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那天早上，我拎著一個褪了色的紅布包袱，站在民政局門口的臺階上，手指頭止不住地哆嗦。布包袱里頭裝的是我這七天來的全部家當——兩件換洗衣裳，一副老花鏡，還有一盒沒吃完的降壓藥。
王德發站在我對面，臉漲得通紅，嘴里頭念念叨叨：“秀蘭，你想清楚了，今天這門一進，咱倆可就一拍兩散了！”
我抬起頭，看著這個我才認識三個月、領證才七天的男人，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可我硬是忍住了，咬著牙說：“德發，咱倆沒緣分，散了好，散了對誰都好。”
我叫李秀蘭，今年六十五，老家在河北農村，前些年跟著兒子來了城里。老伴兒走了快八年了，這八年里，我一個人把孫子從奶娃娃拉扯到上小學。前年孫子上了寄宿學校，兒媳婦跟我說：“媽，您也辛苦半輩子了，趁著身子骨還硬朗，找個老伴兒搭個伴兒吧，省得一個人冷清。”
我心里其實是不愿意的。老伴兒在的時候對我那叫一個好，下地回來還知道給我捎一把野菊花。可兒媳婦這話也在理，一個人住著五十平的小房子，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電視開著也是給墻聽。
去年冬天，小區里跳廣場舞的張大姐給我介紹了王德發。說他是退休工人，每個月有四千多塊錢退休金，老伴兒走了五年，兒女都在外地，人老實本分，不抽煙不喝酒。
第一次見面，是在公園的長椅上。王德發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手里頭拎著一袋糖炒栗子，熱乎乎的，硬塞到我手里。他笑起來眼角全是褶子，說話聲音不高不低：“秀蘭啊，我這人沒啥本事，就是心實，你要是不嫌棄，咱倆處處看。”
栗子的香味兒飄在冷風里，我心里頭那塊凍了八年的冰，好像被什么東西輕輕燙了一下。
接下來的三個月，王德發隔三差五就來找我。陪我去菜市場，幫我拎大白菜，下雨天還專門跑來給我送傘。有一回我血壓高，頭暈得厲害，他二話不說騎著電動車把我送到醫院，掛號、繳費、取藥，忙前忙后。
我那顆六十五歲的老心，竟然像個小姑娘似的，撲通撲通地跳了起來。
兒子兒媳婦見過他兩回，都說這老頭看著實在。今年三月初八，我們倆去民政局領了證。沒辦酒席，就在小館子里吃了頓餃子，他給我買了一個銀鐲子，說是補給我的。
那天晚上躺在他家那張吱呀作響的木板床上，我心里想著，下半輩子總算有個依靠了。
可我沒想到，這“依靠”，七天就碎了一地。
新婚第二天，王德發就變了個人。
早上我剛睜開眼，他就在床頭坐著，手里捏著一個小本子，慢悠悠地說：“秀蘭啊，咱倆既然成了一家人，錢的事兒就得說清楚。你那退休金每個月多少？以后咱倆的錢合一塊兒，我來管賬。”
我愣了一下。我每個月有兩千八的退休金，加上兒子給的贍養費，一共三千五。這些錢我攢了好幾年，準備給孫子上初中留著。
我笑著說：“德發，錢的事兒不急，咱慢慢說。”
他臉色當時就沉了下來。
第三天，他把我叫到廚房，指著冰箱里的菜說：“以后買菜你來，我那退休金得攢著養老，你那點錢反正也是閑著。”
我心里咯噔一下，可還是忍了。想著老兩口過日子，誰出錢不是出。
第四天更過分。他大姐家的孫子要結婚，他張口就跟我要五千塊錢隨禮，說：“你是我媳婦，我家親戚就是你家親戚，這禮你得出。”
我說我手頭緊，他眼睛一瞪：“緊什么緊？你兒子那房子不是你出的首付嗎？還能沒錢？”
我這才明白，他打聽得清清楚楚。
第五天晚上，他跟我攤牌了。他說他那套房子是兒子的，將來要還給兒子，讓我把我那五十平的小房子過戶到他名下，說這樣他才有“安全感”。
我當時手里正端著一碗小米粥，聽完這話，碗差點沒摔了。
我盯著他那張臉看了半天，怎么看怎么陌生。這還是那個在公園里給我送糖炒栗子的王德發嗎？這還是那個雨天給我送傘的老實人嗎？
那一夜我沒睡著。我躺在床上，聽著他打呼嚕的聲音，聞著屋里那股子老煙絲混著霉味兒的氣息，眼淚一顆一顆地往枕頭里鉆。
我想起老伴兒走的那年，我守在他病床邊，他拉著我的手說：“秀蘭，我走了，你別太苦了自己，要是遇上合適的，就再找一個，可你得擦亮眼睛。”
擦亮眼睛。我這雙眼睛，到底是被什么糊住了？是寂寞，還是那一袋糖炒栗子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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