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彥菊 瓷上津韻 匠心傳薪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天津市級非遺“陳氏制瓷（手繪）制作技藝”六代薪火相傳，至今已歷119年。日前，記者走進位于津南區的觀照軒，對話傳承人趙彥菊，聆聽她在堅守與創新中讓百年瓷藝重煥光華的故事。

　　百年家承 瓷脈尋根

　　記者：陳氏制瓷這項技藝，有著怎樣的歷史淵源？

　　趙彥菊：陳氏制瓷（手繪）制作技藝起始于1907年。創始人陳富元生于1871年，是天津葛沽人，自幼喜愛書畫。清光緒年間，陳富元被派往江西任職，一干就是十年。在江西期間，他深受景德鎮瓷器魅力的吸引，師承當地官窯老師傅學習制瓷技術，逐漸將北方繪畫技法與景德鎮制瓷工藝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陳氏手繪制瓷技藝。

　　后來，陳富元在景德鎮開辦了自己的窯口——安福堂。瓷器燒好后，從景德鎮整船運到天津。陳富元本身喜歡中國傳統文化，書法、繪畫、詩文都有一定水平，他把自己的詩書畫印融入瓷器當中，形成了具有鮮明陳氏特色的制瓷風格。當時，津南葛沽是天津水路交通樞紐，葛沽很多大戶從陳家公館定制瓷器，在景德鎮就打好了包，這是誰家的那是誰家的，船運到葛沽碼頭，各自取回家。

　　記者：您是怎樣接觸到陳氏制瓷的？

　　趙彥菊：我跟我先生都是葛沽人。我嫁到陳家后，逢年過節一家人團聚，長輩們就愛聊過去的事兒，聊陳家公館，聊家里的瓷器。我公公陳韻和是第四代傳承人，常說起老宅前廳的條案上擺滿了各式瓷器，每個季節都要更換一批。每每說起當年家里的溫酒器“薄如蟬翼”，給老太太賀壽的大瓷桃精美絕倫，老人眼中總帶著一絲遺憾，這些東西要是還在，該多好。老奶奶還留著一尊瓷佛，用一塊布仔細裹著，木框也還在，每逢家人團聚就拿出來展示，一面讓我們看，一面講起從前的故事。我對陳氏制瓷的那份情結，大概就是從那時候在心里扎下了根。

　　記者：您和先生走遍各處名窯與博物館，這段尋藝之路的契機是什么？

　　趙彥菊：我們一直對傳統文化有一份天然的親近。我喜歡字畫，喜歡小收藏，跟老師們接觸多了，對瓷器也漸漸生出興趣。我先生特別支持我，孩子小的時候，我們帶著他到各地旅游，去法國的盧浮宮、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看見人家的文創產品品質特別高，就愿意買回來研究。這些年的所見所聞，其實都是在鋪墊、在積累。

　　我真正下決心，是在建了廠房之后，布置空間的時候總覺得少了點什么，書畫和瓷器應該是相得益彰的。再加上當時國家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文化發展的政策，天時地利人和，我們說干就干。既然是恢復陳氏制瓷，就得追著老祖宗的步伐走，我們遍訪磁州窯、德化窯、吉州窯等各大窯口，去學習去了解。但最終還是回到景德鎮的制瓷體系，那是千年的瓷都，高嶺土燒出來的瓷器“薄如紙、聲如磬、明如鏡、白如玉”。

　　2018年，我和先生陳林，秉承“講堂譽，以匠心為魂，觀照百年”的古訓，創立了“觀照軒”品牌，正式接續并光大這份百年技藝，讓“安福堂”的精神在當代煥新。

　　記者：觀照軒這個名字，寄托了怎樣的情懷？

　　趙彥菊：“觀照”二字，出自《了凡四訓》，可大可小。“觀瓷”是小的層面，一件瓷器從器型到紋樣到發色，都要嚴格尊重工藝；“照內心”是提醒自己，做事要堅持長期主義，不能粗制濫造。瓷器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的承載者。縱觀陶瓷史，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特點，我們就以瓷器為載體，繪制天津風物，承載傳統文化。

　　記者：起步階段，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趙彥菊：一個是從零起步，資金投入大，從建窯、買設備到研究配方，處處要用錢。再一個就是人。咱們這兒不比景德鎮，那邊各個環節都有專門的師傅，我們只能自己躬身入局。我們自己建窯的時候，景德鎮那邊的人來做管道，折彎處都是截斷了再焊接，很容易有漏點。我們特意找了專業的折彎廠，把整個管線整根折彎，盡量減少焊點，保障安全。比管道更磨人的，是人才。沒辦法，只能一邊自己學、一邊帶著公司的人上手，后來陸續引進了學陶藝的學生，讓他們在實踐中一點點成長起來。

　　記者：陳氏制瓷的特點和獨特價值是什么？

　　趙彥菊：陳氏制瓷有別于一般工匠活計，創始人陳富元將北方繪畫意趣與景德鎮制瓷工藝相融合，山水、花鳥、高士圖皆可入瓷，畫風博采眾長。以瓷載史、以瓷寄情，是陳氏制瓷一以貫之的特色。陳富元曾將辛亥革命后隨軍征戰經歷題寫于瓷板，亦為女兒成婚燒制“飯鼓”，上題“福祿宜子孫”等寄語，將家國情懷與家族期許凝于瓷上。

　　我們把目光投向了天津本土。我們挖掘葛沽寶輦會、小站稻這些天津文化元素，用瓷器來呈現和傳播。你看著筆筒上、水杯上、瓷盤上的寶輦圖案，就能直觀地感受到那種抬輦送福的盛況。小站稻本來是一方物產，我們把它升華為稻文化，呈現在瓷碗上，從先秦到近代關于水稻的詩句都收了進去，既有稻紋，又有“粒粒皆辛苦”。有家長跟我們說，小朋友拿這碗吃飯，都不敢剩米粒兒。

