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用于痛風伴高尿酸血癥治療的新藥“多替諾雷”在中國上市,2025年醫保談判成功,如今醫保已開始執行。這一里程碑事件,將痛風及高尿酸血癥的診療格局推向了新的變革節點。
在此背景下,摩熵咨詢發布《新藥醫保落地背景下中國痛風及高尿酸血癥診療格局與市場趨勢洞察報告》,依托摩熵醫藥數據庫海量、真實的數據支撐,從疾病負擔、診療路徑、研發狀態與市場競爭格局等維度展開了系統性分析,并進一步探討了新藥上市對中國該治療領域的深遠影響,為行業從業者把握研發脈搏、洞察市場趨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決策參考。
以下為該報告關于痛風病理機制、流行病學特征及患者臨床管理路徑的深度梳理。
一、痛風的病理簡介
高尿酸血癥是痛風發生的核心病理基礎,尿酸鹽結晶沉積驅動疾病進展。
(一)高尿酸血癥:痛風發病的代謝前提
痛風是一種以間歇性、劇烈疼痛的關節炎發作為主要表現的代謝性疾病,其根本誘因在于機體對沉積的單鈉尿酸鹽結晶產生先天性免疫應答。而血清尿酸濃度升高,則是痛風發生的核心危險因素——當血清尿酸水平≥0.42mmol/L(7mg/dL)時,即被定義為高尿酸血癥,此時血尿酸濃度已超過飽和閾值,為尿酸鹽結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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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尿酸血癥如何發展為痛風?
尿酸生成過多或排泄不足導致高尿酸血癥,并促進單鈉尿酸鹽結晶形成。通過TLR2和TLR4傳遞信號,單鈉尿酸鹽結晶可被單核細胞吞噬,完成NLRP3炎癥小體的激活并產生促炎因子白細胞介素-1β(IL-1β),進而引發痛風性關節炎急性發作。(故單鈉尿酸鹽結晶沉積本身并不一定引發炎癥)單鈉尿酸鹽結晶沉積在組織中,隨后出現慢性炎癥反應。中性粒細胞胞外誘捕網形成,降解促炎分子并誘導抗炎分子,痛風急性發作緩解。
(三)尿酸的生成與排泄:痛風發生的上游代謝基礎
高尿酸血癥的本質是尿酸代謝穩態失衡,由尿酸生成過多與排泄不足共同推動,構成痛風發生的上游代謝基礎。
從生成途徑來看,尿酸是人體嘌呤核苷酸降解的終產物。外源性高嘌呤飲食、飲酒與過量果糖攝入等飲食因素,以及銀屑病、骨髓增殖性疾病等導致細胞周轉加快的疾病狀態,都會加速嘌呤核苷酸降解,造成尿酸生成過多,推高血清尿酸水平。
從排泄途徑來看,人體尿酸排泄主要由腎臟與腸道共同調控,排泄不足是導致血清尿酸升高的重要原因。在腎臟中,尿酸經腎小球自由濾過,其重吸收與分泌過程由近端腎小管的一組尿酸轉運體精準調控;腸道排泄機制與腎臟存在相似性,其中ABCG2已被證實與腸道尿酸排泄密切相關,ABCG2基因變異可導致腎外尿酸排泄不足,進而誘發高尿酸血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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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痛風的流行病學
全球痛風疾病負擔持續擴大,而中國的發病率及患病率增速均高于全球水平,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公共衛生挑戰。
(一)全球負擔持續擴大,中國增速領跑全球
1990年至2021年間,全球痛風疾病規模持續擴張。發病數從1990年的398.31萬例(約93.10例/10萬人)增長至2021年的940.16萬例(約109.08例/10萬人),發病率平均年度百分比變化(AAPC)為0.5166;同期全球痛風患病例數從2226萬增至5647萬,疾病影響人群規模持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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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痛風疾病負擔的增長速度顯著高于全球水平。1990年我國痛風發病數為118.25萬例(約122.52例/10萬人),2021年已增至307.98萬例(約151.61例/10萬人),發病率AAPC達0.7014;2021年我國痛風患病率達810/10萬人,高于全球平均的654/10萬人。與此同時,疾病導致的健康損失也同步上升,我國痛風傷殘調整壽命年(DALYs)的AAPC為0.75,同樣高于全球0.63的平均水平。
(二)年齡分布集中,中老年為核心負擔人群
