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不開村莊的老人，和留守村莊的醫生

巫文城這三十多年去過最遠的地方，是湖南。

那是去年，他送女兒去上大學。離開梅州松口三天，手機幾乎沒有安靜過，每天至少十幾個電話打進來。有人問他怎么沒開門，有人問藥怎么吃，有人說老人頭暈、孩子發燒，還有人只是想確認：巫醫生，你什么時候回來？

巫文城是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松口鎮石盤村的村醫，從醫 32 年。衛生站就在他住處樓下，門面不大，沙發、茶幾、電視都擺著，村民進來，有時不像進醫院，更像進了熟人家里。

「松口古鎮火船碼頭」

松口鎮曾是客家人下南洋的重要一站，很多人從這里出發，去更遠的地方謀生。最近，因為紀錄片《給阿嬤的情書》，這個鎮又被更多人看見。但對當地人來說，往外走一直是生活的底色。年輕人去深圳、廣州，去更遠的城市讀書、工作，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

村醫守著的，正是這些被外出潮留在原地的人。

他的工作，是一種近乎 24 小時的值守。石盤村戶籍人口 1746 人，常住人口約 1500 人。白天，有人到衛生站看病、量血壓、拿藥；晚上，小孩發燒、老人頭暈，電話隨時打來。行動不便的老人、腦梗后遺癥患者走不了路，高血壓、糖尿病患者需要隨訪，他就挨家挨戶地上門。

最忙的時候，一夜幾乎睡不了。村里人都存著他的電話。晚上九十點有人打電話，一兩點又來一個，三四點又來一個。電話響了，他不能不接。“大家都是鄰里鄰鄉，你如果電話響了不接，肯定不行。”有把握的，他現場處理；沒把握的，就趕緊勸病人去醫院。病情重的，他還要幫著聯系救護車，把人送到醫院，交給接診醫生。

從醫半輩子，巫文城已經習慣這種“離不開、放不下”的狀態。

鄉村，離不開村醫。但一個村醫能獨自解決所有問題嗎？

一個人的衛生站與知識“盲區”

楊永清是這場培訓里為數不多的女性村醫。

她回到梅州，并不是因為想做一個“扎根鄉村”的醫生，而是為了照顧父母。

2016 年，父親胃出血，父母身邊需要人。弟弟在新疆工作，一時回不來。她想，兩個孩子里，總要有一個留在父母身邊。

她曾離開梅州去外地讀書，后來又到河北的醫院實習，內科、外科、婦科、皮膚燒傷外科都輪轉過。實習結束時，外科主任曾想收她做徒弟。對一個從小地方走出去的年輕人來說，她的人生本來可能去往完全不同的方向。

但她最后還是回來了。

剛回家時，她也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么。村干部知道她學過醫，問她：“你愿不愿意穿上白衣，為村里人服務？”這句話她一直記得。父母也沒有攔她，只是告訴她：“既然穿上白大褂，就要對得起人家。”

2018 年，楊永清接手了松口鎮徑礤村衛生站。2021 年，因為松口鎮梓育村沒有固定村醫，根據醫院工作安排，她開始到梓育村定期巡診。每周二、周四、周六，是她到梓育村巡診的日子。

這樣的“空白村”并不少見。過去，老人身體不舒服，往往先吃家里的常備藥，實在扛不住了，再去鎮上的醫院。現在，他們知道哪幾天楊醫生會來，也知道真有事時可以給她打電話。

在這里，看病和生活的邊界是模糊的：去看病順路幫忙買點東西，想辦法勸不愿體檢的老人，替行動不便的人送報告上門。

但關系近，并不意味著問題簡單。

村醫每天遇到的大多是常見病、慢性病，可真正讓人緊張的，常常是那些一時判斷不清輕重的情況：這個老人能不能先在村里處理？是不是必須馬上送出去？這份報告里的異常指標要不要緊？幾種藥放在一起吃，會不會沖突？

「梅縣區丙村鎮銀竹村村醫章蔚征也遇到過類似時刻」

一天夜里，有家屬打來電話，說老人突然胸悶、出冷汗。章蔚征熟悉這位老人，知道他長期有高血壓、高血脂，第一反應是擔心心梗。可村衛生站里沒有心電圖機，她只能先遠程指導家屬盡快把老人送往上級醫院。后來檢查發現，老人只是情緒緊張引發的不適，但在電話響起的那一刻，村醫必須先做判斷。

