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年來，古典學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學術界在梳理典籍、闡發(fā)義理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成績面前，我們應該清醒認識到，古人留給我們的從來不是可以直接套用的現成答案庫，而是蘊含著無窮啟迪的深厚思想庫。唯有將古典文本還原至其賴以產生的特定社會條件之中，我們才能真正觸摸到文明的脈搏，汲取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
任何古典文本都是特定社會條件的產物。古典學研究不能懸置于歷史的虛空之上，不能脫離社會形態(tài)進行抽象的玄思。社會形態(tài)是唯物史觀的核心概念，是對社會存在方式的概括性總結。人類社會按照五種社會形態(tài)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fā)展，每一種社會形態(tài)都是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體。先秦諸子爭鳴于血緣家族向地緣社會轉型的大變局之中，古希臘哲人辯思于城邦工商業(yè)的土壤里，二者都深深根植于當時當地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生產關系狀況以及特定的社會政治結構。社會形態(tài)從根本上決定了思想觀念的樣貌，經濟基礎深刻塑造了上層建筑的輪廓。如果把古典文本從其社會土壤中連根拔起，將其當作超越一切時空限制的絕對真理，我們就無法看清歷史的真實面目，甚至會誤讀古人的智慧，使古典學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承繼文明遺產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科學的思維方式，警惕并自覺抵制兩種極端傾向。
一種是虛無的歷史相對主義。不同民族和國家具有不同的先天條件，歷史轉型的路徑也不盡相同，但這并不意味著文明的發(fā)展沒有客觀規(guī)律可循，更不意味著歷史是偶然現象的無意義堆積。如果否認社會形態(tài)從低級向高級演進的總趨勢，我們就會失去評判歷史的價值標尺，文明傳承也就失去了穩(wěn)固的根基，五千多年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本身就反駁了這種論調。只有正確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我們才能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精髓，避免在錯綜復雜的歷史現象中迷失方向。
另一種是庸俗的經濟決定論。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是根本性的，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用單線式邏輯來剪裁豐富的歷史，政治組織、家庭結構、血緣關系、宗教觀念等要素同樣在社會發(fā)展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單純用經濟因素解釋一切古典文明現象，忽視政治、文化和精神等的相對獨立性與能動作用，必然會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變得狹隘和機械。
面對古典文明這份厚重的遺產，我們應當在守正創(chuàng)新中實現超越與升華。守正，就是要堅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把握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尊重歷史的客觀實在。創(chuàng)新，就是要打破僵化刻板的歷史演進模式，以大歷史觀審視和理解不同時空背景下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歷史發(fā)展道路的多樣性恰恰是人類社會豐富性的生動體現。我們應當以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深入理解各種文明形態(tài)的社會根源與演變邏輯，從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智慧，而不是將某種特定地域的歷史經驗上升為唯一法則，強行套用于其他文明。
研究古典學的最終旨趣，在于觀照當下與未來。只有深刻把握社會形態(tài)的演進規(guī)律，將古典智慧置于堅實的物質基礎與社會關系之上，才能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為了更好地構建中國自主的古典學知識體系，我們要立足中國大地，闡明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的社會成因。我們更要以廣闊的世界視野推動不同古典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與交流互鑒，讓古典學這門古老的學問，在回應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中煥發(fā)蓬勃生機，為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提供深厚的思想底蘊與不竭的精神滋養(yǎng)。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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