　　瓷上丹青 慢工出細活

　　記者：瓷上作畫與紙上作畫，對畫家來說有何不同？比如葉嘉瑩先生的詩詞水杯，據說從動議到成品便經歷了一年半的時間，這背后是怎樣的創作歷程？

　　趙彥菊：非常不一樣。素胎當紙，但表面生澀，行筆遠不如在宣紙上順暢，需要經驗積累。李毅峰老師受邀在素白瓷坯上描繪葛沽寶輦會時就說過，畫瓷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在三維的立體容器上創作，所用材料也是專門的陶瓷繪畫顏料，跟墨截然不同，但把握好了，同樣能夠表現出輕重緩急、濃淡干濕的筆墨韻味。

　　這種跨界合作的挑戰，在葉嘉瑩先生詩詞水杯的創作中體現得尤為深刻。最初的想法很簡單，葉先生一生奉獻給詩詞，我們就想用瓷器為她留一件作品。征得授權后，我翻了好幾本葉先生的詩詞集，注意到她是六月出生，小名叫“小荷”，一生又愛荷花，水杯的主題便定了下來。

　　器型設計請了劉穎瑞教授——杯把是小蓮蓬，杯身微微收腰，像荷花的婀娜姿態，底托是荷葉造型。先3D出樣，再手工拉坯，素燒之后請霍春陽老師畫荷花、賈廣健老師題字。僅霍老師那一版荷葉的顏色，設計文創產品時就調了七八稿，既要墨分五色的水墨感，又要深淺有致。一件小小的水杯，前前后后磨了一年半才最終定稿。

　　記者：您怎么理解非遺傳承中的“守正”與“創新”？

　　趙彥菊：守正，是守住傳統器型和傳統文化，這是我們創作的根和魂，不能偏離。比如我們的瓷器始終堅持文人瓷繪“詩、書、畫、印、情”的精髓，和天津及全國的藝術家一起創作，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津派藝術瓷”風格。

　　但守正不代表守舊。人們的生活在變，審美也在變，我們也得跟著往前走。比如現在年輕人喜歡養貓，我們就做了一款貓咪主題的旅行套裝，既有傳統瓷器的韻味，又符合當下的審美趣味。器物做出來是要給人用的，所以我們一直講究“器之為美，器之為用”。這幾年在材料上也在不斷嘗試。比如，我們做的小書簽掉在地上摔不壞，就是用了一些新材料，希望能把更多新工藝融入到瓷器里。

　　記者：觀照軒在非遺推廣上做了哪些工作？年輕人對這門技藝怎么看？

　　趙彥菊：觀照軒是“天津市首批非遺傳承體驗基地”之一，整個體驗場地面積有5000平方米。我們經常搞活動，一方面是“請進來”，跟大中小學簽了實踐教學基地合作協議，觀照軒也是津南區的勞動技能基地。一些企事業單位的工會活動也來此舉辦，今年三八節那幾天就來了1000多人。大家親手做一件瓷器，從無到有，我們給燒好了再拿走，那種體驗感和成就感，跟在商場里買一件是完全不一樣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走出去”，參加各類文化展會和外事活動，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到這門技藝。

　　在推廣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年輕人其實對瓷器挺感興趣的。前一陣我們在網上招聘“非遺分享官”，通過新媒體做非遺推廣，報名的很多都是大學生。我覺得這個時代終究是年輕人的，他們更懂同齡人喜歡什么，做出來的產品也更能引發共鳴。我常跟公司里的年輕人說，我就是給你們搭平臺的，你們放心往前沖，背后的事兒我來扛。

　　記者：去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在天津舉辦，是觀照軒走向世界舞臺的重要機遇，能具體講講這次經歷嗎？

　　趙彥菊：當時，我們承擔了國禮和國宴用瓷的任務。在主會場，“九魚圖”天球瓶造型圓潤，白胎如玉生輝，九魚首尾相銜；“迎春圖”梅瓶以青花勾勒，黃彩點染，寓意春回大地；“津門故里”石榴瓶巧妙融匯天津地域文化。國宴瓷以“白瓷金邊”為韻，造型莊重典雅。我們還在紋樣設計上把小站稻和月季花紋樣融入產品，讓與會嘉賓把天津文化、把中國文化帶回家。通過這次歷練，我們的生產能力、品牌力都上了一個大臺階。

　　瓷器是中國的文化符號，用瓷語向世界講述天津故事，正是非遺在當代生活中最鮮活的表達。

　　記者：您認為非遺要真正“走出去”，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趙彥菊：文化認同。中國人講“圖必有意，意必吉祥”——荷花象征和和美美，石榴寓意多子多福，這些外國人不一定了解。怎么讓他們產生情感認同，這是一個壁壘。瓷器本身是載體，你得研究對方的文化，創作出他們能夠理解、能夠共情的作品。像陳家公館早年做外銷瓷，上面的紋樣會根據不同國家的偏好來調整。所以我覺得，非遺走出去，關鍵不在技法，而在文化轉換的能力，你要了解對方，再用對方聽得懂的方式，講好自己的故事。

　　記者：被認定為“津門老字號”對觀照軒意味著什么？未來有什么規劃？

　　趙彥菊：這是對我們的肯定，更是一種責任，讓我們把這個品牌做得更深、更遠、更好。責任在肩，就得給自己提更高的要求，提供更優質的文化服務，讓更多人走進觀照軒，身臨其境地感受。未來我們會以瓷器為載體，記錄美麗天津、美麗中國，讓天津的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通過我們的瓷器傳播得更遠。同時也希望更多年輕人了解非遺、愛上非遺，把這門手藝一代代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