章蔚征從 2009 年起就在銀竹村衛生站，服務 1800 多名常住村民，其中不少是七八十歲的空巢老人。日常很基礎，卻一點也不輕。

梅州市梅縣區共有 194 名村醫，45 歲以上的占近七成。許多人要一個人守著一個村，甚至幾個村。隨著年輕人大量外出，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基數不小，村醫既要看常見病，也要做公共衛生服務，還要面對越來越復雜的檢查報告、專科用藥和轉診判斷。

「村里通路前，貴州普安縣村醫長期徒步翻山越嶺，給村民看病」

貴州普安的情況更典型。普安縣位于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云貴山區的山路更遠，留守老人更多，很多村醫也是一個人守著衛生室。對他們來說，獨自坐診不僅意味著工作強度，也意味著遇到棘手問題時，身邊沒有同事可以馬上商量。

在鄉村，看病首先是距離問題，其次是信任問題，最后才是技術問題。村民能不能及時發現疾病，老人愿不愿意量血壓，村醫面對復雜癥狀時敢不敢判斷，這些才是農村醫療真正的“最后一公里”。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6 月 30 日，一場鄉村醫生 AI 技能培訓來到梅州市松口鎮。70 多名村醫坐進松口鎮中心衛生院，開始學習使用一款叫“螞蟻阿福”的 AI 健康助手。

楊永清也在其中。

「村醫培訓現場」

白大褂里的“第二大腦”

在村里被鄉親們叫作“阿福”的楊治福醫生，太知道“一個人拿不準”時是什么感覺。

他已經做了 20 多年村醫。剛開始行醫時，不會上網、沒有手機，遇到不會處理的問題，就跑到旁邊小店打電話，問師傅，也問附近開診所的老醫生。有時候一個問題，要問好幾個人。

很多年里，村醫就是這樣應對自己不懂的問題、補上知識缺口的。

現在，“阿福”醫生的手機里多了一個可以隨時追問的“阿福”。在一個村醫獨自坐診、面對病人拿不準的時候，螞蟻阿福能先把幾種可能性擺出來：可能是什么，風險在哪里，哪些藥要注意，什么情況必須轉診。

「培訓現場，村醫們積極試用阿福」

培訓現場，楊永清也很快找到了和螞蟻阿福對話的方式。

聽培訓講師介紹完基本功能，她就在對話框里輸入了前一天下午接診的一位村民的情況。年齡、性別、主訴，她像寫病歷一樣，把信息一條條補上。她想看看，AI 的判斷和自己的想法有什么異同。

「楊永清和螞蟻阿福對話」

鄉村診療里，很多問題不是病人一句話能講清楚的。老人說“癢”，可能是蟲咬，也可能和糖尿病相關；老人說“腳不好”，可能只是破皮，也可能已經有感染風險。過去只能靠她現場判斷，或者再去翻資料。現在，她可以把患處拍下來，讓 AI 先把幾種可能性列出來：是不是普通皮炎，是否存在感染風險，和糖尿病基礎病有沒有關系，哪些情況需要盡快去上級醫院。

培訓結束的那個下午，楊永清去一位村民家里送體檢報告。

80 歲的吳阿伯不愿隨子女去深圳，獨自在村里住著。他覺得村里自在，日子也按照自己的節奏過。

老人有多年糖尿病、高血壓史。前幾年，他因為不忌口，吃多了油炸魚腥，身上的皮膚多處破潰，楊永清幫著調理了幾年，才慢慢處理好。

每次上門，楊永清都會仔細詢問老人最近有沒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因為“他一個人在家，難免有疏忽的地方”。

老人腳上有一處新發瘙癢，她趕緊掏出手機，試著用螞蟻阿福的“拍皮膚”功能。看她拿出新鮮東西，老人萌生了興趣，山區的手機信號不好，老人趕緊讓楊永清連上家里的無線網絡——他也想知道，手機里的智能助手，會給出怎樣的回答。

