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爭的真相：“以國為本”還是“以民為本”

▲視頻來源@諶旭彬談歷史

雖然商鞅最后的命運是在秦國高層內部權斗中被“車裂”，但這種愚民、弱民、貧民改革的逆流，從來就沒有被徹底清掃出歷史舞臺——被視為“儒臣”代表人物的諸葛亮，教導后主劉禪時，交待他必須閱讀的書籍當中，赫然就有《商君書》。

——諶旭彬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改革家”，“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已成為國人的一種歷史常識。但往往越常識的東西，越遠離歷史的真相。真實的商鞅，既不是什么“偉大的改革家”，更沒有“推動歷史的進步”；充其量，商鞅不過是一個中國歷史長河中從未消失過的恐怖幽靈。正所謂：“商鞅不死，魯難未已”。

▍其人：懂儒懂法懂兵，自身可能并無固定政治信仰

商鞅的出身，歷史資料已不夠詳盡，目前可以知道的大略有：他原是衛國公族的遠支，衛是小國，不得不依附強大的魏國獲取生存；商鞅成年后，投到魏國執政大臣公叔痤的門下，自稱“衛國公孫”，因而也被世人稱作公孫鞅或者衛鞅。商鞅，是他后來在秦國受封于商地后的稱呼。

據說公叔痤臨終前，曾向魏王推薦由商鞅接替自己做執政大臣，并告誡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應將其殺之。這恐怕不是史實，應該是商鞅入秦之后，為了推銷自己，而編造出來的一套說法——因為公叔痤的推薦不合常理。其一，商鞅自己雖然很強調自己的“衛國公族”的出身，但其出身卑微是毋庸置疑的，西漢《鹽鐵論·非鞅》里很明確地說“夫商君起于布衣”，可見其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再者，此時的商鞅，年不足30，職位不過是一介家臣，魏王此前更對其從未有所耳聞，公叔痤久歷政治，豈能將這樣一個人物當作自己的接班人推薦給魏王呢？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公叔痤臨終前確實向魏王推薦了商鞅，但只是一種普通推薦，并沒有讓商鞅做自己接班人的意思。

公叔痤的死（公元前361年），讓商鞅在魏國丟了飯碗；需要尋找新工作的商鞅，想起了上一年（公元前362年）新即位的秦孝公發布的一道招聘啟事：“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遂決意去西方碰一碰運氣。

商鞅在秦國耗費了大約兩年的時間，才得以在公元前359年通過賄賂宮廷寵臣，見到秦孝王。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前后三次見秦孝王，先后談了“帝道”、“王道”和“霸道”；前兩次談話秦孝王都很不滿意，第三次才眉開眼笑。商鞅自己如此解釋：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blockquote>

所謂“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大意是說按上古五帝三王的套路，需要三代的時間，才能完成帝王之業；秦孝王的意見，是要在自己生前“顯名天下”，絕不愿再等上“數十百年”；于是商鞅換了一套“強國之術”推銷給秦孝王，孝王大喜。

后世對商鞅這段話，有許多有趣的解讀。如錢穆先生認為可以據此判斷商鞅其實不是“法家”，而是一位“儒家”。因為他最先拿出來推銷給秦王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秦王選擇了法家的“霸道”之后，商鞅又感慨“難以比德于殷周”，所謂“殷周”，其實也是儒家（周公之治）。不過，這種解釋，恐怕只是錢穆先生這類做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們的一廂情愿。商鞅確實拿儒家游說過秦王，但這并不能證明商鞅本人的思想皈依，因為商鞅同樣也拿出了法家那一套東西，而且在日后運用得爐火純青。一種合理的解釋是：商鞅不過是在拿各種統治術迎合秦王罷了——儒家在當日雖很少有各國采用，但傳播很廣，商鞅能高談“帝王之道”并不奇怪；何況商鞅本身所學就相當龐雜，除法家之外，他至少還是一位“兵家”，他的兵書，至少到西漢，還在廣泛流傳。

簡而言之，如果秦孝王當日對“帝王之道”表現出濃厚興趣，商鞅日后確實很可能會被歸類到“儒家”范疇；但秦孝王當日選擇了“霸道”，商鞅為個人政治前途計，遂成了“法家”的代言人；進而開啟了一場反文明的“商鞅變法”。

