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HIV陽性器官始終被移植體系排除在外,終末期器官衰竭的感染者只能等待稀缺陰性供體,生路狹窄。
今年,美國完成全球首例HIV陽性供者肺肝聯合移植,為同類患者開辟全新救治路徑,成為器官移植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突破。
撰文 | 燕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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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攜帶艾滋病病毒(HIV)的肺,被移植進另一名HIV感染者的身體。
今年3月21日,美國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完成了全球首例HIV陽性供者到HIV陽性受者的肺移植。同一天,醫生還為這名患者換上了一個新的肝臟。術后,患者四年來第一次摘下氧氣管,重新能夠自主呼吸。
接受這次移植的,是56歲的美國人伯特蘭·納爾遜(Bertrand Nelson),他與HIV相伴已近26年。
主刀團隊稱這是一個“分水嶺時刻”。它推倒了“HIV陽性者的肺不能用于移植”這道由來已久的禁令,也為終末期器官衰竭的感染者,打開了一條此前并不存在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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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伯特蘭·納爾遜(右三)與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醫療團隊合影。圖源:NYU Langone
一臺尚無先例的手術
2000年,伯特蘭同時被確診感染HIV、患上結節病。
放在二十多年前,這幾乎等同于一紙“死刑”判決。但得益于現代抗逆轉錄病毒療法(ART),如今多數感染者的預期壽命已接近常人,體內病毒載量可被抑制到檢測不到的水平,也不再具有傳染性。
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截至2024年底,全球約有4080萬HIV感染者。
致命的感染變成可控的慢性病,新的麻煩卻隨之而來。受HIV長期影響,感染者罹患各類慢性病,心、肝、肺、腎衰竭的幾率更高,對器官移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可在原有的移植規則下,他們能等到器官、靠移植續命的機會,微乎其微。
伯特蘭的病程,正是這樣一步步逼近絕境。確診后不久,他的結節病一度緩解,穩定了近二十年。
轉折發生在2021年——他感染軍團菌,因重癥肺炎住院數周,沉寂多年的結節病隨之重新活躍,肺、肝臟遭受重創。
到2024年,他的肺功能嚴重受損,日常呼吸全靠氧氣罐維持,肝功能也走向衰竭。醫生將他轉診至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移植研究所,評估能否同時接受肺、肝移植。
橫在面前的,是一道幾乎無法逾越的門檻——HIV陽性,長期被視為肺移植的絕對禁忌。
道理并不難理解。不同于其他器官,肺因為要持續呼吸,始終暴露在環境病原體之下,移植后的感染率在所有實體器官移植中最高。排異同樣棘手:約一半的肺移植患者會在術后五年內發生慢性排異。
對HIV陽性者而言,抗排異與抗感染更是一對天然的矛盾。
他們需要維持穩定的免疫細胞計數,而抗排異所用的激素類藥物,恰恰可能讓這一計數大幅波動;許多常用的ART藥物又經由肝臟代謝,會與抗排異藥物發生強烈相互作用。
免疫抑制疊加HIV感染,理論上會進一步推高肺部感染的風險——一旦發生,患者肺功能會迅速崩塌,搶救窗口極短。
正因如此,在被賓夕法尼亞州一家移植中心婉拒后,伯特蘭才幾經輾轉,找到了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這里是全美少數幾家獲準在研究方案下開展HIV陽性者肺移植的中心之一。2024年10月2日,他被列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單。
