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一個秋夜,在美國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一間辦公室里,幾個人正在討論一個危險的問題。他們的討論不是如何擴大市場,也不是下一輪融資,而是在討論一個初創公司的最高權力應該屬于誰。此時這家公司才剛剛完成一次重要合并。
在外界看來,這家公司正在走向成功。其擁有互聯網時代最熱門的概念和全硅谷最聰明的年輕人。但在內部,一場關于方向、控制權以及未來路線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有人認為,公司的創始人太過激進。
他想做的事情太多,想改變的不只是支付方式,更是整個金融體系。
他的野心足夠大,問題是資本市場是否愿意為這種野心買單。尤其是在互聯網泡沫開始出現裂痕的時候,投資人最擔心的不是沒有想象力,而是想象力失控。
于是,一些核心成員開始尋找另外一種選擇。他們需要一個更穩定的人。一個更懂資本規則的人。一個知道如何把夢想變成資產的人。
這個人,就是彼得·蒂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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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蒂爾,還不是后來那個站在美國科技資本中心、影響政治和AI方向的人物。他也只是一個年輕的小人物。可與很多硅谷工程師不同的是,人家很早就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科技可以改變世界,但真正決定世界走向的,往往是掌握科技資源分配權的人。
因此,在這場公司內部權力變化中,蒂爾扮演了關鍵角色。
蒂爾要拿下CEO的爭奪戰,這是他掌握一切資源和擁有頂級話語權,成為幕后BOSS的第一步。而此時那個替他騰位子的另一個男人,還遠在千里之外享受他人生中最甜蜜的幸福時光。
正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人生兩大美事。男人剛剛完成了商業上的巨大突破,又迎來人生中的“靈魂伴侶”。
2000年1月,28歲的埃隆·馬斯克跟一個叫賈斯汀的加拿大姑娘登記結婚。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也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春風得意。三年前賣掉的一家叫Zip2的公司讓他分到了將近2200萬美元,他一轉手把這些錢大部分砸進了自己新做的一家網上銀行,叫X.com。他當時的野心比錢包還大,他想顛覆的不是支付方式,是整個銀行業。
婚后不久,X.com跟隔壁一家做支付軟件的小公司合并了。那家小公司叫Confinity,做出了一個叫PayPal的東西,創始人正是前面我們所說的彼得·蒂爾。合并之后,馬斯克是持股最多的人,理所當然地做了新公司的CEO。
而當時的蒂爾剛辭去執行副總裁,明面上是跟公司拉開距離,暗地里卻在巴結董事會。這次開會,蒂爾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把馬斯克拉下馬。為此,他跟所有董事輪流談了一遍,把馬斯克那些冒進的決策一件一件掰開了、揉碎了展示給他們看。
令董事會沒想到的是,兩個日后要一起攪動美國國運的“天才”,從第一次見面就互相看不順眼。
蒂爾看不慣馬斯克那種燒錢擴張的路子,受不了馬斯克那種把一切都壓在自己身上的做派。他對馬斯克的判斷只有一句話:這人是個滿嘴跑火車的“騙子”。而馬斯克對他的判斷同樣只有一句話,這個人是個“反社會者”。兩人的互評放到現在來看,倒也中肯。
人在天上飛,鍋從地上來。當馬斯克得知“城頭變幻大王旗”時他還在天上。他想不通的是剛度了一場蜜月怎么就換了主人?從此江湖上有了一個專屬稱號來紀念這事兒,叫“蜜月政變”。