▍其法一：鏟除“仁義和平善良孝悌”，國家才會強盛

商鞅變法的具體內容，長期被有選擇性地傳播和有選擇性地屏蔽。這種傳播與屏蔽造成的一個后果，就是一個長期被主流價值觀所不齒的的“改革者”，和一場長期遭受歷史譴責的“改革”，被徹底翻轉。商鞅成了“偉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理論變成了“那個時代最先進的變法理論”；這場改革變成了“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

商鞅在秦國先后搞了兩次變法。第一次開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見到秦孝王后的第三年。這一年商鞅榮升為“左庶長”，隨即頒布了自己的第一份變法令，史書一般稱作“變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47年，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當于秦國國相，借遷都之機再次推動變法。前后兩次的主旨并無太大差異。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其第一次變法頒布的“變法初令”，主要內容包括：

1、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宦玖Ρ緲I，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2、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3、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4、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按軍功授爵這條規定，近百年以來，被稱頌最多?；蛘f它打擊了頑固腐朽的秦國舊貴族勢力；或說它體現了某種公正、公平的原則，給了底層平民一個平等的上升通道。

這些效果，當然是有的。但在商鞅的本意，卻并不關心這樣的效果，他只不過想要將秦國改造成一個“軍國主義國家”——秦國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消滅諸侯稱霸統一；秦國民眾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了給秦國這輛戰車添磚加瓦。在《商君書·靳令》中，商鞅表達了一種“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進行戰爭”的邏輯，原話是這樣說的：

“國貧而務戰，毒輸于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于內，有六虱，必弱?！?/blockquote>

大意是：國家貧窮的話，一定要多搞戰爭，將毒害輸送給敵人，本國沒有“六虱”，國家一定強盛；國家富足的話，也一定要多發動戰爭，因為如果不發動戰爭，那么“六虱”就會在本國內部偷生，國家就會衰弱。換言之，就是國家窮，必須要多發動戰爭；國家富，也必須多發動戰爭；總之，國家要想強盛，一定要時刻保持一種戰爭狀態，一定要時刻把所有資源，包括財力、物力、人力都牢牢地捆綁在戰車上，如此，國家才能一直強盛下去。

至于什么是“六虱”呢？《商君書·靳令》也有詳細描述，原話是這么說的：

“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保ㄔ娜绱耍?/blockquote>

在商鞅眼里，一切符合人類最基本的文明標準的東西——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和平，都是妨害國家強盛的“虱子”。

商鞅的變法令里沒有講“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進行戰爭”，也沒有講“仁義和平善良孝悌都是國家強盛的死敵”，因為這些話不能明講。但必須要了解到這些，才能了解到他大搞“軍國主義”的邏輯。公元前的時代，當然還不存在什么“普世文明”，但為了國家強盛，連“仁義和平善良孝悌”都可以不要的變法理論，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成是“那個時代最先進的變法理論”。

▍其法二：人人互相監視互相告密，國家才會強盛

除了“軍國主義”之外，商鞅理想中的強國，還應該是一個遍地告密、人人互相監視的“特務國家”——所謂“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大意是：編民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個編制里的百姓，若有某人犯法，其他人不去向政府告密，會被株連腰斬，而去告密的人則可以得到重賞——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一個“特務國家”。

為什么要這樣搞呢？商鞅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邏輯。在《商君書·開塞》中，商鞅如此說道：

“刑加于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于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于德而義合于暴也。”

這段話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說：在罪行發生之后，政府再對老百姓依法實施刑罰，并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老百姓自發產生義舉之后，政府再出面獎賞老百姓，并不能起到“止過”的作用。刑罰不能“去奸”；獎賞不能“止過”的話，國家就要混亂。所以，統治者必須要在老百姓違法之前，提前刑罰他們，如此就不會出現“大邪”；統治者必須要賞賜那些告密的老百姓，如此，則不過出現“細過”。統治老百姓，能夠做到沒有“大邪”、沒有“細過”，如此，國家就大治了，就強盛了。天下就穩定了，“至德”就重建了。