幾個月后,機會來了:一對肺、一個肝,供者同樣是一名HIV陽性者。
在此之前,移植的邊界已經一點點松動。2024年11月,美國衛生主管部門取消了HIV陽性者之間腎、肝移植“必須在研究方案下進行”的限制,使其得以常態化開展;但心臟、肺移植,仍被劃在“研究型”手術之列。
伯特蘭要做的,正是這樣一臺尚無先例的手術。
今年3月21日,他被推上手術臺。肺移植由該院肺移植外科主任斯蒂芬妮·張(Stephanie H. Chang)主刀,同日,肝移植外科主任卡里姆·哈拉宗(Karim J. Halazun)為他完成了肝移植。
術中,伯特蘭一度呼吸驟停,所幸搶救成功。約67天后,他順利出院。在不久前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取下氧氣管,說自己精神狀態不錯,盼著盡快開始康復訓練。
“我想讓母親看見,我活得好好的。”伯特蘭說。他的母親今年8月將滿82歲,一路陪他走過最艱難的日子。
醫學證據為手術提供支撐
2013年,《HIV器官政策平等法案》(HOPE法案)簽署,首次允許HIV感染者把器官捐給同為陽性的人。HOPE框架下的心臟和腹部器官移植此前已經做過,但肺移植還沒有。
“要去做一件從沒有人做過的事,需要一位特別的患者。”紐約大學朗格尼移植研究所肺科醫生、研究方案共同作者馬克·索尼克(Mark A. Sonnick)說。
越來越多的證據,正在為這類手術托底。此前,多國已陸續報告HIV陽性者從陰性供者處獲得器官、順利完成移植的病例。
有移植領域的研究發現,HIV陽性者接受肺移植后,術后存活情況與其他患者相近,一年、三年生存率均無統計學差異。
2024年,《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一項研究進一步證實,使用HIV陽性者捐獻的腎臟進行移植安全、有效,在一年、三年生存率和器官排異等方面,與常規移植沒有顯著差異。
只是,真正用上HIV陽性者的肺,這還是頭一回。“這將是推進HIV感染者移植公平的重要一步,也有助于開拓新的供體來源。”紐約大學朗格尼移植研究所臨床主任、研究方案共同設計者薩普娜·梅塔(Sapna Mehta)說。
供體之緊缺,是這項突破的另一重背景。
在美國,超過10萬人正在等待移植器官,平均每天有十余人因等不到合適的器官而離世,而每隔約8分鐘,等待名單上就會多出一個新名字。把那些過去被“一票否決”的供體重新利用起來,正成為全球移植學界的共同努力方向。
最成熟的先例,是丙肝。如今,丙肝陽性者既能捐獻器官,也能作為受者接受移植,覆蓋腎、肝、心等多種類型。
這背后,是高治愈率的直接抗病毒藥物(DAA)走向臨床——研究顯示,在移植前后配合使用DAA,受者可實現90%以上的持續病毒學應答。
HIV陽性者之間的捐獻與移植,遵循的是同一套邏輯:把曾經“想都不敢想”的禁區,一步步變成“經過嚴格管理、可以安全使用”的新供體來源。
HOPE法案實施后,2016年,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完成全美首例HIV陽性者之間的腎、肝移植。2022年,首例HIV陽性者之間的心臟移植完成。
如今,伯特蘭的這臺手術,補上了肺這最后一塊拼圖。
“現代治療已經改變了HIV感染者的生存狀況,器官捐獻與移植的標準,也理應依據現實證據更新。”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移植相關傳染病專家卡梅倫·沃爾夫(Cameron Wolfe)評價道。
杜克大學是另一家獲批開展HOPE肺移植的機構。在他看來,這既有助于緩解長期的器官短缺、改善HIV感染者的醫療公平,也是深入理解HIV、向“持久治愈”目標靠近的一次難得契機。
紐約大學朗格尼的研究團隊表示,接下來會長期監測伯特蘭的病毒控制、排異反應、免疫抑制與器官功能,據此判斷HIV陽性者之間的肺移植,何時能從研究層面走向更廣泛的臨床常規。
對那位素未謀面的捐獻者及其家人,伯特蘭反復說著感激。他說,自己愿意現身說法,就是想跟偏見較一較勁。
“我們這些接受移植的人,永遠不會忘記捐獻者。”他說,“還有那么多人在等待救治。可用的器官越多,大家配上型、好好活下去的機會就越大。”
來源:醫學界
校對:蔡 菜
運營:莉 莉
責編:汪 航
值班:徐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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