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丨劉瀾昌
6月30日，伊朗革命烈士領袖紀念委員會秘書長普爾賈姆希迪揚在德黑蘭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伊朗將于7月3日至9日，在德黑蘭、庫姆、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舉行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的系列悼念與告別活動。伊方表示，已有30多個國家的官員確認將出席相關儀式，同時還有來自90多個國家的宗教界人士與學者表達參與意愿。此次悼念活動不僅覆蓋伊朗國內多地，還延伸至伊拉克納杰夫與卡爾巴拉等什葉派圣城，形成跨國聯動的紀念安排。這一規模，使原本具有宗教性質的儀式，呈現出明顯的外交外溢效應。
悼念活動之所以引發如此廣泛的國際參與，并不只是出于禮儀層面的安排，而是伊朗長期以來在宗教網絡與地區政治結構中積累的結果。什葉派圣城體系橫跨伊朗與伊拉克，本身就構成一個超越國界的精神與組織網絡。德黑蘭、庫姆、納杰夫、卡爾巴拉，這些地點并非孤立城市，而是同一宗教地理結構中的關鍵節點。當悼念儀式被置于這一空間之中，其意義便不再局限于國內政治表達，而轉化為區域認同與政治姿態的集中呈現。
在國際層面，30多個國家官員的參與，使這一事件呈現出微妙的外交信號。官方訪問本身具有高度象征性，尤其是在當前中東局勢復雜、陣營分化明顯的背景下，任何跨國政治參與都可能被解讀為立場表達。宗教人士、學者與政治人物同時出現，使悼念活動處于宗教與外交交匯的灰色地帶，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峰會，也不僅是單純的宗教紀念，而更像是一種“低強度外交集結”。
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在于伊朗長期構建的多層次影響網絡。一方面是國家層面的外交關系，另一方面則是跨國宗教共同體所形成的軟性連接。尤其在什葉派世界中，宗教權威與政治象征往往交織在一起，使得領袖人物的紀念活動天然具備動員能力。與西方以制度為中心的外交體系不同，這種結構更依賴身份認同與歷史記憶，其動員路徑也更加分散卻穩定。
從政治機制上看，伊朗通過這種跨國紀念活動，實際上強化了自身在地區事務中的中心地位。儀式本身成為一種平臺，使不同國家的政治與宗教代表在同一空間出現，從而形成間接的政治互動。即便各方立場不同，在同一場合的出現本身，也構成一種可被解讀的外交姿態。這種“儀式外交”并不依賴正式談判，卻能夠在象征層面累積影響力。
與此同時，這類大規模跨國集會也不可避免地帶來風險。首先是地區安全壓力，多個城市同步舉行活動，涉及人流密集與跨境人員流動，任何突發事件都可能被放大為政治信號。其次是外部誤讀風險，在當前中東地緣高度敏感的背景下，宗教紀念與政治集結之間的界限容易被外界重新敘述，進而影響地區輿論結構。此外，大規模參與本身也可能加劇不同陣營之間的觀察與對抗心理，使原本象征性的活動被賦予戰略意義。
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這類現象反映出中東地區政治表達方式的多重疊加。國家外交、宗教網絡與民間認同并行存在，使得任何公共事件都可能同時具有多重含義。伊朗此次悼念安排，將宗教紀念、國家儀式與國際參與融合在同一時間軸上，本質上是一種對外影響力的集中展示，但同時也暴露出地區秩序仍然缺乏清晰邊界。
未來的發展，很可能不會止步于一次悼念活動本身，而是轉化為更長期的互動結構。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將繼續與宗教網絡交織；儀式性的政治行為，也可能在不經意間成為地區溝通的重要渠道。在這種背景下，理解中東政治，不能僅停留在傳統的國家對抗框架之中，還必須看到那些穿透國界的信仰網絡與歷史記憶。
當30多個國家的代表出現在同一場悼念儀式上時，表面是對一位人物的告別，深層卻是地區秩序的再一次排列組合。政治從未完全離開宗教，宗教也從未完全脫離政治，而那些在德黑蘭與納杰夫之間流動的人群，正在無聲地書寫另一種形式的地緣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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