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背包里裝滿照片，照片就是我的家

本文轉自：假雜志

「這是我故事的主要人物，

有北京，也有他們。

我們來到了這樣一個好時代，

街上的人正忙著奔向未來。」

摘自《他們說，你的歌有誰來聽》

千禧年初，野孩子（張佺、小索）為了有一個固定的排練空間，同時也希望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幾位成員想辦法借錢，接手了一家小畫廊，開了“河酒吧”。彼時，北京很多酒吧以提供流行歌曲和娛樂場所為主，主要面向愿意消費的顧客，酒吧唱的大多是流行歌。

但河酒吧的規則比較特別：只演出，不允許玩骰子等活動，除了固定的每周三小河曉利，周五的野孩子專場，其它時間也都有不同的人演出。它更像是后來 livehouse 的早期形式，成為不少獨立音樂人的聚集地，其中包括周云蓬、萬曉利、小河、布衣樂隊、左小祖咒等人。彼時的安娜正是見證者之一。通過音樂，安娜對于這座城市里的年輕人和他們的情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2002年初，剛剛開始從事攝影工作的安娜，將鏡頭轉向了她的音樂朋友們。

后來，張佺慢慢不常去河酒吧了。酒吧生意也不好，他和小索商量后，決定把它轉讓。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讓這個原本就經營困難的地方更難維持下去。之后，河酒吧被轉手，野孩子樂隊也解散，張佺準備去云南。就在這時候，小索突然查出癌癥，不久后去世。他的去世讓很多人意識到，那段時間已經結束了……

口述：安娜伊思·馬田

采編：靜宜

拍照片的人

我自己在很小的時候，也許是80年代，攝影就對我產生了一種特別的吸引力。在那時候，我父母會用翻轉片拍照，那種照片有白色的邊框，看起來非常精致。他們會用一臺小機器，可以用來觀看這些照片。那個機器一次可以放36張膠片，通過一個小型放大鏡和光源，把照片一張張投射出來。

每到周六、周日的早上，不太清楚父母在忙什么，但我總是自己一個人在家，打開他們的照片柜子，一張張翻看那些照片和舊刊物。那些圖像既是回憶，也是我最初對“攝影”感覺的來源。

我爸爸特別喜歡拍照。他們在60、7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擁有了像 Nikon FM2 這樣的相機。他會拍很多黑白肖像，那種60年代巴黎街頭的照片，有著五六十年代經典的發型和服飾，美得驚人。我小時候特別愛看這些。所以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爸爸、叔叔都愛攝影，還常常自己沖洗膠片，對我影響很深。

我父母的朋友們也常常往返亞洲，他們去過印度、中國、東南亞各種地方，可能半年在那里，拍很多幻燈片照片。每年他們都會邀請我們，舉辦一個“放映之夜”，用幻燈片放出那些旅行拍攝的照片，一邊講述他們的旅程。那是一種夢幻般的體驗，讓我仿佛看到了世界的樣子。

我的父親和叔叔都是建筑師，也是美術學院出身的。所以我在高中階段，就自然地對美術產生了興趣。我們家樓下的高中正好有中文課，我看到“中文”這個選項的時候，腦中突然冒出很多畫面。我完全不了解中國，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遙遠、只存在于照片和想象中的地方。但正是因為這種不確定和未知，才讓我有了興趣。

那是1994年，那時候沒有什么途徑可以真正了解中國。電視、網絡都沒有，中國對我來說就是來自我的幻想、幻燈片里的圖像、家里擺放的毛筆書法。

后來上了大學不久，我就萌生了一個念頭：想成為在中國拍照的攝影師。我得到了一個交換留學的機會：我在法國先學了半年攝影，專攻技術：黑白攝影、暗房沖洗等所有該掌握的技能。之后我就帶著相機來到中國，每天在街頭拍照，根本沒去上課。

北京，北京

2000年對我來說是一個冒險。我決定向大學申請來中國的留學交換，在這里住上六個月。當時幾乎沒有人愿意來中國，學校也不鼓勵這樣的選擇——大家更想去歐美國家，他們對中國一無所知，也沒有什么機構愿意支持，連電子郵件都不普及，打電話又貴，在北京你還必須要講中文…