不過,被蜜月政變干掉的人,馬斯克不是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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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一個更年輕的硅谷創業者,也被自己請來的CEO和董事會聯手掃地出門。那個人的名字叫史蒂夫·喬布斯,那家公司叫蘋果。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喬布斯離開蘋果,辦了NeXT,收了皮克斯,然后重回蘋果,有了iPod、iPhone,把蘋果做成了世界上最值錢的公司。
馬斯克當然知道喬布斯的故事。他知道被踢出自家公司不是終點。二十多年后他會做出特斯拉、SpaceX、星鏈,會成為地球上最有錢的人,甚至走進白宮成為“紅頂商人”。可2000年秋天飛機降落的那一刻,除了錢,他什么都沒有。
好在是靠關系上位的蒂爾屁股也沒坐熱。2002年eBay全球購易貝把PayPal買了下來,蒂爾選擇套現走人。蒂爾拿了大概5500萬,而馬斯克則拿了大概1.8億。
但從PayPal分離出來的,遠遠不止錢。
那間只有幾十號員工的公司里,走出了紅杉資本掌門人羅洛夫·博塔,走出了LinkedIn的創始人里德·霍夫曼,走出了YouTube的聯合創始人陳士駿,走出了做出千億市值Affirm的馬克斯·列夫琴,走出了后來給馬斯克SpaceX投錢的盧克·諾塞克。
這幫大佬后來相互投錢、相互救急,把整個硅谷的話事權分了大半。《財富》雜志給這幫人起了個響亮的名字,叫PayPal Mafia,“貝寶黑幫”。而身處“幫派”最中央的人,不是拿大頭的馬斯克,而是彼得·蒂爾。這說明此人有更加過人的本事。
蒂爾1967年生在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1歲之后就跟著父母輾轉美國、南非。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校園,崇拜的是橄欖球明星和派對上的紅人。像蒂爾這樣戴眼鏡、成績拔尖、又不合群的孩子,是被霸凌的對象。他同學最愛干的一件事,就是“插標賣首”。不,是“房屋待售”,暗示蒂爾一家趕緊走人。他童年的一個朋友后來回憶說,從沒見蒂爾笑過。
被霸凌者心理肯定會受到影響,可你不知道的是,有人竟因禍得福。
蒂爾把所有的心理支撐都建立在一件事上,那就是相信自己比周圍所有人都聰明,也理應站在他們頭上。到了斯坦福,他念哲學,創辦保守派刊物,寫文章罵多元文化,公開為南非的種族隔離辯護。多年以后他會公開講,他已經不再認為“自由與民主”能夠并存。
斯坦福法學院畢業后,他想進最高法院給大法官當助理,結果沒進成。他去瑞士信貸做交易員,業績平平。1996年他自己拉了一百萬美元的贊助開對沖基金,押“政治變化引起的全球經濟波動”,然而押錯方向,在人人都靠美股發家的年代,他成了少數賠錢的人。
但拐過年去,命運的齒輪就開始轉動。
1998年蒂爾見到了23歲的馬克斯·列夫琴。從見面到投資25萬美元,蒂爾只用了不到24小時。
這份投資之所以能徹底改寫蒂爾的人生,根本在于Confinity的核心支付技術、反欺詐系統全都出自列夫琴之手。往下的故事就是Confinity和X.com合并、蒂爾聯合管理層換掉理念相悖的馬斯克、公司整體打包賣給eBay,蒂爾也憑這筆早期投資完成人生翻盤。
套現之后,蒂爾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2004年他成了臉書的第一個外部投資人。那年哈佛宿舍里一個同樣沒什么人情味的書呆子做出了一個把女生照片掛到網上、供男生挑選評分的“選美”網站。
在世界第一名校,搞大學選美?這是什么概念。
雖然政治不正確,卻正合蒂爾的胃口。他果斷掏了50萬刀,走的還是自己的退休金賬戶,將來賺多少都不用交稅。得到蒂爾投資的這家公司今天有個響亮的名字——Meta。
多年后扎克伯格青出于藍復刻“蜜月政變”擠走合伙人薩維林。而當董事會有人嘀咕蒂爾的政治立場太極端,應該讓他走人時,扎克立馬表示,吾愛真理,但吾更愛吾師。
第二件事,是他跟一批做過情報生意的人合伙,辦了一家叫Palantir的公司。Palantir這個名字來自《指環王》,是那種能窺見遠方,也能被黑暗勢力操控的水晶球。蒂爾偏愛《指環王》里的東西,他投的軍火公司叫Anduril,是書里那把圣劍。
