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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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今天,日本人提起廣島和長崎,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受害。1945年8月,美國投下的兩顆原子彈,數十萬人的傷亡,城市瞬間化為廢墟。對于日本人來說,這是昭和時代最沉重的記憶之一。
但是,我發現,日本有一類歷史書并不滿足于講述受害本身,而是不斷追問另一個問題:原子彈為什么會落下來?閱讀讀賣新聞社編著的《昭和史的天皇——原爆投下》(角川文庫,1988年11月第一版),這種感覺就更為強烈。
這本書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從原子彈爆炸那一刻寫起,而是把時間往前推。它追蹤美國曼哈頓計劃的啟動,追蹤德國科學家的研究,追蹤日本軍部的判斷,也追蹤日本國內科學界對于核研究的探索。換句話說,它討論的不是原子彈,而是一條通向原子彈的道路。
中國人研究戰爭,往往更關心誰勝誰敗。日本人研究戰爭,卻常常喜歡把鏡頭拉近到每一個環節。原子彈為什么選廣島和長崎?為什么不是東京?為什么是8月?為什么日本遲遲沒有投降?為什么軍方對局勢出現誤判?為什么科學家明知核武器的危險性,卻仍然繼續研究?這些問題,在書里都被不斷追問。
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討論日本本國的原子能研究。很多中國讀者可能不熟知,日本在戰爭期間并非完全沒有核研究。雖然距離真正制造原子彈還十分遙遠,但陸軍和海軍都曾組織過相關課題研究。
書中采訪了一批當年的研究者和知情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到戰后幾十年依然無法完全解釋自己當年的選擇。有人認為那只是科學研究;有人認為那是國家任務;也有人承認,當時根本沒有認真思考過原子彈真正爆炸后的后果。
這種敘述方式,恰恰體現了日本歷史寫作的一種特點。它不急于下結論。它更喜歡讓當事人自己說話。
在本書的結尾處,作者特別提到一個概念——“口述歷史”。也就是通過采訪、回憶錄和證言,把歷史重新拼接起來。
這種方法有局限,因為記憶會模糊,甚至會美化自己。但它也有價值,因為許多檔案無法記錄人的恐懼、猶豫與掙扎。而這些東西,往往才是歷史真正的溫度。
讀到這里,我就會想到日本社會對于原爆的記憶,其實始終存在兩種敘事。一種是受害者敘事;另一種則是反思敘事。前者強調廣島與長崎遭受的苦難;后者追問戰爭為什么會一步步走到無法回頭的境地。
這本書顯然更接近后者。它關注的不是蘑菇云升起之后發生了什么,而是蘑菇云升起之前發生了什么。也正因為如此,它讓人看到一個更加復雜的昭和時代。那里不僅有軍人、政治家和天皇,也有科學家、記者和普通市民。他們共同推動了歷史,又共同被歷史裹挾。
合上這本書時,我想到一個問題。如果歷史只記住美國原子彈落下的那一刻,那么人們永遠只能看到結果。而如果能夠追問原子彈為什么投落下來,也許才能真正理解戰爭是怎樣一步一步形成的。
這或許正是日本人幾十年來不斷書寫原爆題材的原因。他們紀念傷痛,但更害怕遺忘通向傷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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