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交權投降了？

近日，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帶運作的緊急委員會，并準備把行政管理權移交給由巴勒斯坦技術官僚組成的“加沙國家行政委員會”（NCAG）。這標志著哈馬斯自2007年控制加沙以來，第一次以正式方式承認自己不再適合繼續承擔加沙的準政府職責。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里克隨后表示，聯合國方面注意到相關表態，歡迎任何有助于落實加沙停火協議以及促進實現相關安理會決議目標的步驟，并將繼續支持推動建立統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機構。

從深層角度看，哈馬斯放棄的是可見的行政權，而不是地下網絡、武裝組織和社會控制能力。一個在戰爭中遭受嚴重打擊的“事實政府”，可以通過交權卸下治理責任，但一個長期深嵌于社會基層和武裝體系的組織，卻不會因為一紙聲明自動消失。

如今，加沙正在出現一種極為復雜的多頭權力結構：技術委員會負責民生，哈馬斯武裝、以色列軍隊控制大片土地，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仍在拉姆安拉觀望，外部大國和地區調停方則試圖用一個外部設計的框架填補廢墟中的權力真空。

當地時間2026年7月6日，加沙地帶南部汗尤尼斯，巴勒斯坦民眾查看以色列空襲造成的車輛受損情況 圖/視覺中國

交權

哈馬斯此時退下前臺，首先是戰爭壓力下的現實選擇。兩年多的高強度沖突已經把加沙變成一片殘破的露天“監獄”。以色列軍隊的空襲、地面推進和“定點清除”，重創了哈馬斯的軍事與行政體系，也摧毀了加沙賴以維持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大量人口流離失所，水電、醫療、救濟、治安和公共服務體系幾乎無法正常運轉。在這種環境下，對哈馬斯而言，繼續以“政府”名義承擔日常治理責任，已經從政治資產變成沉重包袱。

哈馬斯通過退讓可以向加沙民眾宣稱，交出治理權是為了打破封鎖、推動重建、消除以色列繼續軍事行動的借口，也可以對外宣稱，這是落實停火安排、推動第二階段談判的誠意。但從組織生存邏輯看，這更像一次降低暴露面的戰術收縮。行政機關是最容易被識別、被問責、被攻擊的部分，如果繼續掛著“政府”招牌，既要承受以色列軍事打擊，也要承受加沙民眾對饑餓、失業、醫療崩潰和重建無望的怨氣。退出日常治理，可以把一部分責任轉移給技術委員會、以色列和國際社會。

哈馬斯武裝人員

更重要的是，哈馬斯并沒有承諾解除武裝。這意味著它在加沙的權力并未徹底終結，而是從公開治理轉入更隱蔽的組織形態。它可以不再負責政府的日常運行和類似醫院運轉等公共事務，卻依然可能通過剩余武裝、地下網絡、地方關系和社會動員能力影響加沙局勢。這也注定加沙的未來仍會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癥結

美國推動的加沙國家行政委員會的框架，為哈馬斯退場提供了制度外殼。這個被設計為過渡性、技術官僚化、非政治性的巴勒斯坦治理機構，主要負責加沙公共服務、民政管理和戰后重建協調。行政委員會的邏輯是嘗試用技術官僚替代哈馬斯政府，以公共服務和重建工程為切口，把加沙從戰爭邏輯拉回民生邏輯。

不過，加沙國家行政委員會的最大弱點同樣明顯。沒有安全權，行政權就是空殼；沒有財政和通道，重建就是口號；沒有巴勒斯坦內部政治整合，技術治理就會變成外部托管的代名詞。行政委員會擁有授權、名義和國際背書，卻缺少現場權力，既不掌握武裝，也不控制邊境，更無法決定以軍是否撤出、物資是否放行、資金是否能夠進入加沙。如果行政委員會無法真正進入加沙街區、難民營和地方社會，那么它的治理能力很可能停留在紙面上。

以色列的態度決定了加沙國家行政委員會的架構能否真正落地。對內塔尼亞胡政府而言，哈馬斯交出行政權遠遠不夠。以色列安全部門關心的并不是誰管理醫院，誰負責發放食品，而是誰掌握槍支、隧道、邊境通道和情報網絡。

圖為內塔尼亞胡

只要哈馬斯保有武裝，以色列就會認為任何民政政府都有可能被其操控。換言之，行政委員會要想獲得以色列默許，就必須證明自己不會成為哈馬斯的“白手套”；但如果過度配合以色列，又會被加沙社會視為占領秩序的外包機構。這是一個近乎無解的兩難現實。