真正讓楊永清感興趣的，是阿福會在回復里會把她需要繼續追問和觀察的地方列出來。對一個糖尿病合并高血壓的老人來說，皮膚瘙癢不是孤立的小毛病。它可能只是普通皮膚問題，也可能和血糖控制、皮膚破損、感染風險有關。AI 把這些可能性攤開，楊永清再結合自己對老人的了解，判斷哪些可以先觀察，哪些要提醒老人不能拖。

「楊永清試用螞蟻阿福「拍皮膚」功能」

梅州松口鎮的村醫們剛剛接觸 AI，而在“AI 下鄉第一縣”貴州普安，村醫們已經在工作里有了 AI 助手。

普安縣從今年 2 月起組織村醫 AI 技能培訓，如今已完成當地村醫全覆蓋。近兩個月的跟蹤數據顯示，初次接觸 AI 的 57 名村醫，累計使用 AI 輔助診療 1681 次，最高頻用戶使用了 254 次。村醫使用 AI 的高峰集中在上午 10 點、下午 4 點到 5 點，正好和村衛生室門診高峰重合。

AI 沒有只停留在培訓現場，而是進入了村醫日常接診的時刻。

普安村醫最常用的，也是那些最貼近日常的功能：健康問答、拍報告、查用藥。村民從縣城或外地醫院帶回來的檢查報告，專業名詞多，異常指標雜，過去常讓村醫犯難。現在，村醫可以先拍照識別，讓阿福標出核心風險，再結合病人的年齡、日常習慣、基礎病和具體癥狀解釋給村民聽。

「村醫與螞蟻阿福上的“名醫AI分身”溝通」

但螞蟻阿福和普通搜索不一樣。它不只是把網絡上的健康信息重新排列一遍，而是把健康問答、報告解讀、用藥參考和更專業的醫生資源放在同一個入口里。阿福 App 上有 1000 多位名醫的“AI 分身”，還有 30 多萬真人醫生可以在線問診，那些很少有機會參加城市醫生研討會、也缺少同行討論環境的村醫，現在在手機上可以直連院士、專家“線上會診”。

更具體的變化，發生在一次次普通接診里。

福建務工的村民陳英，連續幾個月反復鼻塞、頭痛，在工作地醫院看過多次，藥效一過又復發。今年春節回家，她到村衛生室就診；村醫張啟方詢問病情和此前診療過程后，借助螞蟻阿福協助分析，建議她做 CT 或顱腦磁共振。后來，陳英到醫院檢查，被診斷為篩竇炎、額竇炎，治療后癥狀好轉。

剛上任兩個月的 00 后村醫桂鏡思對這種幫助的感受更直接。

前不久，她接診了一位 86 歲老人。老人手腳水腫 6 年了，桂鏡思先想到的是心臟方面的問題，也考慮到甲亢、甲減等可能；但老人說，去醫院檢查過心臟、肝功能，都沒問題。她把老人的癥狀和基礎情況輸入阿福后，AI 的回復提醒她留意另一種可能：營養不良性低蛋白水腫。老人想起之前做過的檢查，確實如此。

這個提醒讓她印象很深。村民們常年節儉，肉吃得少，尤其牛肉、豬肉吃得少，飲食結構長期單一。身體浮腫，確實也可能和長期營養不足有關。

「桂醫生在山路上」

對桂鏡思來說，阿福的作用不在于替她下診斷，而是在她已有判斷之外，補上一個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它把可能性列出來，讓她知道接下來還要問什么：平時吃什么，肉蛋奶攝入夠不夠，體重有沒有下降，水腫持續了多久，是否還伴隨乏力。

后來再接診，她也會多問幾句飯菜怎么吃、肉多久吃一次。AI 給出的那一條提醒，慢慢變成了她日常問診的習慣之一。

這個“第二大腦”裝進了白大褂口袋里，真正改變的，是村醫面對復雜問題時的底氣。過去遇到拿不準的問題，只能憑經驗、翻資料、問同行；現在，至少可以先多問一遍，多看一種可能，多得到一層提醒。