最后，商鞅說了一句禍害歷史數千年的話：“以殺刑之反于德而義合于暴”——以酷虐的殺戮，同樣能夠抵達“德義”。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告密”納入國家體系并將其制度化的人；也是歷史上第一個搞“事先懲罰犯罪”制度的人。這種體制化的告密之風、體制化的“事先懲罰犯罪”，蔓延了整個秦國乃至秦王朝，直到漢文帝時代，才得以改變。據《漢書·刑法志》記載：

“及孝文即位，……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刑煜?，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x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blockquote>

孝文帝與眾大臣吸收秦朝暴亡的教訓，以寬厚為務，以告密為恥，上行下效數十年，終于使得“告訐之俗易”，糾正了遍地告密的社會風氣；所謂“罪疑者予民”，則非但不再有“事先懲罰犯罪”的制度存在，而且已經開始推行“疑罪從無”的理念了。漢文帝時代的刑罰制度，才真正“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商鞅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反文明的歪門邪道。

告密最終成為一種人人所不齒的行為，依賴于西漢之后，儒家意識形態的上升。蘇軾講過一個《神宗惡告訐》的故事，其中可以見到“禁止告密”的制度化：

元豐初年，開封府白馬縣發生盜案，有人知道誰是盜賊，但畏懼報復不敢直接告官，便向縣衙投了封匿名信。后來盜賊被抓，捕賊的衙役爭功，鬧到上司那里，把匿名信事件引了出來，因為發生在京城，連皇帝也知道了。按宋朝的法律，告密是要被流放的，當時的開封府府尹蘇頌認為出發點是為捕盜，懼怕報復也情有可原，上殿奏請對投匿名信者免予處罰。宋神宗卻批示不準，理由是：“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弊詈蟮奶幚磙k法，是用板子打了投匿名信者的屁股之后，再給予一定的撫恤。

宋神宗的“嚴禁告密行為”，這才是歷史的進步，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潮流”，才是文明正確的前進方向。

▍其法三：必須要“弱民”、“愚民”，國家才能強盛

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變法初令付諸實施之后，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

“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blockquote>

這段文字，近百年以來，被作為商鞅變法“符合歷史潮流”、“推動歷史進步”的證據，被各種各樣地引用?！妒酚洝返倪@段記載大體上應該是事實，理由如下：

1、在一個推行強制告密的特務社會，每個人都感覺處在他人監視的目光之中，行為必然謹小慎微，能夠出現“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并不奇怪。

2、商鞅在經濟上推行絕對的農本原則，《商君書·農戰》里面說得非常明白：“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在他的變法理論中，只有農業和戰爭，才是國家強盛的根本，其余職業都是多余的，都對國家強盛有害。這些多余的職業包括：知識分子、商賈、隱士、手工業者、游俠勇士。從事這些職業的人，被商鞅稱作“五害”，成了改革過程中重點清除的對象。如此改革的結果，是全民從事農業，“家給人足”是必然之事。但同時造就了另一個嚴重后果：社會結構徹底單一化，一切有流動性的職業都從秦國消失了?！奥殬I即原罪”，這是商鞅的偉大“發現”，被后世繼承，帶來災難無數。

3、《史記》中所謂的“家給人足”，過于簡單抽象，并不能完整反映商鞅時代秦國百姓的基本生存狀況。實際上，這種“家給人足”，僅僅是一種半溫飽半饑餓狀態的“家給人足”，而且這種半溫飽半饑餓狀態，正是商鞅所刻意謀求的。其變法理論對此有詳細的說明，《商君書·弱民》中說得明白：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blockquote>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赤裸裸地將“民”與“國”徹底對立起來的“改革家”；也是第一個赤裸裸地宣稱“強國之道在于盡最大可能剝削民眾”的“改革家”。自西漢以來，儒家約束帝制，一直講的是“民本”；近代以來，“民主”則已成世界大勢——商鞅倒行逆施，竟能被歌頌成“符合歷史潮流的偉大改革家”，真是奇哉怪也！當然，商鞅這套倒行逆施，也有自己的理論邏輯，其原話是這樣說的：

“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虱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保ā渡叹龝と趺瘛罚?/blockquote>

