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所謂政府“改革方案”中，還包括對《信息自由法》發起大規模收緊的預告。眾多協會和機構正對此強烈反對。德國歷屆聯邦政府曾不止一次借足球世界杯之機，將特別不受歡迎的政策悄然推進，避開公眾視線。這一次，引發高度關注的則是圍繞“改革”的行動壓力，尤其是來自工業資本方面的推動。
不過，在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民黨聯合政府于7月2日公布的《經濟復蘇與就業計劃》中，不僅有向雇主讓利的內容，也有對勞動者的公開沖擊。34項內容中的第32項，顯然出自聯盟黨長期以來的一個愿望：讓國家行為更少暴露在公眾審視之下。在“削減官僚主義”這一小標題下，政府宣布將“進一步完善”《信息自由法》。
在政府看來，或許連《信息自由法》第5條也“過于難懂”。該條規定了何時可以公開個人數據，即“當申請人的信息利益高于第三方排除信息公開的正當利益，或者第三方已經同意時”。職業秘密和公務秘密本就受到特別保護，不受《信息自由法》查詢影響。
無論如何，如果相關信息僅限于姓名、頭銜、學位、職業和職務名稱、辦公地址及辦公通信號碼，且該第三方是以評估人、專家或類似身份在某一程序中提交意見，那么這些信息原則上必須披露。對此，聯邦政府明確表示，希望“通過遮蓋工作人員姓名，保護我們的雇員免受敵意和威脅”。
聯名方警告稱，聯盟黨和社民黨正試圖“事實上廢除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最重要的透明工具之一”。“已宣布的各項措施，沒有任何一項能為民眾帶來增益。”它們還指出，聯合執政協議中關于《信息自由法》的承諾，正被“徹底顛倒”。
參與聯名的，除了致力于自然與氣候保護、“公平”全球貿易或反腐敗的組織外，還有《日報》《星期五》周報、德國記者協會，以及服務業工會威爾第旗下的德國女記者和記者聯盟。
德國記者協會也表示，如果以“反間諜”為借口，就可能輕易駁回大量《信息自由法》申請。歐洲記者聯合會主任施羅德周三對《青年世界報》表示，她贊同德國記者協會的看法：“安全政策不能意味著媒體機構今后連提問都不行。”她強調：“沒有媒體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安全。”
相比記者組織，出版商游說集團對聯盟黨的影響顯然更大。不過，它們對《信息自由法》計劃的批評相對克制。自由新聞媒體協會和德國數字出版商與報業出版商聯合會周二發表聲明，呼吁“德國聯邦議院議員”重新“認真審視”擬議中的《信息自由法》限制。
兩家機構表示，“自由民主”依賴透明度。尤其是在公眾對國家機構信任下降的時期，聯邦議院不應削弱信息權。它們還呼吁，所謂《信息自由法》的“必要現代化”，應當以確保透明、民主監督和行政可操作性三者兼顧的方式推進。
后者很可能正是基民盟希望限制《信息自由法》的主要原因。至少，這有助于今后避免類似前衛生部長延斯·施潘口罩交易風波中的“祖德霍夫報告”，以及菲利普·阿姆托爾持有可疑咨詢公司奧古斯都智能股份等公關危機再次發生。兩人都來自基民盟。
《明鏡》周刊曾于2025年4月8日報道，數名“圍繞菲利普·阿姆托爾的基民盟政客”參與了《信息自由法》相關新規的起草。如今，施潘已是聯盟黨議會黨團主席，阿姆托爾則擔任聯邦數字化與國家現代化部議會國務秘書。
《青年世界報》曾就此以及《信息自由法》改革整體問題，向阿姆托爾的議員辦公室和聯邦數字化與國家現代化部新聞處發出問詢，但截至該報周五截稿時，均未收到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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