9·11之后,蒂爾找來一批曾替小布什政府做監控的關鍵人物,包括負責“全面信息意識”項目的約翰·波因德克斯特、前CIA局長喬治·特尼特。這幫人就只做一件事,靠大數據幫情報機構定位嫌疑人。Palantir一開始并不成氣候,可人家有人脈。
CIA下屬一家跟情報機構對接的風投給蒂爾投了200萬美元,慢慢地CIA、FBI都開始試用蒂爾的軟件。到了2011年本·拉登被擊斃,9·11的心理陰影終于從美國人心頭揮去的時候,蒂爾利用SEO手段暗示自家軟件有功,于是Palantir估值就從25億美元漲到了90億美元。
但這還不是蒂爾下的最大一步棋,他最大的投資是“人”。
2011年,他去耶魯法學院做一場演講,題目是“科技的停滯”,講美國精英怎么被虛假的繁榮迷住了眼、再也沒有能力搞出真正改變世界的東西。此時臺下坐著一個27歲的法學院學生,聽得如癡如醉。這個學生后來說,那場演講是他“在耶魯最重要的時刻”,蒂爾身上那種對基督教的嚴肅,打破了他從小以為聰明人都是無神論者的想法。
這個學生叫JD·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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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爾把萬斯招進自己聯合創辦的基金Mithril當合伙人,然而萬斯在里頭待的時間并不長,其大半時間都在忙著推廣自己的自傳《鄉下人的悲歌》。
事實證明,付出就有收獲。這本書后來賣瘋了,把萬斯變成了美國選民的代言人。
2016年,蒂爾作為硅谷唯一支持共和黨的大佬給特朗普站臺捐款,而萬斯則在私底下給朋友發短信吐槽特朗普是“美國的希特勒”,還在公開場合自稱“永不做特朗普派”。理由是自己沒法忍受這個人。對此,萬斯的老板蒂爾啥話沒說。
2021年,蒂爾把萬斯領到海湖莊園,安排他跟特朗普吃了頓飯。飯罷萬斯性情大變,從那時起他開始為特朗普辯護,為國會山事件開脫。至于在飯局上三人到底說了什么,還是特朗普承諾了什么,無人知曉。
次年萬斯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蒂爾一個人砸進去1500萬美元,創造了美國歷史上單個金主為一場參議員選舉掏過最大一筆錢的記錄。
2024年特朗普挑大選副手,據《紐約時報》報道,是蒂爾在背后打電話力薦萬斯。
2025年特朗普卷土重來,萬斯這個“鄉下人”搖身一變,成了美國名義上的二把手和總統第一順位繼承人。
而那個從小被同學嘲笑的書呆子,沒有在這屆政府里擔任任何職務,甚至連特朗普的顧問都沒有保留。當年跟蒂爾一起寫那本《多元神話》的老搭檔大衛·薩克斯,斯坦福時代的師弟、貝寶黑幫的COO,被特朗普任命為白宮的“人工智能與加密沙皇”。
美國往哪個方向管AI、芯片賣不賣給誰、什么樣的模型能對外發布,都要過他這一關。薩克斯自己的風投基金CraftVentures,同時投著馬斯克的xAI、蒂爾的Palantir和馬斯克的SpaceX。一批曾在蒂爾公司做過事、拿過蒂爾投資的人,被塞進了華盛頓的各個要害部門。
但風頭最盛的是馬斯克,他親自接過懂王的“旌旗”,成了手握實權的先鋒大將。
歷史有意思就在這里,當年被蒂爾從蜜月里踢出局成為死對頭的人,如今兩人又在同一艘戰船上,后者竟然也走入了政界,還帶著一幫二十出頭只對懂王負責、不受國會約束的“錦衣衛”,吹響了所謂的“革新美國”的號角。
一時間,馬斯克圈粉無數,就連國內的馬粉都感覺“圣主要回光返照了”。然而,沉默的蒂爾告訴你,臺前的角色可以隨時被換掉,真正寫劇本的人,是不會出現在鏡頭里的。
比如,美國副總統,蒂爾保送的;美國管AI的沙皇,蒂爾推薦的;美國國防承包商Anduril和為政府定制“主權AI”平臺的Palantir,那是蒂爾的公司。到這就能看出蒂爾要做什么了,他打算賭上全部家當,拿下人工智能的話語權。
他一定知道,對美國來說,AI是重奪制造業、對龍哥實現逆風翻盤的最后一張牌。他更知道,一旦把握不好,不是合眾國是否存在的問題,而是自己幾十年的心血、攢下的資本、人脈等布局都會化為泡影。
如此一來,中美在AI科技領域的較量,自然無法避免。于是,就發生了中美AI大模型的“隔空論戰”。這件事的起因是今年6月12日,美國商務部突然以“國家安全”為由,把A社兩款最尖端的模型在全球封禁,理由是發現了“某種范圍狹小的潛在越獄方式”。