這段話的大意是：老百姓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力富”）；富有之后，就會“淫”，有多余的想法；“淫”了之后，國家就會有“虱”，國家就不能強盛。所以，老百姓富裕之后如果不主動消耗，就應該讓他們拿出自己的糧食給國家（換取國家褒賞的爵位），如此，老百姓再度陷入貧窮，就會重新激發上進心，就不會偷懶，也不會“淫”，國家也不會有“虱”了。這種讓國家富有而讓老百姓保持貧窮的治國方法，可以使國家強上加強（“重強”）。

此處需要特別解釋一下商鞅所謂的“淫”和“虱”?！渡叹龝ね鈨绕肥侨绱私忉尅耙钡模?/p>

“奚為淫道？為辯智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blockquote>

什么是“淫”呢？商鞅說：“淫”就是“辯智”，就是“游宦”，就是“文學”，總而言之，“淫”就是謀取知識。商鞅理想中的治國之道，老百姓只能依靠農耕或者戰爭獲取官職爵位；而“淫道”則提倡老百姓靠知識獲取官爵名聲——“辯智”、“游宦”、“文學”，是當時最主要的知識分子職業——像商鞅自己，依靠知識去游說秦王獲取官職，就是典型的“淫道”。商鞅希望老百姓保持貧窮，這樣的話，他們就不會去追求“淫”，不會去追求知識，這樣的話，就不會出現威脅國家穩定的“虱”。

什么是“虱”呢？前文已經說過，“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鄙眺卑岩磺蟹先祟愇拿髦髁鞯臇|西，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和平，都看成是妨害國家穩定和強盛的“虱子”。

這樣的改革理論，怎么可以說是先進的呢？怎么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歷史發展的潮流”呢？難道說，“歷史發展的潮流”，就是讓老百姓保持貧窮，不讓老百姓擁有知識嗎？

將國家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徹底對立起來；鼓吹為了國家利益，必須讓老百姓保持愚昧和貧窮，這是商鞅變法的理論核心，《商君書》中對此有大量不厭其煩的陳述和解釋，試舉幾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書·畫策》）——能夠制服天下的統治者，必須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戰勝強敵的國家，必須先戰勝他的百姓。百姓的安居樂業，不是國家存在的理由；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成了國家的敵人。

“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書·定分》）——民眾越愚昧越容易治理，其前提是：國家的法律制定得很通俗明白，而且刑罰的執行力度很高。

“（民）樸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 《商君書·弱民）——“樸”是“淫”的反義，沒有知識的意思——老百姓沒有知識就弱，有知識就強；老百姓弱，就安分守己，老百姓強，就會逾越本分對抗政府（“越志”）。商鞅在其變法理論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知識越多越反動”。民眾越愚昧，國家越穩定，越容易治理；民眾越弱，國家越強。這才是商鞅變法的真實理論邏輯。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家不殆。國家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商君書·墾令》）——如何才能讓老百姓自發去認同“知識越多越反動”，也是商鞅在改革過程中需要仔細思考的問題。商鞅給出的答案是：光強制性地驅逐知識分子、燒毀《詩》、《書》是不夠的，還需要政府在獎懲上積極引導，其具體措施就是：不要因為戰功和農耕以外的任何理由賜予任何官爵，尤其不要因為知識而給與官爵，如此久而久之，老百姓自然就會鄙視學問專心務農了；老百姓不重視學問，就會愚昧；老百姓愚昧，就不會與外界進行信息交流；沒有這些亂七八糟的信息交流，老百姓就會一心務農；老百姓一心務農，國家就會強盛。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于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智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智農無從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商君書·墾令》）——國家的大臣和士大夫們，不許去做任何展示自己博學多聞、能言善辯的事情，不準外出游歷，不許寄居他鄉，不許施展自己的智巧，尤其不許到各縣去居住活動，這樣的話，老百姓就沒有任何機會聽到任何開啟智慧的知識，這樣他們就沒有任何機會脫離農業；農民愚昧無知，不喜歡學問，就會一心一意務農。

商鞅所推行的，是徹徹底底的“愚民強國政策”。其徹底到何種程度，《史記·商君列傳》有案例可資說明：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后民莫敢議令?！?/blockquote>

