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孩：請在我還沒有穿西裝的時候愛我們︱第一次坐飛機

“每當有飛機經過，我們都會興奮地彼此喊叫：‘快看快看，拉線兒飛機！’常常是，飛機已經不見了蹤影，但那長長的尾巴還在空中彌漫，給了我們無限的向往。那向往中一定會有：我們何時會坐上一次飛機呢？”

紅孩，1967年生于北京，1984年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已出版長篇小說《愛情脊背》、中短篇小說集《城市的海綿》、散文集《東渡東渡》《運河的槳聲》《活出想要的人生》，以及文藝隨筆集《拍案文壇》和散文理論集《紅孩談散文》《鐵凝散文賞析》等10余部著作，創作完成電影《風吹吧麥浪》、話劇《白鷺歸來》。200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長期擔任《中國文化報》文學副刊主編，現任中國散文學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朝陽區作家協會主席，文藝評論獲得第二十二屆中國新聞獎，散文評論獲得第二屆全國冰心散文獎，是“上岸文學”的倡導者。

朋友在北京通州買了套二手房，裝修畢，約我們一家去看房。房在二層，120平方米，正南正北，通風走氣，甚好。由于剛裝修完一個多月，室內尚存甲醛等怪味，朋友說他已試住兩晚。還好，唯一不足是半夜上空有飛機經過，偶爾會被轟鳴之聲吵醒。我說，這就難了，只能緊閉門窗，還得加厚防護玻璃。朋友說，當初看房時，沒看到天上有飛機，早知道上面是空中航線，說什么也不買。我聽后苦笑道：“說不定這房子以后會給你帶來好運呢！”

說來，我東郊的家與通州朋友的家直線距離也就五六公里。1958年以前，也歸通州管轄，后來劃歸了朝陽區。20世紀70年代，在我五六歲的時候，每天都會看到銀色的飛機從天空飛過。那飛機是噴氣式的，在萬米高空能劃出很長的一條線，因此我們當地的小孩兒都管那飛機叫“拉線兒飛機”。每當有飛機經過，我們都會興奮地彼此喊叫：“快看快看，拉線兒飛機！”常常是，飛機已經不見了蹤影，但那長長的尾巴還在空中彌漫，給了我們無限的向往。那向往中一定會有：我們何時會坐上一次飛機呢？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坐飛機的經歷。我第一次坐飛機是在1994年7月，當時我正值27歲，供職于一家科技類雜志社。一天，《工人日報》文藝部主任胡健給我打來電話，說有個采訪任務，問我愿不愿意去。我問什么地方，胡健說：“去寶雞寶花空調廠，寫個6000字的報告文學。具體安排報社通聯部主任李學來會告訴你。”我和胡健認識五六年了，她是著名劇作家胡可的女兒，1990年曾出版長篇小說《戀神》，我專門寫了五六千字的評論，從此結下友誼。我一直視她為文學創作路上的老師。她交給我的任務，而且是為《工人日報》寫稿，我當然求之不得。

李學來跟我說，到寶雞比較遠，坐火車不方便，還是坐飛機去。他具體查了一下說：“下午的航班，晚上6點到西安咸陽機場，先到西安住一晚，第二天再坐西安到寶雞的火車。到了火車站，寶花空調廠會派一個宣傳科科長接你。”我一聽，覺得有點兒蒙，雖然從郊區農場到城里媒體當記者已經兩年多了，可一個人只身到外地采訪還是第一次。

30多年前，普通人出差坐火車、輪船、飛機是很講究的。譬如購票要單位介紹信，帶身份證、戶口本，還要按職務、職稱分檔次，如火車的硬座、硬臥、軟臥，飛機的經濟艙、商務艙、頭等艙等。那時北京市民買機票非常不方便，絕大多數人都要到西單民航售票處去買，關鍵是那里有到機場的班車。具體細節肯定是瑣碎的，避開不寫，只說一點：為了以示隆重，此次外出采訪我專門穿上了灰色西服。說起這套西服，也是有些來頭的。

