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問我未來人口出生率會是多少,這其實不太好預測,因為年輕人的生育觀念,未來的婚育成本,都可能出現變化,但如果你問我未來的老齡化,這其實很好預測。
基于現有的人口結構,我們很容易預測未來。
而現在,未來已來。
根據目前我國的人口結構,到2070年,我國的老年撫養比將達到100%。100%意味著什么?簡單來說,每一個處于勞動年齡的成年人,將需要承擔起贍養一位老年人的責任。這不是危言聳聽的預言,而是基于當前人口結構的數學推演得出的必然結果。
人口結構的變化具有極強的慣性,它不像經濟波動那樣可以被短期政策輕易扭轉。今天的嬰兒出生率決定了四十年后的勞動力供給,今天的中年人口決定了三十年后的老年人口規模。正是這種確定性,讓我們能夠相對準確地預測半個世紀后的人口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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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底,我國總人口約為14.08億人,其中0到14歲人口約2.2億,占比15.6%;15到59歲勞動年齡人口約8.8億,占比62.5%;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3.1億,占比22%。
基于該人口結構,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人口隊列推演:
2030年代:1960到1970年代出生的“嬰兒潮”一代開始大規模進入老年階段。這批人口規模高達2.5億以上,他們的集體老去將推動老年人口急劇攀升。到2035年,60歲以上人口預計突破4億,老年撫養比將從當前的約35%躍升至50%以上。
這是十幾年后就會發生的事情。
2040年代:1980到199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一代進入中年,他們面臨著“4-2-1”家庭結構(四個老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的沉重負擔。此時,勞動年齡人口因低生育率的累積效應而持續萎縮,預計將降至7億以下。老年撫養比攀升至65%到70%。
2050年代:2000年后出生的“千禧一代”成為勞動主力,但他們的人數僅為父輩的60%左右。60歲以上老年人口維持在4.5億以上的高位,而15-59歲人口可能跌破6億。老年撫養比將突破80%。
最后是2060-2070年代:這是最關鍵的轉折期。2020年代出生的新生兒將成為勞動年齡人口,但由于持續的極低生育率,這一群體規模可能僅有1.5億左右。而此時,2020年前后出生的“疫情寶寶”(本身也是低生育率產物)加上龐大的老年存量,使得老年人口與勞動人口的對比發生質變。到2070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預計仍維持在4億左右,而15-59歲勞動人口可能降至4億以下,兩者比例接近1:1,即老年撫養比達到100%。
上述推演建立在幾個核心假設之上:
生育率:假設未來幾十年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0到1.2之間,即使出現回升,考慮到育齡女性數量的銳減,總出生人口也難以大幅反彈。
死亡率: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人均預期壽命將持續延長,到2070年可能達到85歲以上,這將進一步擴大老年人口規模。
移民:即使考慮到每年數十萬的凈遷入人口,對于14億人口基數而言,也是杯水車薪。
因此,2070年老年撫養比將達到100%并非極端假設,而是現行趨勢下的中等情景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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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100%的老年撫養比到底意味著什么?