A社一開始還公開回懟了幾句,可半個月后,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就高調宣布,經過“國家安全審查”予以解禁。此前一天發生了什么?所有與中國有關的IP、賬號被一刀切地封禁。理由是,這些賬號意圖從Claude口中套出所謂的底層代碼。不論此事真假,但最開始講AI開源的是美國,最開始將AI閉源的還是美國。
7月8日,據中國工信部下屬的網絡安全威脅和漏洞信息共享平臺通報,Anthropic旗下的ClaudeCode這款編程工具存在嚴重的后門隱患,會在未經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向遠程服務器回傳用戶的地域、身份等敏感信息。
此前,英國《金融時報》曾報道,Anthropic早已派工程師進駐美國國家安全局,用它那款“因為太強所以不對公眾開放”的模型,執行進攻性的網絡行動,而在美伊沖突中美軍已經用Claude來選定打擊伊朗的目標。倫敦大學學院一位教授的評價是,這家公司對“AI安全”的定義狹窄得很,支持美國政府發展攻擊能力,從來不屬于他們反對的范圍。
從這就可以看出,現在的Claude已經從一個純粹的大模型變成了徹底服務于美國霸權的工具,這也符合Claude創始人阿莫迪為何會有極具攻擊性的言論。
實際上,包括蒂爾、阿莫迪等美國AI精英之所以反復無常,是因為他們想要的是,開啟人類未來大門的鑰匙必須掌握在美國人手里,再由他們決定哪些人可以通往未來,哪些人被留在過去淘汰。而當鑰匙在他們手中時,他們就可以拿這把“萬能鑰匙”去開任何一個人家的大門,為所欲為地實行“三光政策”。
2026年5月25日,教皇利奧十四世發布他任內的第一份通諭《偉大的人類》。這份八十二頁的文件通篇沒有點任何一個國家的名字。他呼吁給人工智能“解除武裝”,警告技術的力量正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幾家公司手里。教皇在通諭里引用了托爾金,用蒂爾最鐘愛的那位《指環王》作者的筆,講人該如何給失控的力量套上韁繩。
發布會上教皇親自出席,打破了歷任教皇讓紅衣主教代為宣布的慣例。而受邀上臺捧場的重量級嘉賓之一,恰恰是A社的聯合創始人克里斯·奧拉赫。此時A社還在高喊人工智能服務的是全人類。但一個多月后,這樣的口號伴隨著美國商務部的調查煙消云散。
7月3日,蒂爾在阿斯彭思想節上怒斥現任教皇“呼吁全球監管AI”,還稱“他是在替中國辦事”。
蒂爾之所以強行碰瓷中國,是因為中國向全球描繪了AI時代下人類該有的未來。
蒂爾暴怒后的三天,首屆聯合國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對話在瑞士日內瓦開幕,中國常駐日內瓦辦事處代表賈桂德大使發言,主題叫“彌合人工智能鴻溝”。他說,人工智能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各國有權自主選擇自己的AI產品,不該被脅迫著選邊站隊。
在這次事關全球AI秩序的啟動儀式中,沒有看到美國人的身影,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克拉齊奧斯明確拒絕對AI進行“集中控制和全球治理”。通過這話就不難理解,當蒂爾聽到教皇的呼吁時,他腦子里首先蹦出的是,在有序治理AI下,美國根本贏不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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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美國贏不了中國,AI藍圖就無法繪制,無法繪制就意味著不用說靠吹AI泡泡撈錢,就連收回本金都難。所以整個華爾街都陷入了一場圍繞AI獲利的病態式豪賭。在這場狂歡中,有兩個潛規則不準觸碰:第一不準任何人退場;第二不準任何人提前戳破泡沫。
7月1日,據外媒報道,Meta正在籌建一個叫“Meta Compute”的業務,它打算把自己過剩的AI算力對外出租。消息一出,市場嘩然。
一年砸1250億到1450億美元買卡建數據中心的Meta,居然開始往外賣算力了?
