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貿易摩擦加劇，德國總理默茨：應效仿1985年廣場協議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

德國總理默茨，身上最重要的一個標簽，就是他對美國總統里根的崇拜。

和里根一樣，默茨自己也推崇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以及跨大西洋的親善關系。因此，對于在1980年代里根治下的美日匯率談判，以及最終簽下的《廣場協議》，默茨比大多數歐洲人都更為熟悉。

而今天，歐洲正處在1980年代類似的境遇：歐盟破產企業數量已經升至201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德國在2025年流失了14.3萬個工作崗位；歐洲大多數地區增長乏力，工業產出下滑。

為了應對這一困局，歐盟于6月18日舉行峰會，其中重點討論的就是如何應對來自我國的挑戰。

歐盟把這一切原因歸咎于我國，這并不奇怪。正如在這次峰會結束后的記者會上，德國總理默茨直接點名我國，稱人民幣被低估了30%，靠補貼和匯率不能兌換“不可接受”；隨即，默茨明確表示，歐盟應該效仿1985年的《廣場協議》，針對“一些貨幣被低估多達30%的國家”開展國際對話。

毫無疑問，默茨的這番表態，幾乎就是直接針對的我國。

對我們而言，默茨這番話觸動的不僅僅是對貿易摩擦的擔憂，更重要的還是《廣場協議》這個說法。

《廣場協議》在國內長期被視為前車之鑒，日本簽下這份協議后，進入了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停滯。默茨把這段歷史搬到臺面上，幾乎等于直接撕破臉面。

作為歐盟中對華經貿關系最密切的德國，默茨為什么要這么說？

答案其實很簡單，過去兩年，中歐貿易摩擦的密集程度，超乎我們的想象；只是在特朗普掀起的全球關稅熱潮中，中歐這些貿易摩擦顯得不那么戲劇化而已。

早在2024年10月，歐盟委員會就對從我國進口的新能源汽車征收為期五年的反補貼稅；此外，關稅壁壘還在從汽車向光伏、鋼鐵、電商蔓延。

我國也在反制。對歐盟白蘭地征收反傾銷稅27.7%至34.9%，并在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挑戰歐盟委員會的反補貼稅計算方法。

這場摩擦原本可以到此為止。但讓歐盟頭疼的是，加稅也擋不住。

今年一季度，我國汽車對歐出口43.84萬輛，同比增長84.7%。4月份，我國品牌在歐洲市場份額高達9.8%，同樣創歷史新高。

關稅壁壘越高，車反而賣得越多。2025年，歐盟和我國的貨物貿易逆差約為每天10億歐元，這已經是新冠前的兩倍，尤其是對德國而言，自我國的進口持續上升，德國對華出口則大幅下降。

數據上的反差，直接體現在德國總理默茨的對華態度上。

其中逆差，是最讓歐盟難以接受的。2020年之前，歐盟對華逆差每天只有5億歐元，短短幾年時間過去，這個數字就增長了兩倍。

兩倍看起來不多，但反映到更深層次的一面，就是歐盟企業破產數量創新高、流失工作崗位越來越多，歐洲大多數地區增長乏力，工業產出下滑。

這當然是歐盟自己的問題，需要轉型、亦或是轉型中的結構性陣痛，但對歐盟自己來說，解決內部問題很難，創造一個外部問題出來，反而比較簡單。

而真正值得我們擔心的，并不是歐盟這些所謂的“反傾銷調查”，而是歐盟將要推出的《工業加速法》。

根據該法案中的“歐洲優先采購”要求，這將直接沖擊我國企業在歐洲采購市場中的地位。

如果歐盟的《工業加速法》真的推出，那么任何被視為擁有強大競爭力、并可能對一國現有關鍵產業中的龍頭企業構成競爭壓力的產業，均有可能面臨類似的貿易或投資限制。

看到這里，很多人就會說了，既然歐盟不愿意和我們做生意，那大不了不做歐盟的生意就好了。這樣的想法固然沒錯，但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

要知道，今天我國經濟的增長引擎，就是出口。我們自己的消費疲軟，國內汽車市場銷量也開始下滑，疊加消費信心長期低于榮枯線，因此出口這一塊，就是我們的“必爭之地”。

而歐洲，作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第一是美國），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我們自己來說，要增長、要繁榮，就絕對不能輕易錯過歐盟這個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尤其是眼下我們和美國的貿易關系還尚不明朗的情況下。