我國痛風疾病負擔較1990年實現全年齡組的全面上升,且呈現顯著的年齡集中特征,中老年人群成為疾病負擔的主要承載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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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病維度看,45-74歲年齡段發病數處于高位,其中55-59歲人群發病率達到峰值。從患病維度看,45-79歲人群的粗患病數與粗患病率均處于最高區間,是痛風長期管理的核心人群。從健康損失維度看,因病傷殘損失壽命年(YLDs)與傷殘調整壽命年(DALYs)的峰值均出現在55-59歲年齡段,提示痛風對中老年人群的生活質量與健康狀態造成了顯著且長期的影響。
三、痛風的診療路徑:分層施策,以血清尿酸達標為核心
痛風的臨床管理是一項系統工程,其核心目標是實現血清尿酸達標,同時在急性發作期聯合抗炎治療以控制癥狀。然而,無癥狀高尿酸血癥(AHU)患者與已確診痛風患者的管理策略存在本質差異——前者重在“預防轉化”,后者重在“控制進展、減少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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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癥狀高尿酸血癥(AHU)患者的管理
無癥狀高尿酸血癥的定義是血清尿酸水平超過飽和閾值(≥0.42mmol/L),但尚未出現痛風性關節炎發作或尿酸性腎結石等臨床表現。盡管AHU患者并無主觀不適,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持續的高尿酸負荷不僅是痛風的前驅狀態,更與慢性腎臟病、心血管疾病及代謝綜合征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因此,AHU的管理核心理念是風險分層與關口前移,目的在于預防痛風發作及相關靶器官損傷。
根據現行指南,AHU患者啟動降尿酸治療的指征與目標均依風險分層而定:
單純無癥狀高尿酸血癥:當血清尿酸≥9mg/dL時啟動治療,目標為降至<7mg/dL。
合并癥的無癥狀高尿酸血癥:如伴有高血壓、糖尿病、血脂異常、慢性腎臟病等合并癥時,啟動閾值降至≥8mg/dL,治療目標更為嚴格,需降至<6mg/dL。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尿酸水平低于上述閾值的AHU患者,目前推薦以生活方式干預為主,包括限制高嘌呤飲食、控制飲酒與果糖攝入、鼓勵規律運動及體重管理等。這一階段的患者管理,重在長期監測與風險評估,而非急于用藥。
(二)痛風患者的管理:多維度控制與達標治療
一旦AHU進展為痛風,即出現單鈉尿酸鹽結晶沉積引發的急性或慢性關節炎表現,患者管理便進入一個更為復雜的多維度階段。其核心策略是“抗炎鎮痛、降尿酸達標、發作預防”的三位一體模式,其中降尿酸治療是改變疾病進程的根本性措施。
痛風患者的降尿酸治療啟動指征與AHU的分層管理一脈相承,但更加積極:
單純痛風(無合并癥):血清尿酸≥8mg/dL即啟動治療,目標為<6mg/dL。
合并特殊情況的痛風(如痛風石、慢性痛風性關節炎、頻繁發作等):啟動閾值進一步降至≥7mg/dL,治療目標亦更嚴苛,需達到<5mg/dL。
在藥物選擇上,精準分型是取得療效的關鍵。根據24小時尿尿酸排泄量,痛風可分為腎排泄減少型(RUE)、腎超負荷型(ROL)及混合型。腎排泄減少型優先選用促尿酸排泄藥苯溴馬隆,直接糾正排泄障礙;腎超負荷型則選用黃嘌呤氧化酶抑制劑(XOIs)如非布司他或別嘌醇,從源頭上抑制尿酸生成;混合型需聯合用藥。這一基于分型的選擇策略,可有效提升達標率,降低治療失敗風險。
在降尿酸治療啟動初期或調整劑量期間,因血尿酸水平波動易誘發痛風急性發作,指南推薦同期給予秋水仙堿或非甾體抗炎藥作為預防性治療,通常持續3至6個月。若降尿酸治療過程中仍出現急性發作,則需在不停用降尿酸藥物的前提下,疊加抗炎治療以快速控制癥狀。
此外,特殊人群的管理需尤為謹慎。男性備孕前3個月應停用別嘌醇和非布司他;女性妊娠期及哺乳期用藥則須嚴格遵循說明書并接受臨床醫生評估,確保母嬰安全。
結語:
痛風的防治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從病理機制的深入理解,到流行病學數據的嚴密監測,再到臨床診療路徑的規范化執行,每一個環節都不可或缺。借助摩熵醫藥數據庫的深度挖掘與摩熵咨詢的專業分析,這些龐雜的數據得以轉化為可落地的商業與臨床策略。在“多替諾雷”等創新藥物加速納入醫保的背景下,基于真實世界數據的深度洞察,將成為推動中國痛風診療格局升級、惠及千萬患者的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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