我特別記得清楚的一件事：一下飛機，聞到一種味道，應該是煤，但我當時并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個味道很濃，但我并不覺得不舒服，反而有一種陌生的新鮮感。車子從機場開進市區的路上，我們經過東直門，我看到有一個公園，天還沒亮，五點多的清晨，很多老人已經在公園里練太極拳。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覺得特別美。

2002年12月21日 北京，菊兒胡同 北京下雪了，我22歲了

落地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一，北京零下十七度，街上沒有人，到處都是冰。我一個人站在北方的寒冷中，突然特別地害怕。我記得特別清楚，當時心里想：“我要在這里生活六個月，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趕緊給父母打電話。他們的回應很簡單：“如果你想回來就回來，我們沒問題。”我爸爸甚至勸我：“你去買瓶啤酒吧。”

但我那時從來沒喝過酒，整個人很緊張，不知道該怎么吃飯，也不知道該從哪里開始。但就這樣熬過了前幾天，等春節過后，其他留學生陸續回來，我也慢慢認識了幾個法國朋友。打車，和出租車司機說幾句中文，世界就一點一點地打開了。

我看見他們來了

一切的轉折點是在一次音樂演出上發生的。2000年的夏天，大概是6月，我的朋友Ariana問我，要不要去聽一個三里屯的演出。我們之前也試過去一些 livehouse，但總是電子樂或者流行歌，我并沒有那么喜歡。這次，她說的是一個叫“野孩子”的樂隊在演出。

那是我第一次聽野孩子的音樂——既陌生又熟悉，有點像民謠，也有點像我們在90年代巴黎聽到的世界音樂。我想到在法國的生活，我們常聽一些來自非洲、南美、東歐的音樂，也會去看庫斯圖里卡的電影，探索那些來自不同文化的聲音和表達。那一刻，我覺得“野孩子”的聲音也屬于這個世界音樂的譜系之中，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切感。

北京，三里屯南街-河酒吧 小索、陳志鵬、李正凱、張佺、鄭志勇、張瑋瑋，野孩子排練

有一個形象我記得很清楚，就是張瑋瑋他的身體語言。他特別放松，戴著我們稱為“加洛什”的帽子（報童帽），那種自由的狀態讓我一下子覺得舒服。他拉著手風琴，既自然又不刻意，既管你，又不管你。他就像我們的一份子，但又完全是他自己。他們讓我知道：在這里也可以有“家”的感覺；如果在這個遙遠的國家，有這樣一群人存在，那我愿意在這里多呆。

北京，天安門廣場 下雪

北京，三里屯南街，河酒吧隔壁餐廳 郭龍、張瑋瑋

北京，三里屯南街 張瑋瑋

2002年1月我又回來了，不再是留學生。一家法國的公司邀請我幫他們處理一些攝影團的小工作，我再一次能以攝影師的身份回到中國。那時我下定決心，要正式地以“個人項目”的方式拍他們。我會提前打電話問他們：“你們在錄音嗎？我可以來拍嗎？”“你們幾點在家？”然后就帶著一種認真的心態過去拍照。

但其實，關于我當時的“身份”是什么，我現在也說不清楚。我不知道他們是把我當作一個孤獨的“法國朋友”自然而然地出現在那里，還是真的明白我來是為了做一個藝術項目。

北京，菊兒胡同 王凡、張瑋瑋

北京，798藝術區 吳峻德、李鑫彤、馬木爾、馬條、左小祖咒、周勝利

北京，單店 張佺、小范、小索、張瑋瑋、陳濤

但他們始終接納我出現在他們身邊。我覺得這是我在中國這些年特別喜歡、也特別感動的一種氛圍：總會有人出現在某個空間里，你不知道ta為什么在，但ta就在。沒有人會追問“你為什么在這里？”這種狀態在法國是很難想象的，你總是得有一個“解釋”出現在某時某刻。

北京 “ 院子 ” 趙已然 、 龍寬 、 謝天笑

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識到，當時的我可能也正是那樣一個“解釋不清楚”的人——出現在某個群體里，不太確定他在干嘛，別人也不太確定你在干嘛。但你就是在場。對我來說，那幾年我是一個“觀察者”，而不是參與者。