更長久的關系，更具體的記憶

AI 補上的是知識和判斷上的一些短板。可在鄉村，很多健康問題最后仍然要回到人與人的相處里。

梅縣大坪村 80 后村醫彭金龍的衛生站，是村里幾位八九十歲“姨婆”常來坐坐的地方。她們不一定是來看病，有時只是來吹風扇、聊天，順便量個血壓。

彭金龍不是本村人，三年前才來到這里做村醫。他早年學醫，畢業后從事過醫藥相關工作，如今每天從縣里開車幾十公里到大坪村上班。剛見面時，他一直說，別報道我了，我沒什么值得報道的。可一講起這幾位姨婆，他的語氣又很快亮起來。

他和老人們說話很隨和，也愛開玩笑。老人來了，他聊上幾句，就知道最近飯吃得怎么樣，藥有沒有按時吃。

在這里，聊天本身就是慢病管理的一部分。

「大坪村衛生站」

彭金龍說，基層衛生站不是只負責開藥打針，更重要的是把一些基礎的健康常識帶到老人身邊：生病不能靠偏方，藥不能亂停，保健品沒必要亂吃，什么情況必須去醫院，高血壓藥不能三天吃一次，糖尿病患者腳上有破口不能拖，這些話都要反復講。

做村醫之前，他也做醫療相關的工作。但真正到了村里，他更發現了從醫的價值。一位在村一級衛生站首診出高血壓的老人，如果能調整飲食習慣、按時服藥，可能就能避免幾年后出現不可逆的并發癥，“也能少受很多苦”。

村民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應他。有人過節喊他去吃飯，有老人天天來衛生站坐坐，村里人怕他走。他說，其實是村民對他好，他用守護健康來回饋這份好。

「彭金龍醫生在問診」

到了楊治福那里，這種關系又是另一種形態。

在行醫之前，楊治福還在村委工作過多年。村里人熟悉他，找他不只是看病，也可能是求助、找人、處理突發狀況。有人出了車禍，有人突然心梗，有老人到了生命最后一段，家屬不知道怎么辦，電話都會打給他。

楊治福說，農村里有些事“推不了”。都是鄉里鄉親，別人求到面前，很難說不管。

「這樣的鄉村小路，是楊永清最熟悉的風景」

常常有老人不聽兒女的勸，卻愿意聽村醫多說幾句，楊永清也是在這份帶著煙火氣的羈絆中，維系著長久的醫患關系。

楊永清最驕傲的事之一，是村民在她來了之后養成了飯后散步的習慣。以前村里很少有人散步，她一遍遍勸老人“管住嘴，邁開腿”。后來，晚上七點左右，村主道上真的開始出現一波一波散步的人。她看到這一幕，很高興，覺得那就是個人價值的體現。

三甲醫院的醫生一天可能要面對上百個病人，很難記住每一位患者的過往病史與生活習慣。村醫不一樣。她每天都在村里，知道誰最近又頭暈，誰嘴上答應多吃點有營養的，轉頭又只吃點自己種的菜蔬。

她能看見這些小小的反復，也會一次次耐心地叮囑。

這就是村醫和村民之間特殊的連接：關系更長，距離更近，記憶更具體。

不再是一個人的衛生站

村醫的工作，常常畫不出一個利落的句號。常規的坐診之外，他們還要走村串戶，挨個隨訪村民。情況好的，要像哄小孩般盯緊他們按時吃藥、忌口；情況不佳的，更是成了村醫心頭時時刻刻的惦念。

“AI 下鄉”的這個夏天，楊永清覺得自己白大褂的口袋里，真真切切地多了一位“隨身伙伴”。在那些面對復雜病情、需要立刻做出判斷的時刻，這個隨時可以打開、反復追問的“第二大腦”，讓他們在面對復雜病情時，不再完全只靠自己。

「一位村醫的培訓筆記」

與此同時，村醫也開始把螞蟻阿福介紹給村民。讓村民在一時找不到醫生時，多一個可以先問一問的入口。

鄉村醫療最基礎的部分，仍然發生在這些具體的人和關系里：誰的血壓最近不穩，誰總是忘了吃藥，誰家的子女很久沒回來，誰聽得進勸，誰還需要再多說幾遍。

但前沿科技，也正以一種安靜而堅實的方式，跨越山高水長，沉淀在鄉村診室的日常里。

作者 / 云路

版式 / Al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