美術館”，形形色色我都沒有統計過，估摸目前得有幾百座，有能力者還一人得有好幾座。比如敝人“鄉賢”饒宗頤，是極有名的學者，在老家潮州有“饒宗頤學術館”，在曾供職單位港大也有一個“饒宗頤學術館”，在廣州有“饒宗頤學術藝術館”，后面九龍青山道又搞了一個“饒宗頤文化館，生前起碼就有“館”四座；再比如作家賈平凹，也有自己的“館”四五座，西安市臨潼區有“賈平凹文學藝術博物館”，其本科畢業“母校”西北大學有“賈平凹文學館”，連其女前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學也建了一座“賈平凹文學藝術館”，甚至其出生地商洛丹鳳縣棣花鎮也已經掛牌上了“?賈平凹故居”，不知道的還以為老當益壯一年一部長篇在出的賈老師咋了呢；再比如身份“混合型”，又是作家又是學者又曾在廟堂的王蒙,現今名下應該也有三座館，四川文化藝術學院的“王蒙文學藝術館”、中國海洋大學的“王蒙文學館”、新疆伊寧的“王蒙文學數字體驗館”。可以說，生前建館，已經是本土文化名流最熱衷之事，甚至衍為潮流，彌望皆是，蔚為大觀。

國外固然也有這樣文化人的“館”，比如勃朗特姐妹博物館、遠藤周作文學館、夏目漱石文學館、漢學家“諸橋轍次記念館”之類，但無一例外是在“身后”，無違“國際慣例”。而今海外文化界“同行”，生前就有立館待遇的，恕我孤陋寡聞，至今只聽過一個村上春樹：前幾年也就是2021年，早稻田大學校內出現了一個“村上春樹圖書館”，但它也很特殊，因為是優某庫老板捐贈的，“公家”不花一毛錢，理論上屬于“私人行為”，性質似乎類似有錢人給大學捐樓，你花了巨款，愛叫啥就叫啥，所以國內985211大學校內既有“逸夫樓”、“田家炳大樓”，也會有“真維斯樓”，有“雷軍科技樓”，有“（陳）萬林博物館”。白日做夢設想一下，假如敝人有哪位“粉絲”，財大氣粗又意圖合理報復社會，給我在北大校內建一棟“劉宅宅研究中心大樓”或“劉宅宅帥呆樓”，只要給錢到位，應該也是可行能通過的，因為本質上這是一種公益或商業行為，爾等“納稅人”們管不著，我只擔心辛公德勇教授每天路過生氣。可很顯然，我們現在那些“學術館”、“文學館”、“藝術館”“美術館”、“研究中心”、“故居”，都并非如此，而絕大多數是“公家”性質。

目前這種建生祠潮流，以我觀察，實際也是分等的。因為建館，不僅僅是花錢，還是地位、資源與人脈的象征，該不該建、怎么個建法、建在哪個地方，都涉及到“話語權”大小的問題，進而有所區別。第一等，是獨立建館，有真正的實體館，而且規模很大，自然也都是本人在世之時就建的，舉凡戴逸學術館、馮其庸學術館、莫言文學館、劉醒龍文學館、熊召政文學館、魏明倫文學館等等都是，甚至諸如饒宗頤、賈平凹、王蒙、范增都有好幾座，這里面館有大有小，卡位有中心有地區，這類人一般是“學界領袖”，亦或是作協頭領級。去年底，北大“一級教授”、前中文系主任陳平原夫婦，捐贈1.3萬冊普本書到首都圖書館，然后館內專門給他們設了一個很大的“陳夏書房”，其實就是相對心余力絀的大學教授們變相曲線建館；第二等，顯然是由于資源、咖位、級別、話語權還不夠，無法擁有真正的“館”或“祠”，只能退而求其次“虛擬”建祠：搞“研究中心”、“研究期刊”、“研究資料”等等，花樣也極多，玩法不一而足。

而且，“第二等”這里面，大抵也分兩類基本操作：名作家，是依附于大學與研究機構，搞所謂的“研究中心”，所以浙江師大有“余華研究中心”、川大有“阿來研究中心”、西安外國語大學有“吳克敬文學研究中心”、新鄉學院有“劉震云研究中心”、魯東大學有“張煒研究中心”、揚州大學有“畢飛宇研究中心”、江蘇師大有“趙本夫研究中心”、蘇州大學有“范小青研究中心”，有好事者統計目前類似活著的“作家研究中心”已有二十余家。“研究中心”之外，他們也有獨屬的研究刊物，《阿來研究》《余華研究》都是正式名刊，前者還是所謂C刊，生前就有“官方”屬性的正式學術研究刊物，這在全世界應該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起碼這么扎堆的曠古未聞。而“名學者”們呢，缺錢缺聲量缺品級，但有的是門徒，還清一色是碩博教授，最大本事是能編會寫，所以要組織或“暗示”他們編撰“研究資料”、“研究專輯”、“傳記”、“評傳”、“年譜”之類書刊，諸如陳平原、錢理群、陳思和、謝冕、洪子誠、丁帆、湯一介他們這些人，早就有一堆此類出版物，也在造就當前學界一種“研究研究者”乃至“研究研究者的研究者”的世界奇觀。近二三十年來，“文化場”的這些新鮮玩法，不管左右清濁都是迷戀者，玩得不亦樂乎。這是洋人布迪厄們怎么都想象不到的奇景，如果他活在現在，到我們本土“客座”上幾年，估計得把那本名著《學術人》推倒重寫。