所以，和歐盟的貿易摩擦，該爭還是要爭，該反制還是要反制。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歐的貿易摩擦，會演變成美國那種大規模貿易壁壘嗎？

我的答案是不會。

因為中歐之間本質上只是一個純粹的貿易不平衡問題，沒有更多地緣局勢因素在里面，因此是可以通過談判解決的。

而美國和我國除了貿易不平衡之外，還有科技摩擦，以及世界第一和第二之間的地緣格局之爭，而歐洲則不需要和我國去爭這些。

因此雙方的談判也在進行。6月29日，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和我國相關人員在布魯塞爾會面，這是2019年以來中歐首次發表貿易聯合聲明。

謝夫喬維奇表示，從現在到10月之間，雙方團隊有足夠時間交付切實成果。但他也強調，當前歐中貿易失衡是“不可持續的，維持現狀絕非可行選項”。

為什么是10月份？因為這個時間點是下一屆歐盟峰會，屆時歐盟應該會視雙方談判成果來決定下一步如何行動。

至于默茨提到的《廣場協議》，這顯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對我們來說。

默茨之所以提到該協議，其目的就是想讓人民幣升值，升值就意味著我國產品在歐盟變貴，歐盟產品在我國變便宜，從而縮小貿易逆差。

從經濟學來看，這的確是一種平衡貿易的方式。

但我們為什么不可能同意？

因為我們的敘事是：1985年，美國在紐約廣場飯店“設局”，逼迫日元升值，搞垮了日本經濟。

這個敘事是深入人心的，以至于“廣場協議”這四個字本身今天已經成了“西方用匯率武器摧毀競爭對手”的代名詞。

但《廣場協議》本身真的是我們想的那樣嗎？

真相其實很復雜。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保羅·沃爾克生前在回憶錄《時運變遷》中證實，當時時任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動提出，日本可以承受10%至20%的日元升值，而美國原本想的是10%就謝天謝地了。

日本為什么要主動選擇讓日元升值？

這就要回到當時的語境下。

1985年，美國對日本的貿易不平衡極為不滿，醞釀了很多保護主義措施。日本擔心，如果日元升值幅度不夠大，美國會把市場大門徹底關上。而日元升值總比失去整個美國市場要好。

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日本經濟當時正從“出口主導”向“消費主導”轉型，更強勢的日元有利于日本消費者買到更便宜的外國商品，也有利于日本企業到海外投資。

而事實是，《廣場協議》后，日本出口也并未崩潰。1986年日本貿易順差占GDP比例達到最高值4.4%，日元升值后日本企業反而更注重質量而非價格，競爭力更強，此時的日本企業開始走出去，成為跨國公司。

那么日本經濟為什么會崩潰呢？

其實當年真正搞垮日本經濟的，并不是《廣場協議》本身，而是協議之后五年日本自己的利率政策，這個利率政策允許利率過于急促地大幅上升和下降，最終才造成了日本經濟后續的一連串問題。

《廣場協議》后，日本央行連續五次下調利率，從5%降至2.5%，熱錢一下子涌入股市，資產泡沫開始膨脹，到1989年，日本銀行連續加息，利率從2.5%升至6%，直接戳破了泡沫，急速減息又急速加息，這一致命組合直接導致日本資產泡沫破裂。

而默茨想要的人民幣升值能不能達成？

對我們自己來說，人民幣升值有一定的好處，國內消費者可以買到更便宜的外國商品，這有利于我們自己從“出口主導”轉向“消費主導”，同時也有利于本國企業到海外投資，實現真正的跨國大公司。

但同樣地，人民幣也不可能像日元那樣被外力推著升值，因為目前它還不是國際貨幣，不像日元那樣可以被其他國家干預。

當年日元可是國際貨幣，有足夠多的國家和資金就能把日元往上推。所以人民幣要想升值，靠外力是不可能的，就看我們自己如何選擇。

我們會如何選擇？

如果你看目前的一些行為，其實可以很容易預判未來的趨勢，至少在短期內，這不太現實。當然就國際而言，升值的確有助于緩解和其他國家之間尤其是歐美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摩擦。

但考慮到升值之后對出口的傷害，就這而言，短期內的升值幾乎是不可能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