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國戰略關稅簡史

?聲明：本文大部分內容出自道格拉斯·歐文在他2017年出版的優秀著作《商業沖突》，非生成式，轉載請注明出處！

商務咨詢/顧問/請@yellowscholar?作者：黃先生斜杠青年

#關稅 #實用主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F&D》雜志5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主張將漂亮國關稅作為政策工具。它首先質疑自由貿易的論點，聲稱經濟學家將漂亮國和全球貿易政策建立在理論模型而非實證證據之上：

“關稅沒有被嘗試并被發現失敗，而是被當時的經濟模型拒絕，且未被嘗試。政策制定者害怕挑戰基于此類模式形成的精英共識，封閉了解決漂亮國挑戰的選項和策略的宇宙。”

然而，在漂亮國，尤其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戰略性地使用關稅有著悠久的歷史。道格拉斯·歐文在他2017年出版的優秀著作《商業沖突》中討論了這一趨勢，本文大部分信息都來自該書。在此期間，隨著新技術降低運輸和通信成本，全球貿易迅速擴展。就像現在一樣，保護主義盛行，曾多次嘗試“保護”漂亮國企業和工人免受各種外國市場的影響。

然而，保護主義在漂亮國歷史上一直是難以接受的。在像漂亮國這樣大國，宗派利益將主導國會，使得通過保護主義措施變得困難。雖然有些法案偶爾通過，但通常不受歡迎，很快就被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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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互惠關稅的理念在政治想象中逐漸形成。就像今天一樣，這個想法很簡單：漂亮國公司正被外國不公平的行為“傷害”。所以，如果漂亮國政府能通過關稅施壓他們，他們就能降低對我們的關稅，支持漂亮國的出口市場。1890年，國會通過了麥金利關稅法案，為不同國家設定了差別關稅率。麥金利關稅法案還賦予總統作為國會代理人參與外國關稅談判的權力，并威脅如果其他國家不降低關稅將提高關稅。這促成了10項協議，主要與拉丁美洲國家。然而，1892年，民主黨掌控國會，廢除了麥金利關稅法案，轉而推行普遍關稅率，實際上推翻了這10項協議。達成這些協議的國家對此憤怒不已，并大幅提高了對漂亮國商品的關稅。

幾年后，隨著共和黨重新掌控局勢，國會通過了1897年的丁格利關稅法案。該法案第3條和第4條再次賦予總統權力，威脅提高關稅，并在其他國家降低關稅時，對某些商品降低最多20%的關稅。根據這一權力達成了11項協議，但參議院最終全部否決了。

事實上，根據道格拉斯·歐文的說法，1844年至1909年間，只有三份互惠條約成功簽訂（《商業沖突》，表6.4，第309頁）。其余的方案要么被參議院否決，要么在參議院要求的變更被納入后被其他國家拒絕。

20世紀最初幾十年，貿易自由化普遍趨向，但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隨著1930年大蕭條的開始，保護主義再次浮現，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發了全球貿易戰。意識到這場貿易戰具有破壞性且不可持續，世界各國于1933年在倫敦召開會議，試圖挽回局面，但未能達成協議。1934年，國會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案》（RTAA），賦予總統廣泛的貿易談判權力。簡而言之，總統可以將關稅提高或降低最多50%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水平，以換取其他國家的關稅讓步。值得注意的是，RTAA將這些協議視為行政協議，只需參議院簡單多數批準，而非三分之二多數。此外，任何減少都將擴展到美國擁有最惠國待遇的任何國家。根據RTAA（及其延伸），1934年至1939年間達成了19項協議。到1945年，已簽署32份協議。僅僅11年，羅斯福政府達成的互惠貿易協議數量是前一個世紀的十倍以上。

RTAA最終在國際上被關貿總協定取代，國內則被1962年貿易擴展法和1974年貿易法取代。然而，這些都未能使《互惠貿易協定法》在關稅戰略運用上取得成功。相反，雙邊協議模式在實現談判目標方面效果更為顯著。

因此，與《F&D》中的說法相反，關稅作為戰略工具的使用有著悠久且成效參差不齊的歷史。事實上，我在一篇新工作論文中論證，政府的制度結構決定了戰略關稅的成敗。戰略關稅最成功的是行政部門必須降低關稅，且國會批準需要簡單多數。在缺乏可信的降低關稅承諾的情況下，談判通常失敗。

由于我們的法律制定方式，他們在漂亮國整體上失敗了。關稅屬于國會專屬職權（這一點最近在Learning Resources訴特朗普案中被重申），因此需要國會批準。而且，當關稅作為條約談判的一部分時，參議院必須以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任何協議（漂亮國憲法第2條第2款）。由于宗派經濟利益主導參議院投票，獲得超級多數極其困難。這些都是故意設定的高門檻。《互惠貿易協定法》的巧妙之處在于，國會授權的權力恰到好處，使總統成為可信的談判代表（跨越三分之二門檻），但仍能通過法律約束總統的承諾（制定這些仍需國會批準的行政協議）。其他互惠貿易法案未能實現這一平衡，要么對總統限制過多（麥金利和丁格利關稅），要么賦予總統過多專斷權力（1974年貿易法案）。

更廣泛地說，關稅在戰略性使用下可以被使用時的條件非常嚴格（參見約翰·麥克米蘭在《經濟與政治》2（1），1990年發表的《第301條的經濟學：博弈論指南》）。簡而言之：

1. 如果被切斷與該市場的聯系，受威脅的國家將面臨重大損失

2. 被威脅的國家必須沒有能力進行重大報復

3. 在受威脅國家，遵守這些規定的成本必須很小

4. 威脅國家必須看到自由化帶來的更大收益，而非威脅本身

即使在最好的時候，這種情況也很罕見，隨著世界日益全球化，這種情況可能也大大減弱。將戰略關稅納入制度框架使得成功運用戰略關稅極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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