至于當代文化界這種實體或虛擬的“生祠”風，始于何時，似乎并無說法。我以為應該是自書畫家范公曾先生起頭，這是他帶頭搞出來的花樣。早在1984年，在他的巧妙運作下，日本岡山縣突然建了一座“范X美術館”，彼時在國內至為轟動。那是個特別迷信“國外怎么看我們”的年代，文化人得國外“一言之褒榮于華袞”，只要能出去隨便在哪所大學或社區小屋子內上臺講上幾句話，然后照片傳回來登報，標題往往都是“轟動國際”，所以當初傳聞國外大學有學生寫沈從文的論文，老沈的待遇立馬變了，而錢鍾書到哥大教研室交流了幾句，回來都要求著他當社科院副院長，諸如此類都是那個時代的常例。想范先生也真是聰明絕頂，自我作故第一個吃螃蟹，很快就想到了這個妙方，然后一下子晉級為“為中國于世界惟一享此殊榮者”，身價立馬直線飆升。但他的這個操作，純熟無心插柳，意外帶出了給文化界活人建館建祠的新風氣。起初是美術圈名流們，有樣學樣各種命名館建了起來，再往后就輪到了學術圈與作家圈，最終導致現如今的近乎人均一座館，人人占據一個“研究中心”，研究資料、年譜、評傳之類海量生產，形成一個無法解套只能無限增生的利益關系網絡。

文化人熱衷搞這些，動機倒是很好理解的。一句話，無非名利心使然。一者，祠也好，館也好，它類似過去的“勒石紀功”，等同于在高山之巔立石頌揚偉業，即“把名字刻在石頭上”，這似乎是每個文化人窮極一生的終極夢想；二者，開館建祠，在現實生活的權力語境中，也大抵類似過去的“開府”，是個人地位與話語權的彰顯，所以過去是“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現在是徒子徒孫趨之若鶩，一個勁配合寫文章、發論文，共同造勢，哄抬鼓吹，大師泰斗滿天飛，以至于你能開館我也必須整一個，不然豈不是落于人后了？三者，這里面也涉及到文化人一個隱秘愿望，就是追求“千古流芳”，既然身后事是看不到了，那就務必要在生前就實現“經典化”，自己身體力行去推動，即最大化利用資源，通過搞館、研究中心、研究資料之類形式，不斷去確認“我”已經是足以留名青史的“巨人”，不然怎么生前就不僅作品“經典”到進了教科書，還建了偌大一個“紀念館”給我呢，這不是“舉世公認”咱的地位么？所以，建館這個事，似乎是最能完美實現中國文人“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的誓愿的：功勛卓著才得以“開府”，德行天下才有資格“勒石頌揚”，文章已然堪為“百世之師”才這么讓人緬懷，永遠憑吊。要像錢鍾書那樣，遺言死后第二天就火化，骨灰也不要留，送別會也不要開，走了就完事，自然是很古怪又愚不可及的“前現代人物”。

當然了，我本人對于文化人給自己建館造祠這個事，總感啼笑皆非。悠悠風塵，列官千百，著書滿家，到頭來都不如一座“生祠”讓人精神安穩，這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們的最高境界。都說我們?潮汕男人最經典的三大夢想，是“起大厝、娶雅畝、修祠堂”，向被視為俗不可耐之事，總在網上供人群嘲，實際上那些最高雅最有品味的中國文化人們，精神狀態又是如何的呢，我看應該還不如，至少我輩潮汕鄉下男人俗得很坦然，而且從不以斯文人自居，怎么俗怎么來，不會藏著掖著，更不至于敢讓公家這么破費。想鄉前輩饒宗頤先生，生前那么好熱鬧，四處這么搞法，我其實已經頗看不起了，覺得做學問搞藝術參禪悟道一輩子，到頭來終究還回到“起大厝、修祠堂，爭牌位”這個俗世原點，濾鏡落地就碎，連他著作都疑慮起來。昨晚看到金耀基老先生也是如此“奔競夤緣”，我確實也是很意外的，總覺得以他的人生境界，何以至此啊，沒想到也功夫退轉、境界跌落如斯。

想起當代“學界苦行僧”徐梵澄生前講過的一個圈內“笑話”。徐說，季羨林曾當面對著他吐槽，那金克木真是俗不可耐啊，盡寫些嘩眾取寵的文章博聲譽；結果呢，數年之年，徐梵澄驚奇地發現，季自己也開始寫這類“俗不可耐”的文章，而且勁頭比之金克木還更猛。在徐的視角看，這些“國學大師”“文壇泰斗”過去未必不淡泊用功，可在晚年一旦發現了“俗文”“俗事”的妙用，就會特別熱衷，甚至心性陡變，一個個都在搶著來，似乎都害怕名聞利養“姍姍其來遲”。揣其意，對于這種現象，他似乎也有所理解，一是“慧業文人?名心難化”，二是“老來多寂寞”，總要找點什么證明自己多牛，但到底又是當笑話去齒冷的。惡趣味想一想也是好玩，要是老徐老季老金們能多活一些年，真正來一番“活久見”，看到眼下圈內“生祠”建造盛況，紛紛然“大狗爬墻，小狗看樣”，到底會是什么感受呢？寫到這，我又無端想起嚴復的一句名言來，“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于作偽，終于無恥”。

2026.6.27午間，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