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病假制度太慷慨！默茨要改革，背后是被中國刺激了！

默茨整頓德國亂世用重典，他要向中國證明，德國人不是歐洲病夫。

最近，德國總理默茨搞了一件大事，在德國掀起了軒然大波。他宣布要對德國的病假制度發起一場激進改革，核心措施有兩條：第一，從2027年1月起，德國打工人從病假第一天起就必須持有醫生開具的病假證明，不再享有3天緩沖期；第二，德國將徹底取消在新冠疫情期間引入的“電話病假制度”，從今往后不能再打個電話就把病假給請了。

消息一出，德國輿論一片嘩然。德國工會強烈反對，德國醫生協會聲稱這是“絕對的災難”，連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內部都有人提出了批評。但即便如此，默茨也還是鐵了心要把這次改革推進下去。用他本人的話來說，德國的高病假率已經成為巨大的競爭劣勢，“我們不能再承受這種由長期缺勤造成的競爭劣勢了”。

根據柏林智庫IGES研究所今年1月發布的研究報告，這屆德國打工人平均每年都要請19.5個工作日的病假，和2018年相比足足增長了50%。2022年，德國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人均病假天數排名第一，達到了24.9天。德國人的年均病假天數，比歐盟平均水平2.5倍還多。據德國經濟研究所測算，超高的病假率每年會給德國企業帶來820億歐元的額外成本。

德國人的病假率之所以如此高，主要原因還出在德國的病假制度上。德國現行的病假制度堪稱全球最慷慨。德國員工在生病之后，雇主需要在前6周向其全額支付工資；6周之后，法定醫療保險將會接手，為其支付相當于基本工資大約七成的毛工資，最長可持續78周。在這樣的制度下，德國人請病假幾乎沒有經濟成本。

默茨如今提出的改革方案，核心就是要堵住這兩個漏洞。默茨將其稱之為“恢復德國勞動力市場公平性和功能性的關鍵一步”。他說，德國超高的病假率不僅損害了企業的利益，也損害了那些真正生病、真正需要休息的員工的利益。因為病假制度被過度濫用，已經導致了德國社會對政府整體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話雖如此，但改革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德國工會認為，新規本質上就是在歧視德國的打工人，破壞了德國的勞資信任關系。德國家庭醫師協會則警告，默茨的改革會導致大量輕癥患者涌入診所，而德國基層醫護缺口已經達到15萬人，新規可能讓醫療系統不堪重負。另外還有經濟學家指出，默茨的改革可能會迫使輕癥員工帶病上班，引發同事間交叉感染，最終反而導致總病假天數的增加。

況且，就算默茨本人有意將這項改革推行到底，他本人那并不充裕的政治資本恐怕也不允許。目前，默茨所在的執政聯盟支持率已經跌到了22%，甚至落后于一向被德國主流政壇視為異端的德國極右政黨選擇黨。德國民眾對默茨滿意度的民調也跌到了13%，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最差紀錄。

面對這樣的政治處境，默茨還要推行如此激進的改革，只能說明一件事情：他真的急了。今年2月，默茨曾率領過一個包括30家德企高管在內的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在訪華期間，他親眼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運轉效率。回國之后，深受刺激的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中國的效率和經濟發展，并將其與德國的經濟現狀進行了對比。

這種對比造成的沖擊是巨大的。德國曾經是歐洲經濟的火車頭，是歐洲乃至全球制造業的標桿，是高效和品質的代名詞。但如今，中國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多個高新領域已經走在了時代的前列，而德國卻還在為請病假的人太多這種“小問題”發愁。默茨著急是正常的，不急才奇怪。

除了整改現行的病假制度之外，默茨此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還有其他30多項措施的，還包括將德國人的退休年齡從67歲逐步提高至70歲、放寬德國企業裁員管制、精簡德國的官僚程序等等。用默茨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德國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個改革方案。這一攬子改革的背后，有著一個共同的驅動力，那就是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近年來，德國經濟增長乏力，而德國對華貿易逆差又屢創新高，這讓急于降低對華依賴的德國感到憂心忡忡。

此次默茨選擇從德國的病假制度開刀，根本訴求是要提高德國的產業競爭力，長期目標還是和中國進行競爭。默茨不希望德國被世人，尤其是被中國人視為“歐洲病夫”，因為在德國的歷史上，被“歐洲病夫”的年代，往往是德國經濟十分窘迫的時代。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德國就曾因為經濟發展停滯而一度被貼上“歐洲病夫”的標簽，后來是施羅德政府推行了“2010議程”改革，大幅削減福利開支、放松勞動力市場管制，最終才幫德國重拾了競爭力，迎來了21世紀初的經濟復蘇。

默茨現在的改革舉措，其實就是想要效法施羅德當年的措施。他想告訴德國人：現在的陣痛，是為了將來的復蘇。但問題時，今天的德國和20多年前的德國，已經大不相同了。人口老齡化更嚴重、產業競爭更激烈、社會分歧更巨大，更重要的是，德國民眾對改革的接受度也遠不如從前。默茨想當改革者，可德國人未必想當被改革的人。中國的效率刺激了德國，但德國能不能學會中國的效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