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真相不再，共識已死，AI如何重新“編碼”政治邏輯？

對話鄭永年：

真相不再，共識已死，

AI如何重新“編碼”政治邏輯？

Dialogue 2026.6.30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S

當“共同事實”基礎被AI瓦解，西方代議制民主將走向何方？

技術賦權是悖論嗎？

未來的國家形態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科技寡頭與國家將會是怎樣的關系？

作為人類，什么是我們最應該守住的底線？

編者按

2026.06.30

2026年美國中期選舉選戰正酣，AI生成的深度偽造視頻已直接介入選舉活動，被公開指責誤導選民、操縱選情。另一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團隊被曝每天利用AI生成上百條攻擊對手的視頻。這些事件共同指向同一個深層趨勢：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編碼”政治邏輯，民主賴以運轉的“共同事實”基礎正在瓦解。

當科技寡頭同時掌控技術、資本與平臺權力，西方代議制民主將走向何方？國家形態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大灣區評論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

前文回顧：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真相不再，共識已死

民主根基正在被動搖

大灣區評論：

上一期聊了AI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今天咱們聊聊政治。2024年《紐約時報》就曾討論《對人工智能的癡迷可能導致民主的終結》。今年美國很多選舉里，AI生成的內容已經開始被用來抹黑候選人、偽造聲明。如果說民主是建立在共同事實基礎上的，那么當“共同事實”不再存在，西方代議制民主將走向何方？

鄭永年：

實際情況可能比這更糟糕。傳統意義上的西方民主，基本可以宣告瀕臨消亡了。人工智能賦能的社交媒體，已經導致傳統民主形式的“死亡”。盡管有人會說，這也是一種新形式的民主，甚至是直接民主，但迄今表現為民粹主義形式的民主是否能在人工智能時代得以生存和發展，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近代以來的西方民主制度，其運行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之上。民主存在一個底層預設，即公眾能夠基于事實做出理性判斷。然而這一預設本身便存在邏輯缺陷，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充分的事實，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斷。從“烏合之眾”和“政治中的人性”等西方經典概念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從來沒有把民眾的理性視為是民主的基礎。事實上，過去的民主大多是精英們設計的，他們壓根沒怎么想過普通老百姓到底有沒有這個能力。究其本質來說，民主對政治精英們來說，只不過是自己獲取權力的一種工具罷了。經濟學家熊彼特對民主的經典定義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即民主（體現為選舉）是政治人物獲取權力的一種制度安排。

現在更麻煩的是，連事實本身都快不存在了。如果在AI時代，一切事實皆可虛擬，那么真相將不復存在。而一旦失去客觀事實，民主就更難站住腳了。

這一困境不僅體現在選舉運作中，更廣泛地表現在輿論場域內。你看，現在網上造謠毫無成本，但謠言是有后果的，等真相查清楚，謠言被證偽，但受害者早就被輿論“絞殺”了。不要認為這只是發生在美國，所有擁有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社會都在發生，只不過一些社會已經到了完全失控的狀態了。這種狀態對民主是致命的。今年《科學》雜志上就有文章發出警告：AI集群可以偽造公眾共識，制造出一種“所有人都在這么說”的幻覺，從而悄無聲息地扭曲民主。AI大規模制造虛假內容的能力，對社會信任和政治秩序的破壞是毀滅性的。

當公眾不再信任自己看到、聽到的任何東西時，民主賴以運轉的“共同事實”基礎就崩塌了。沒有共同事實，就沒有共同討論的前提。沒有共同討論的前提，民主就只是一場各說各話的“噪音”。

根據最新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錯誤與虛假信息位列全球最嚴重的短期風險之一（圖源：世界經濟論壇）

技術看似給每個人

都發了話筒，然后呢？

大灣區評論：

您曾經深入研究過“技術賦權”，民主其實在不斷變化的，古希臘是“直接民主”，到近代的“精英民主”或者“共和民主”，二戰后的中產民主，再到今天的“民粹民主”。技術在這一演變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鄭永年：