1992年6月，我從京郊雙橋農場調到即將創刊的《北京工人報》。12月1日創刊那天，報社特別安排在前門飯店舉行創刊儀式。為顯正式，報社要求參加人員全部穿西裝、打領帶。這下把我難住了，在這之前，我還真沒穿過全套的西裝。為此，我提前一周專門到前門商業街的服裝市場轉悠了大半天。那時的我，月工資90元，減去午餐和公交月票錢，也就剩下二三十元。而服裝攤上的西裝呢，五六百元、二三百元居多，最便宜的也有七八十元的。我一個攤位一個攤位地轉，覺得有點兒感覺，就用手摸摸面料，然后還舉著在鏡子前面照照，看合不合身，與自己的發型、個頭搭不搭。這讓我想到改革開放初期，突然流行起燙頭熱，許多理發館幾乎被好趕時髦的婦女給壟斷了。我媽那時還不到40歲，她也義無反顧地融入其中。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要知道她一個人幾乎沒有到過北京城里呀！

大約轉了快3個小時，最后我停在一個50多歲的攤主面前。我并不是覺得他賣的西裝有多好，只是覺得那個人面善，不會坑我。以前，我去過福建石獅，在那邊買服裝，價格可以攔腰斬。而在北京使館區附近的秀水街服裝市場，也可以攔腰斬。我去過一回，剛砍到三折就被攤主不耐煩地給轟開了。我拿起一套灰色的西裝問面善的攤主：“多少錢？”攤主說：“160。”我說：“我是真心買，您說個實在價。”攤主說：“見你來回遛了幾趟，一口價120。”我明白一口價就是最低價，不再來回討價。我面有難色，心說兜里只有200元錢，不能就這么被他一口咬死，便說：“圖個吉利，99吧！”攤主見我真的有點兒窘迫，便豪爽地說：“一口價不變，我白送你一條領帶，這總行了吧？”攤主既然把話都說到這份兒上，我也不好再說什么，就付款道謝而去。

等到了去前門飯店出席創刊儀式那天，我發現除了報社的員工，邀請來的領導和嘉賓中真正穿西裝、打領帶的人并不多。相反，我們這些穿西裝、打領帶的報社同仁倒多少顯得有點兒“陳奐生上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了。

出發坐飛機那天，我上午10點多就從郊區趕到西單民航售票處停車場，幾乎是第一個上了機場班車。有了到前門飯店參加報社創刊儀式的經歷，這一天我沒穿西裝，而是把西裝放在箱子里。我要到機場和飛機上見識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喜歡穿西裝外出。

平心而論，在30多年前，穿西裝絕對是身份的象征。在機場和飛機上，穿西裝的人幾乎占絕大多數，這些人要么是公職人員，要么是企業高管、商務人員，尤其是在合資企業工作的人員。不像現在，穿西裝的人大都是酒店管理人員、賣保險的銷售和銀行職員。那時，各級領導干部出席正規的會議都西裝筆挺。不怎么穿西裝的人，多數是作家、詩人、藝術家，也有一些個性強的大學教授。近些年出行，在機場和飛機上，我看到人們都喜歡穿休閑服裝。從這個意義上說，咱們中國人是不是更加自信了呢？我以為這個判斷是不錯的。

1990年，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會同重慶、天津兩個市文化館聯合編輯出版了一本文學作品集，收錄了朝陽區幾十名業余作者的小說、散文和詩歌，其中也包括我的兩篇作品。在定書名時，編輯考慮到當時的作者大都沒有什么名氣，他們的身份就是普通的農民和產業工人，用通俗的話講，“這就是一幫泥腿子、掄大錘的，他們日常不僅不怎么穿西裝，甚至連皮鞋都很少穿”。因此，編輯便以《我還沒有西裝》做了書名。我最初拿到樣書，看著這書名，心里不禁產生些許的自卑與自嘲。

當我寫這篇文章時，在書架上找到這本被塵封多年的書，看著那熟悉的封面，不由得百感交集，許多往事一一涌上心頭。與其說這是一部久違的文學作品集，倒不如說是我的青春記憶史。今年初，著名作家陳建功出版了他的自傳體非虛構小說《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書中以詳盡的文字記錄了他于上世紀70年代在京西煤礦的生活，以及他后來幾十年與當年那些“煤哥們兒”的交往，盡管他們當中有的人已經升了官、做了教授，也有的人已然不在這個世上。但我在閱讀的過程中，常常會在不經意間淚眼婆娑。我知道，那一刻，我真的入戲了。有感于此，我想套用陳建功的這個書名，用《請在我還沒有穿西裝的時候愛我們》來做本文的結尾，一同記錄那些不曾遠去的昨天。

編輯｜李佳洹

校對｜張 彤

審核｜程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