我聽不太懂他們說話，一切都還很陌生。我也沒有太多可以說的話。

一家酒吧

河酒吧——已經變成了一種帶著傳說色彩的“黃金年代”記憶：在別人眼中是一個傳說，對我自己來說，也確實是一段回想起來也很難講清楚的時間。

實際上，這種“傳說般的地方”經常在歷史中出現——可以讓人們聚集、對話、辯論的場所。很多新的政治或藝術運動，往往就是從這樣的空間開始的。我常常想到這些經典的“地方”。

比如在《悲慘世界》里，ABC協會的成員們就在某個特定的地方定期聚會、辯論。在法國文學史中，這樣的例子也很多。而在搖滾史中也同樣如此，無論是紐約、納什維爾還是洛杉磯，那些經典的“地方”都成為了運動的溫床。

我覺得這類事情常常是偶然發生的，是緣分促成的，并非刻意準備，但它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在對的時間、遇上對的人、出現在對的地方。

2003年1月31日春節羊年 北京，三里屯南街，河酒吧

我記得前幾天小河說，他們當年在北京的各個酒吧演出時，大多數酒吧希望他們翻唱當紅歌手的作品。但只有在河酒吧，會請他們唱自己的原創作品：每個星期三，是酒吧與他們共同策劃的演出夜，對當時還沒有機會出專輯、也沒有舞臺的獨立音樂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的舞臺。

北京，三里屯南街，河酒吧門口

而且這個地方也很有趣。表面上它看起來像任何一家酒吧，比如門口也掛著一個“愛爾蘭風”的牌子。但實際上，它很不一樣，因為經營這家酒吧的，是樂隊成員，是藝術家。也許這就是它特別的地方。

記憶

我會在照片小樣上寫具體的時間，比如幾月幾號，在哪里拍攝的。但后來整理這些時，我才意識到，在“河酒吧”時間其實很短。說出來會有點難過。因為在自己的印象中，它特別漫長，好像會一直持續下去的時間。但其實，事實并不是那樣。

我第一次去北京，是2001年6月，我沒有待上半年就回去了，再回去的時候，一切都變了很多。從2002年初到2003年6月，其實只有一年半。所以我拍到的、我日常生活在河酒吧，其實都發生在一個非常短暫的時間段里。

北京，三里屯南街，河酒吧 小索、張佺

只是當時，我們常常會覺得一切都可以一直持續，像中文里經常說的，“下次再說”，“下次有機會”。這句話特別的中國人。我后來才明白，很多事情其實不會再有“下次”，機會就那么一次。

當然，這本書里不僅是音樂人的線索，也有我在中國旅行，也是一個時代的紀錄。對我來說，“記憶”一直是特別重要的主題。在我年輕的時候，這個問題更嚴重，像一種病。我什么都留下、什么都不扔掉——任何一條手寫的紙條我都會保存。我很難描述這個東西所代表的意義，但它對我來說就是這么重要。

在書里，我保存了很多當年的物件，包括朋友寫的小紙條、河酒吧的名片，上面還有那個當年的座機號碼和搜狐郵箱地址，可能現在已經搜不到了。

我記得我們那天去拍“身份證照”是在2003年初。我叫了一群朋友一起去三里屯的一家老照相館拍黑白照片，用的還是老式膠卷。我跟店主說我來付所有的費用，但我要拿走底片。

書中夾帶的信封

我給每個人都拍了一張非常正式的肖像，像我們父母年輕時候拍的那種。除了一個人的照片是側面，其它都是正臉。有閉著眼睛的，我一直特別喜歡拍閉眼的，感覺更輕松，真實的自己會出現。后來我也幫美好藥店樂隊拍照，還有謝天笑和他家人。那天大家特別高興，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也留下了瑋瑋當時寫給我的《我眼望著北方》的歌詞，還有小河和曉利發過來他們的歌的歌詞，還寫了譜線，郵件里說：“給你歌詞，祝你健康。” 我在意大利的時候收到他們寄來的歌詞，聽不懂，就查字典、一個字一個字拼，邊聽邊寫。怎么才能聽懂小河的“飛的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呢？