從西方民主歷史來看，古希臘城邦小，雅典鼎盛時期擁有公民權的也不過幾萬人，大家可以聚在廣場上直接投票——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直接民主”。近代法國的盧梭也主張直接民主，但他只給日內瓦設計方案，也是因為日內瓦小。所以，直接民主是受條件限制的。

后來近代產生的美式民主或西式民主，本質上都是“精英民主”，精英群體認知相近、教育背景差不多、思想意識也較為一致。究其本質來說，是精英“共和”，是精英分享權力的一種制度安排。到了二戰之后，隨著中產的壯大，中產成為西方民主的基礎。中產不僅擁有相當的財產，而且大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可以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但中產民主依然是精英民主。盡管當時出現了人們所說的“大眾傳媒”，即報紙、廣播、電視等，但是這些名義上是大眾傳播，實際上是精英向大眾傳播，大眾本身沒什么參與權。大眾若需要表達意愿，只能通過街頭運動、抗議（如越戰時期的反戰運動、1968年革命等）來實現。所以，受限于技術與基礎條件，當時并不具備實現現代意義上“直接民主”的可能。

但互聯網時代以后情況變了，人工智能時代更不一樣。今天，每個人都有一個話筒，一個鍵盤，一張報紙，一個屏幕，每個人都可以表達，每時每刻都在表達。現在的技術條件使“直接民主”在形式上又重新有了可能性。

我在2014年出版的《技術賦權》一書中就曾探討過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認為互聯網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具民主性質的技術——它讓國家和社會都能夠對自身進行賦權。社交媒體的崛起賦權了大眾，或者說賦權每一個“個體”。但問題是，技術賦權是一把雙刃劍。互聯網一方面讓社會獲得了最便捷的表達工具，另一方面也滋生了民粹主義，并且是一種極端形式的民粹主義，迄今依然深不見底。

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民主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形式。從現狀上看，民粹民主正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現實。如何使其穩定下來，不僅要看民主形式本身，更要看支撐這種民主形式背后的社會經濟條件。

今天，“牧民社會”的特征越來越明顯。盡管在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可以說話，看似各抒己見，但就其本質而言，大多數人只是成為了“會說話的羊群”。“精英民主”和“中產民主”時代還是精英控制信息，而“民粹民主”時代是算法控制信息——前者是自上而下灌輸，后者是看似自由、實則被精準投喂的“自由”。對自上而下的灌輸，人們會反感，會說“不”，但對算法“投喂”，人們表現為愿意和傻樂。

在這樣的“民主”裹挾下，人性最光輝的一面——理性被徹底消失了，而最丑陋的一面——非理性得到張揚。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威脅到人類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

大灣區評論：

是的，表面上看每個人都有話筒，實際上平臺和科技寡頭在決定你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這種“技術賦權”是不是一個巨大的悖論？

鄭永年：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看起來在賦權每一個人，實際上把權力集中到了更少的人手里。

我們看到人工智能的信息收集、集成、搭建能力都很強，但更不可忽視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改變人思考的能力本身。它不光替你干活，還在替你判斷、替你選擇、替你“想好”了答案。你以為自己在做決定，其實你只是在它給你劃好的范圍內做一個“選擇”。在這個過程中，你是完全被塑造的。笛卡爾說的“我思故我在”彰顯了人的主體性，但現在的情況是“我在故被思”，你只是一種被（算法）思考的對象。

我很多年前在研究技術賦權時就觀察到一個現象：西方的政黨叫“platform”，互聯網平臺也叫“platform”。并且相信平臺可以替代政黨。現在回頭看，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并且平臺的動員能力已經遠遠超過了政黨。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平臺幾乎已經替代了政黨，當然也可以說，政黨已經平臺化。特朗普有自己的傳播渠道，馬斯克也有自己的傳播渠道——這是一種必然的技術結果。

比如2025年英國政治右轉，表面上是改革黨在搞，深層驅動力則是算法。社交媒體取代電視、短視頻吞噬公共空間之后，政治邏輯的代碼已經被徹底改寫——今天的政治不看你議會上辯論得多好，但看你算法玩得有多溜。