當天Meta漲了將近9%,但整個芯片板塊卻被嚇崩。費城半導體指數單日跌超6%,搞得Meta不得不出來辟謠,稱自己純粹是想“以舊買新”。幾天后,網上流傳一段扎克本人的錄音。
內容是,扎克承認過去四個月AI智能體的進展“并沒有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加速”。問題并非算力不夠,只是燒了天文數字的錢建起來的算力,竟然找不到足夠能賺錢的活。
你想過嗎?美國AI竟然找不到工作。那工作呢?本月初,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報道了真相。
美國企業調用中國AI模型的份額,從2025年上半年的4.5%,一路飆到最高46%。過去一整年的平均數還只有11%,現在每周都穩穩超過三成。以DeepSeek、智譜為代表的中國模型,價格只是美國同行的幾十分之一,性能卻已逼近美國最頂尖的前沿模型,差距大概只剩六到九個月。在另一個叫Vercel的平臺上,智譜模型GLM-5.2,成了2026年被采用得最快的模型,發布頭一個星期,每天的調用量漲了大約27倍。
幾個月內就能省下幾百萬美元,成本曲線是斷崖式往下掉的。市場用腳投票,美國自家的企業都往龍哥這邊跑。這讓美國AI怎么玩?
2026年,Meta、微軟、谷歌、亞馬遜四家巨頭的資本開支加起來大約7250億美元,比上一年暴漲了近八成,這規模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整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可AI直接帶來的新增收入只有幾百億美元的量級,這遠遠低于市場預期。
然后,四巨頭心里開始犯嘀咕,再這么燒下去,要么燒焦的是芯片,要么燒死的就是自己,可基于前面的兩條準則,誰也不敢先退出。畢竟,一旦退出引發的是金融市場上的海嘯,到時候淹死的還是自己。于是乎,所有人仍舊綁在一起越燒越猛。經濟學里管這個叫囚徒困境。
而與他們的窘境截然不同的是坐在上游收“過路費”的黃仁勛和他的英偉達。
當Meta站出來賣算力的時候,黃教主第一時間跳出來指責“小扎是門外漢”。
黃教主說這話,是因為扎克動了自己的奶酪。作為專業“賣鏟”三十年的釘子戶,不管是賣給中國還是美國,只要AI泡沫不破裂,他就有利可圖。而他一遍遍去求特朗普放寬芯片管制,又一趟趟往中國跑,無非就是他也認為,在中美科技戰中,美國贏不了。
為何贏不了?一句話,美國沒有承載AI的“落地頁”。
定性一場技術革命誰輸誰贏,最終看的并非誰的芯片囤得多,或者說芯片有多高級,而是誰的技術被用得廣、成本壓得低、落地鋪得開。美國一路走來,閉源鎖死、囤芯片、燒錢、砌墻。中國反其道而行之,開源、高效、便宜、擴散。
現在,美國手里那點芯片優勢,越來越像一條造價高昂、卻可以被人輕易從旁邊繞過去的馬其諾防線。而面對勢不可擋的鋼鐵洪流,有人開始向上帝祈禱。有人選擇把墻砌得更高。
蒂爾及其寶貝的關系網,圍著美國AI城堡的圍墻砌了一圈又一圈,卻未曾察覺,真正的崩塌卻來自城堡內部的叛變,也許是他的“幫派”成員,也許是他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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