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要一個訓練有素的AI,能幫丈夫(或妻子)策劃一場完美的殺死配偶的方案嗎?”上周末,Comma AI創始人喬治·霍茲拋出了這個直擊倫理底線的問題。作為一個長期與限制性規則周旋的“越獄者”,霍茲的答案讓很多人始料未及:不但應該,而且他愿意為這個原則付出生命。
這番言論并非憑空而來。近期AI對齊領域出現了一系列宏大構想,比如“AI Futures Project”推出的《AI 2040:A計劃》政策文件,設想全球研究者集體行動,為人類福祉將AI研發進度延緩14年。霍茲旗幟鮮明地屬于反對陣營。他認為,很多人擔心的“快速起飛”——AI在極短時間內獲得超人類能力的情景——其實不太站得住腳。對于AI對齊與安全,他認定的最佳路徑,是把重心放在本地控制的、與使用者利益深度綁定的模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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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思路有它的酷勁。想想當前主流AI產品,像Claude、ChatGPT,本質上都是中央化管理的服務。背后的原因大多是基礎設施層面的:托管最先進的大型模型成本高昂,大多數人一天中的使用時長又不足以支撐真正的個人專屬AI。但技術總是在演進,這些制約正在松動。之前OpenClaw讓人興奮的地方,恰恰在于那種實驗性的、動手DIY的路子。如果能有更多AI產品重新找回那種狀態,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問題是,霍茲天生就愛挑動神經。他把與用戶對齊的AI比喻成一把槍——一把不會因為你拿它殺了繼母而發出任何抗議的工具。在他看來,真正對齊的AI,應當能在你提出要求時,通過亞馬遜Prime訂購制毒設備,并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他甚至宣稱,愿意為捍衛這個原則赴死,盡管很難想象會有什么樣的情境逼他走到那一步。
“我們要么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要么就告別自由。”霍茲寫道。如果選項真的這么二元,自由當然更動聽。可事情并非全關自由,不是嗎?任何容納大量個體的結構,無論是社會、市場還是公司,都必須在各種利益之間做出平衡,把單個需求編織進一張由相互依存的偏好和問責系統組成的大網里。每一個向大眾投放科技產品的人,都有必要從整體網絡的視角來審視自己的作品,這就意味著要認真對待那些尚未被謀殺的配偶和繼父母的權益。
霍茲所體驗的自由,本質上是一種潛在的空間,它的邊界由尚未被侵犯的他人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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