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機。我們每個人都在一種愉悅的過程中被塑造。過去我們講民粹主義，每個人都能發言、都有一個話筒，看起來是分散的、群龍無首的。但問題是，你的思維，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你以為自己在自由選擇，其實你看到什么，聽到什么，感知到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人家給你選好的。

過去的民眾可能是烏合之眾，是“散兵游勇”；但現在背后卻可能有一個統一的中心——這更危險。而且它已經不只是一國之內的事了，以后可能牽涉全世界。一個平臺的算法改動，可以同時影響幾十個國家幾億人的信息環境。這種權力，任何一個傳統政府都不曾擁有過。

誰來制衡這種權力？西方制度講“制衡”，過去有三權分立、“第四權”媒體監督、社會制衡。現在呢？政府離了AI玩不轉，媒體被寡頭捏在手里，社會碎成一盤散沙。任何制度設計，當社會、經濟、技術條件變了，都必須與時俱進。技術就是工具，關鍵看誰在用、怎么用。如果連“誰在用”都看不清，連“怎么用”都不由你決定，那這個工具就不再是工具，而是主人。

社交媒體通過獎勵機制與推送機制，塑造著使用者的言論與信息環境（圖源：BBC）

傳統國家功能會弱化，

主權首先是思想上的主權

大灣區評論：

如果平臺的組織動員能力已經超越政黨，那么傳統意義上的國家還會存在嗎？未來的國家形態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鄭永年：

傳統功能的國家主權在迅速弱化。盡管當前社會仍在強調主權國家概念，但這或許僅是一種過渡性現象。

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往往建基于共同歷史、共同文化、共同語言以及共同的政治結構與統治集團。“主權”，無論作為概念還是實體國家，都是一種政治建構，而政黨則是國家的組織主體。然而，AI缺乏物理邊界，而且正如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在智能上抹平了差異，將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乃至不同個體，都吸納至同一個信息系統之中。

國家的表層物理形態也許還在，但其實質內涵將被大模型與平臺深刻重塑。你看歐洲，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法案》中構建倫理高地；另一方面，歐洲2/3的云計算市場被美國企業壟斷。這就是主權被侵蝕的現實——你在法律上擁有主權，但在技術上已經完全依賴別人。這還能叫主權嗎？主權是一種權力(power)或者權利(right)，但如果你沒有能力(capacity)，你能夠把權力或者權利現實化嗎？

除了主權的物質基礎，主權的意識前提是什么？是差異性和主體性。如果大家接觸的信息都一樣、思維方式都一樣、不再有獨立的新思考——主權的根基就沒了。AI時代的知識生產是趨同的，不是發散的。全世界的人用同樣的大模型，看同樣的信息，想同樣的邏輯——國家之間的“差異”還剩下什么？

正因為“主權”是建構的，它首先體現在思想層面。一旦思維被高度統一化，主權必然隨之弱化。

在AI時代，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主的知識體系，就談不上真正的思想主權。主權不是一個空洞的法律概念，它首先是認知上的獨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框架理解世界，能不能用自己的語言講述自己的故事？如果這些能力都被外部平臺剝奪了，那主權也就只剩下一副“皮囊”了。

“硅谷”正在悄悄取代“華盛頓”

大灣區評論：

AI的發展將對未來的國家產生怎樣的影響？如何看科技寡頭和國家的關系？

鄭永年：

你看一下今天美國的科技公司就知道了。馬斯克這樣的科技企業家，在烏克蘭的星鏈通信、伊朗的衛星監控、地震救援、軍事應用等很多領域，都在發揮著傳統上只有大國才能發揮的作用。一個美國高科技公司的財富，可能就是很多中小國家GDP的總和。科技寡頭已是現實，不是未來。

反壟斷？此前已經討論過了，現在基本沒有什么有效辦法。從微軟之后，美國反壟斷用“開放”取代“拆分”。但開放反而讓平臺越來越大——開放會產生虹吸效應，越開放資源越多，平臺越強大。尤其在虛擬空間里，大多數國家沒有自己的AI能力，又不能完全封閉自己的互聯網。所以它們只能向美國平臺開放，結果就是美國的科技公司越來越大，其他國家的數字主權越來越弱，甚至消失。AI的技術結構就是高度集中、高度壟斷，這天然有利于寡頭，不利于制衡。