老百姓一開始反對變法初令，商鞅把他們抓起來排著隊在渭水邊上砍頭，砍到河水都變成了赤紅色；十年之后，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老百姓倒轉過來，稱贊變法實實在在地好，結果又被商鞅抓起來全家流放到邊關。為什么在商鞅這里，反對者要被殺頭，稱頌者也要被流放？原因很簡單：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應該思考國家政策的好壞，他們不應該擁有思考國家政策好壞的能力，他們只要會下田耕地、會上戰場殺人就足夠了。這就是商鞅變法的本質，是一場徹徹底底的反文明的變法，是中國歷史的一顆毒瘤。

▍儒法之爭的真相：“以國為本”還是“以民為本”

商鞅是法家的鼻祖。把商鞅的問題談透了，可以解決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認識誤區：法家是什么？儒家是什么？什么是“儒法之爭”？

自西漢以來，古今的學者們就已經有一種共識，認為中國歷史長期以來存在一條基本線索，就是“儒法之爭”；長期以來，國體一直都是“儒表法里”，也就是以儒家政治理論為外表裝飾，以法家政治理論為實際統治術。

這種論斷，在近代以前的學者們的討論中，本來是相當精準的。但不知為何，近代之后，學者們稀里糊涂，開始拿西方近代化過程中興起的“法治”觀念對應“法家”，進而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儒家主張以德治國。雖然學者們很謹慎地在區別著“以法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區別；也沒有直截了當地將法家的政治理念定義為“法治”，而只是謹慎地稱贊其理念接近“法治”——但無論學者們如何謹慎，這些理解，統統還是都錯了。

“儒法之爭”的實質，不是什么“法治”與“德治”，而是政治的基本原則，是“以國為本”，還是“以民為本”的問題。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乃是高舉“以民為本”的旗幟；商鞅大談“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乃是高舉“以國為本”的大旗。孟子說“君視民如草芥，民當視君如寇仇”，乃是高舉“以民為本”的旗幟；商鞅大談“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乃是高舉“以國為本”的大旗。儒家說“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了家庭倫理，可以拋棄君主，這就是“以民為本”；商鞅則事事從國家利益出發，是典型的“國家至上主義”。

這種區別，古人本來是看得非常透徹的，“法家”和“法治”是八桿子打不到一起去的兩碼事——“法家”所謂的“法”，其制訂者是單方面的當局，其制訂時的立場，完全站在“國家利益”一側，絲毫不為“老百姓利益”考慮；“法家”要老百姓遵守法律，是要老百姓無條件接受國家利益至上，無條件接受自身利益被國家“合法”盤剝；“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平等，“法家”的“法”里，豈能見到半個字的“平等”？

儒家在西漢之后勢力上升，當局不得不將其吸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儒家同樣也重視制定法律，而且儒家制定法律的出發點是“以民為本”——北宋宋神宗變法，搞出來一大串旨在增加國庫收入的“新法”，儒臣司馬光就非常憤怒，大聲抗議“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不在民則在官”，痛罵朝廷通過變法“與民爭利”——這是儒家搞法律的出發點，但從未見到有學者將儒家的這套法律治國理念，稱作“法治”，也真是奇哉怪也！

把“法家”和“儒家”的基本概念搞清楚之后，“儒表法里”是什么意思，也就很容易明白了。漢宣帝對他的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句話表達的，就是當政者熱衷于搞“儒表法里”這套東西?！鞍缘馈本褪欠业摹皣抑辽现髁x”；“王道”就是儒家的“民本主義”。商鞅愚民失敗——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是商鞅愚民政策的繼續而已，只不過商鞅當年在秦國小范圍內能夠成功愚民數十百年，但秦朝疆域包括其余戰國群雄的領土，在那些國家，知識分子數量龐大而且活躍，那些國家的民眾也不能認同“知識越多越反動”，秦始皇繼續按照商鞅舊例焚書坑儒，就得不到社會的支持了，其結果就是遺臭萬年——早在西漢初年，知識分子就把焚書坑儒這個事情批判得臭不可聞——商鞅愚民失敗的結果，就是此后的統治者不得不違心地接受“民本主義”的儒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但其居于執政者的位置，法家的“國家至上主義”，很自然地也會被其繼承。只不過因為儒家強大的“民本主義”批判能力，“法家”的“國家至上主義”不得不轉入地下，成為數千年的暗流而不能見天日。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兩千年“儒表法里”的真相。