到處，卻不存在的我

我那時候特別著迷于“流浪”這個詞。20歲到30歲之間，流浪對我來說是現實，也是一個痛苦的命題。它跟家族有關系。我的父母從一個國家搬到另一個國家，我也搬到另一個國家。

我曾羨慕法國那種一代一代住在同一個地方的家庭，他們有老家，有祖屋，有家族的記憶。而我沒有這些。所以我拍照，也是一種對抗的方式。我可能沒有家，但我有記憶，我的背包里裝滿照片，照片就是我的家。

我跟野孩子有很多共鳴。他們的歌詞里談很多關于家鄉、黃河、土地的情感。我記得我寫過一段，說他們的存在讓我相信某種“持續”的東西，比如“黃河的水不停的地流”。但同時，“北京北京不是我們的家”。

我覺得，北京這些年的生活，其實是由很多“瞬間”組成的。你從一個陌生的人，變成一個熟悉這個城市的人，最終決定留下來，這個過程非常重要。其實記憶，有時候是一種允許自己撒謊的方式。你不停地為自己講故事。

照片小樣

你可以說，這本攝影書已經夠厚了。但在我看來，它還是不夠。我總覺得，有很多喜歡這些音樂人的朋友，還有一些敏感的讀者，他們是會想了解更多的。很多照片我沒法選進去，是因為我覺得它們“不夠好”，技術上可能沒有達標，或者光線不好、構圖不完美。但我也意識到，那些我眼中“不夠好”的照片，對喜歡他們的人來說，是最珍貴的。

所以我想，還是應該加進去。得加，不僅是圖片數量，還有信息量。比如說，野孩子錄專輯的時候，我在書里只選了一張照片。但其實在那個時間段，大家每個人的狀態都很不同，你能從中看出他們的專注、疲憊、興奮、投入——每一幀都是信息。我覺得如果能呈現得更完整，讀者也許能更深地理解那個過程。所以我才想用另一種方式去補足。

這本書里其實還有一些像是邊角料的素材，比如崔健在懷柔那場跨時代的演唱會。也許拍得不夠好，我沒放進主書里。但我做了一個小樣，自己看起來還是覺得挺值得的。哪怕只是留下某個角度、某個閃現的神情，也是有價值的。

當然還有中國的火車旅行。對我來說，中國的火車旅行就是一個“世界”。我記得那次從烏魯木齊到北京，要坐四天的火車。你整個人就生活在車廂里，跟周圍的人吃飯、聊天、睡覺，一起呼吸。那真的是一個世界。

而且你還要學“聰明”：不能買下鋪，要不然所有人都會坐在你那兒；也不能買最上面一層，坐著太費勁了。所以最好的選擇是中鋪，最平衡的位置，這是一種身體與社交的策略。反正那時候，我們都特別喜歡這樣的經歷。

我記得特別清楚：中國的火車非常亮。跟我習慣的火車不一樣。法國火車特別暗，總有一點緊張感。而中國的火車亮得好像在生活，有一種踏實感。我覺得我記憶里的亮度，是很重要的東西。那個光線，是我后來在很多照片里也試圖留住的。

我的第一輪旅行，幾乎全是在中國坐火車的時候寫的日記。那時候寫了特別多。其實我拍了很多照片，都是在旅途中、在火車站、在飛機上、在等待當中拍下來的。因為我的狀態總是在流動中，而這些移動中的片刻，反而讓我能思考“流浪”這個詞。

我一直覺得，人在一個動態的環境里，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說，更容易暴露出你“沒有位置”這件事。我想，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動蕩、這種沒著落，才讓我對“留下來”這件事這么執著。而這本書，也正是我留下來的方式之一。

安娜伊思·馬田（安娜），法國藝術家、攝影師、河樂隊成員、戲劇制作人。安娜在北京工作了二十多年，曾參與演出的戲劇包括《悲慘世界》、《流浪者之歌》和《如夢之夢》。她曾出版過一本名為《如夢之夢》的攝影集，并長期致力于促進中法兩國的藝術和文化交流。

安娜伊思·馬田《他們說你的歌有誰來聽》

出品：在在在BOOKS、孤獨圖書館

出版：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裝訂方式：裸背平裝、四色+專色印刷

尺寸：210x280x30mm

頁碼：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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