5月特朗普訪華，隨行陣容里是特斯拉馬斯克、蘋果庫克、英偉達黃仁勛，還有高通、美光等芯片巨頭的掌門人。這已經不是一次普通的“商業陪同訪問”，科技寡頭不僅已經坐在了國家外交的談判桌上，而且在背后主導美國的外交。

其實，二戰以后，美國跨國公司就已經在國家經濟中處于很重要的位置了。但今天的科技寡頭，作用要遠遠大于過去的跨國公司。過去跨國公司再大，也有物理邊界——工廠、油田、礦產，看得見摸得著。今天的科技寡頭掌控的是數據、算法、平臺——沒有物理邊界。一個平臺可以同時覆蓋全球幾十億人，這種權力是任何傳統跨國公司都無法想象的。

過去不同帝國主義之間還有矛盾，因為它們爭奪的是有邊界的領土和資源。但現在呢？很多所謂“小帝國主義”都依附于美國這個大帝國主義，美國可以調配使用這些力量。你看烏克蘭、伊朗、委內瑞拉等問題，科技寡頭發揮的作用是看得見的——星鏈決定戰場通信，算法決定輿論走向，數據決定金融制裁的精準度。金融戰略也是一樣，誰掌握了數字貨幣和跨境支付的數據流，誰就掌握了金融戰爭的制高點。

更麻煩的是，過去政治和資本之間還有一定的區分。在中產民主時代，選舉和社會力量使政治權力能夠相對獨立于資本權力。但今天，硅谷和華盛頓越來越合一了。特朗普的團隊基本上是一個企業家的團隊，基本上來自硅谷。科技寡頭不僅有錢，還有平臺、有數據、有話語權——他們正在從“影響政治”走向“成為政治”。這個趨勢對國際關系的影響，才剛剛開始顯現。

說到底，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根本性的權力轉移——從國家向平臺轉移，從政府向寡頭轉移。主權國家還能不能守住自己？這個問題，可能比我們想象的緊迫得多。

2025年1月，在告別演說上，拜登表達了對美國正落入“寡頭政治”的擔憂，矛頭指向唐納德·特朗普和他身后的科技界億萬富翁（圖源：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大灣區評論：

如果我們面對的是從技術內核到社會結構、國家形態都被重塑的大變革，作為人類，最應該守住的底線是什么？

鄭永年：

越是技術狂奔的時代，越要回到最簡單也是最根本的問題：人的本質究竟是什么？技術發展的根本目的又是什么？

耗費巨資乃至傾舉國之力，去發展一項可能完全取代人類自身的技術，究竟是否值得？如果為了國際層面的生存而不得不去發展這項技術，那么如何用其“賦能”而避免其“去能”？這是非常根本的問題。

人類發明技術，本質目的只有一個——為人服務，為了增進人類的福利。從犁到機器，技術把人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讓人有更多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這是技術的“初心”。

技術固然需要發展，但當前最大的問題在于，技術變革主要由資本主導，真正進行深度反思的人極少。資本只關心一件事：技術能不能更快地迭代，能不能更高效地覆蓋世界。至于人被取代之后怎么辦、人的意義在哪里——這些不在資本的考量范圍之內。資本不會主動剎車，因為剎車不符合資本的邏輯。就美國而言，今天，資本剎車這件事情已經變得不可能了，資本已經把全社會綁在這架戰車上了。

然而，更可悲的是，多數人都在隨波逐流，盲目追趕人工智能的浪潮。如今，許多人已對人工智能產生深度依賴，從普通白領到學術界，無一例外。在此過程中，人類自身的各項能力已在不自覺中開始退化。

工具理性不能吞噬價值理性。希望人類在退化至“動物狀態”之前，能夠找到一個機會清醒地意識到——這絕對不可以，也不可能是我們真正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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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整理 | 馮簫凝 伍子堯 楊蕓淞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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