很多人對“老年撫養比”比較陌生。簡單來說,我國現行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采用的是“現收現付”模式,即當前在職人員繳納的養老金直接用于支付當期退休人員的待遇。當撫養比從目前的3:1惡化到1:1時,收支平衡就會被徹底打破。
2025年,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約6.5萬億元,支出約6.2萬億,略有結余。參保在職職工約3.5億人,離退休人員約1.4億人,實際撫養比約為2.5:1。
如果撫養比變成1:1,意味著同樣數量的在職人員需要供養雙倍的退休人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要么繳費率翻倍(從目前28%提高到56%),要么養老金待遇減半。
但無論是哪種后果,都不是我們能夠承受的。
更嚴峻的是,隨著老年人口規模的膨脹,養老金支出的剛性增長與經濟增長放緩導致的繳費基數萎縮會形成剪刀差。這意味著到2070年,即使將養老保險繳費率提高到40%以上,也可能無法維持當前水平的養老金發放。
除了養老金之外,醫療保障體系也會迎來超負荷運轉。
老年人是醫療服務的主要消費群體。根據統計,65歲以上老年人的人均醫療費用是勞動年齡人口的3至5倍,且隨著年齡增長呈指數級上升。
如果老年撫養比達到100%,醫療系統將面臨雙重擠壓。
在需求端,老年人口絕對規模巨大,慢性病患病率超過75%,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數量可能超過8000萬,這對住院、康復、長期護理的需求將遠超現有醫療資源的承載能力。
在供給端,醫護人員本身也面臨老齡化。年輕醫護人員的補充速度跟不上退休速度。預計到2050年,我國醫生缺口也可能達到100萬人以上。
醫保基金的可持續性也同樣堪憂。2025年職工醫保在職退休比約為2.8:1,到2070年可能降至1:1以下。這意味著醫保基金的收入基礎萎縮,而支出壓力倍增,最終可能導致報銷比例大幅下降或個人負擔顯著加重。
最后就是養老服務體系的風險。
養老服務體系包括機構養老、社區養老和居家養老三大支柱。在100%撫養比的背景下,每一根支柱都將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
首先是機構養老:目前全國養老床位約820萬張,每千名老人擁有27張床位,即使不考慮質量,僅數量就遠遠不足。到2070年,如果要保持同樣的覆蓋率,需要至少1100萬張床位,但建設投入和運營成本也是天文數字,更重要的是,養老服務人員也面臨缺口,目前我國養老護理員缺口200萬,未來這一缺口可能擴大到千萬級別。
然后是社區養老:日間照料中心、老年食堂、助浴服務等社區養老設施,依賴于基層人力資源和行政補貼。當勞動人口極度稀缺時,這些服務的提供者將難以為繼。
最后是居家養老:傳統上依靠家庭成員照顧的模式也面臨瓦解。獨生子女一代的父母進入高齡階段時,他們的子女(即80后、90后)自己也已步入老年,形成“老老照護”的困境。一個60歲的子女照顧85歲的父母,這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難以持續。
老年撫養比100%,它不是立刻達到的,而是緩慢推動的,而在這個過程中,受到影響的還不僅僅是老齡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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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問題不會孤立存在,它將深刻影響整個經濟社會運行。
在勞動力市場,大量勞動人口將被捆綁在家庭照料中,被迫退出正式就業市場,進一步加劇勞動力短缺。
而為了應對養老風險,居民預防性儲蓄也會居高不下(實際上今天已經是新高了),這又會進一步抑制消費和投資。
當然問題也并非就是無解的。首先延遲退休今天我們已經在做了,到2070年,退休年齡可能還會推遲至70歲(考慮到未來趨勢,這并非不可能),退休年齡提高不僅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還可以縮短養老金領取年限。
然后就是建立多元養老金體系。
今天我們常提到的養老金三支柱,第一是最基本的養老保險,第二支柱是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第三就是個人養老金賬戶,但目前后兩者的發展,仍然較為緩慢。
所以更重要的,是探索將部分國有資產劃轉充實社保基金,利用收益來彌補這部分缺口。而目前全國社保儲備只有3萬億左右,如果真的將國有資產劃轉的話,擴大到百萬億級別,其實是最好的辦法。
但同樣的,普通人想到的是這肯定是好事;但具體到執行層面,阻力和多方博弈乃至法理層面的問題,都需要去解決。
總的來說,2070年的100%老年撫養比并非一個遙遠的數字游戲,而是今天每一個決策的必然回響。人口結構如同巨型游輪,轉向需要漫長的距離和巨大的能量。我們現在所做的每一個選擇——是鼓勵生育還是放任不管,是社保變革還是拖延回避,是擁抱技術還是固守傳統——都將決定這艘巨輪的航向。
最終,養老體系的終極考驗不在于養活多少老人,而在于能否在人口結構巨變中維系社會的尊嚴與活力。
這是一場我們必須要打贏,也一定會打贏的持久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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