將“法家”逼入地下，只能做不能說，是儒家兩千年來對中國政治最大的貢獻。兩千年來，儒家始終堅持不懈地批判商鞅的變法逆流，以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為例，與《史記·商君列傳》相比，《資治通鑒》對商鞅及其變法的描述，做了許多意味深長的更改。譬如：

1、《史記·商君列傳》說：“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資治通鑒》把這句話改成了“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

2、《史記·商君列傳》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史記·秦本紀》也說：“法大用，秦人治”、“宗室多怨鞅”，還說：“居三年，秦人歌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改成“為政十年，秦人多怨”。

3、《史記·李斯列傳》載有李斯的《諫逐客書》，其中如此說道：“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至今治強”?！顿Y治通鑒》則改成：“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刪去了“民以殷盛”、“百姓樂用”等辭句。

很顯然，司馬光是在刻意地增加或者刪改《史記》。其增刪的指向非常明確：決不能讓讀者感受到“老百姓很支持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好處”，而應該是恰恰相反。司馬光的這種增刪，體現了一個信奉儒學的史家的細微用心——秦民在接受了數十百年的愚民、弱民、貧民改革之后，已然喪失了自我判斷能力，《史記》中所謂的“秦人歌之”，并不是完整的歷史真相?！顿Y治通鑒》本是一部教給世人吸取歷史教訓的史書，司馬光刪掉“秦人歌之”，而增入“秦人多怨”，正是為了否定掉商鞅愚民、弱民、貧民改革的逆流。

雖然商鞅最后的命運是在秦國高層內部權斗中被“車裂”，但這種愚民、弱民、貧民改革的逆流，從來就沒有被徹底清掃出歷史舞臺——被視為“儒臣”代表人物的諸葛亮，教導后主劉禪時，交待他必須閱讀的書籍當中，赫然就有《商君書》。

商鞅之術在中國有那般頑強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窒息。然而商鞅雖惡，卻不過是迎合帝王。后代帝王并無商鞅，卻用其術，這不是商鞅一個人的敗壞，而是延續幾千年的整體墮落。古人常說“以史為鑒”，歷代治國者并不愚蠢，他們不斷汲取前朝覆滅的歷史教訓。但吊詭的是，為什么歷朝歷代充分吸取了歷史的教訓，卻仍然難以逃脫歷史的懲罰？

即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認真回答這一問題。但這些問題，恰恰是我們認知中國歷史的關鍵所在。

中國歷史說穿了，其實就是這一頭一尾兩場轉型、劇變，前面這場“周秦之變”，是從周制走入秦制。而后面這場從1840年開始的劇變，其實關乎的就是如何走出帝制，或者說怎么走出秦制的變化。

因此，哪怕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頭緒紛紜，但要抓住這一大變局——秦制的興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國悠久歷史的脈搏，從而看清未來的前進方向。

為此特別推薦“騰訊短史記”主編諶旭彬的兩本透視秦制的作品：

◎《秦制兩千年》：談秦朝的書很多，但往往不是歌頌，就是停留在機械地重復“治亂循環”的歷史教訓，毫不涉及秦制背后的歷史真問題。而本書的出版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用國家能力、歷史語境、儒法國家等等有別于傳統著作的全新視野，重新審視這段兩千年大家早已十分熟悉的歷史，從根源反思如何走出幾千年的帝制文化。

◎《活在洪武時代》：秦制在明朝達到了一個頂峰。本書從明初的軍事、土地、政治、法制等政策制度入手，勾勒出洪武時代各色人物的荒誕命運以及可怖的生存狀態，通過這些小人物如草芥般的命運，讓讀者看到朱元璋是如何欺騙控制官員，如何監視控制民眾的。這本書，讓我們看到了“洪武之治”殘酷的另一面。

諶旭彬寫出的深入淺出，既能把握歷史的脈搏，又有學術底蘊與強烈的現實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