這里也形成了停火第二階段最難打開的結。哈馬斯要求先建立巴勒斯坦行政機構、推動撤軍和重建，再討論武器問題；以色列要求先繳械、摧毀軍事基礎設施，再允許真正意義上的重建和治理交接。雙方的順序完全相反。對哈馬斯來說，武器是最后的籌碼；對以色列來說，武器是最大的不安全來源。行政委員會被夾在中間，既要承擔民生責任，又沒有能力解決安全問題。

受挫

更深一層看，哈馬斯退出加沙治理前臺，折射出伊朗主導的“抵抗軸心”正在經歷重組。過去二十多年，伊朗通過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等非國家武裝，向外擴展本土安全邊界。對哈馬斯而言，這一網絡曾提供資金、技術、訓練、政治話語和戰略縱深。哈馬斯之所以能夠在長期封鎖下維持軍事能力，與伊朗的支持密不可分。

然而，2023年10月之后，這套代理人體系持續承壓。以色列對哈馬斯和真主黨的打擊不斷升級，胡塞武裝也面臨來自美國和西方的軍事壓力。伊朗本身則要面對核設施受威脅、國內政局緊張、財政能力受限以及本土安全風險上升等多重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伊朗仍會維持對地區盟友的政治支持，卻很難像過去那樣為加沙承擔高強度、長期化的軍事和財政成本。

這意味著哈馬斯的外部支撐并未消失，但確定性已經下降。過去，“武裝抵抗”與“地方執政”可以在加沙被強行結合：一方面用武裝對抗以色列，另一方面用行政體系控制社會，借封鎖和戰爭維持組織合法性。

這種背景下，哈馬斯的交權并不是孤立事件，既是加沙內部治理崩潰的結果，也是伊朗代理人體系調整的外溢。在以色列的極限施壓下，哈馬斯的加沙治理模式正在暴露出結構性困境。它可以在戰爭初期獲得動員優勢，卻很難在長期封鎖和持續轟炸中提供正常生活；可以用抵抗敘事凝聚支持，卻無法回避垃圾、醫院、食物、住房和教育這些日復一日的治理問題。

過渡

哈馬斯退場，也不意味著巴勒斯坦政治迎來整合。相反，加沙可能進入更加碎片化的狀態。民政權交給行政委員會，安全權懸在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外交代表權仍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掌握，國際資金則掌握在美國、歐洲、海灣國家和國際機構手里。這樣的結構很難產生真正的主權治理，只會制造層層嵌套的責任推諉。

一旦供水中斷、救援遲滯、治安惡化，行政委員會會說以色列不開放通道，以色列會說哈馬斯未解除武裝，哈馬斯會說自己已經交出行政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會說自己沒有被允許返回加沙。每一方都可以解釋自己的無能為力，卻沒有一方能夠真正承擔完整責任。加沙民眾最可能面對的不是一個清晰的新政府，而是一套多頭、脆弱、相互牽制的臨時管理體系。

國際法層面的悖論也沒有消失。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定居點和常駐軍隊后，加沙仍長期處于邊境、空域、海域和物資流動被外部控制的狀態。現在，以軍重新進入并控制大面積土地，第三方技術委員會即便接管部分民政，也很難改變加沙處于外部軍事控制和邊境封鎖之下的現實。一個沒有邊境、空域、海域、安全權和財政自主權的行政委員會，最多只能改善行政效率，完全無法承載民族自決。

未來加沙最可能出現三種走向。第一種是有限穩定，以色列在美方壓力下允許行政委員會進入部分區域，哈馬斯維持低調，重建和人道救援緩慢推進；第二種是重新爆發局部戰爭，以色列認定哈馬斯借交權保存武裝，借某次襲擊或摩擦重新啟動清剿，行政委員會淪為象征性機構；第三種是長期模糊管控，以色列保留安全區，行政委員會進行有限的局部治理，哈馬斯潛入地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繼續缺席，加沙可能被切割成安全區、廢墟區和救援區。

這場“行政權移交”的真正意義，不在于哈馬斯是否突然溫和，也不在于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能否創造奇跡，而在于加沙過去二十年的權力結構已經無法原樣延續。因此，這未必是和平的開始，更可能是舊秩序崩塌后的過渡，等待下一輪風暴的到來。

作者：朱兆一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