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帝國史權威巨著對當今美國的啟示

由于不可抗力的限流導致無法接收推送文章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以下操作：點擊標題下方藍字 “一半杯 ” → 點擊右上角“...” → 點選“設為星標 ★ ”，這樣就更容易找到我們和收到推送文章！

保持愛讀文章，保持領先！

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于250年前的1776年出版，比美國《獨立宣言》問世只早了幾個月。當時38歲的吉本此后傾盡余生，完成了這部迄今仍是英語世界影響力最大的歷史著作。全書共六卷，約150萬字。12年后的1788年，最后一批文字付梓。這一年，喬治三世陷入躁狂和妄想狀態，法國則暫停償付其巨額國債。

貫穿吉本這部著作的核心問題，今天仍如幾個世紀前一樣具有強烈的現實回響，也同樣令人不安。文明演進的弧線，為何似乎總是彎向野蠻？既然凡有興起，終有衰落，我們又該如何在衰落中做得更好，使后世把我們的成就視為值得承繼的遺產，而不是引以為戒的警示？

簡而言之，吉本的回答是：衡量一個文明是否偉大，不在于它延續了多久，而在于它能否把自身最優良的品質，妥善傳遞給后繼出現的社會。他認為，貫穿歷史始終的一項恒常因素是自我蒙蔽。人們執意不去正視一個事實，即那些被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習慣、儀式和法律，早已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直到一切為時已晚，再也無法恢復原狀。吉本寫道，人類往往“受名號支配”。羅馬人似乎甘愿“屈從于奴役，只要有人畢恭畢敬地向他們保證，他們依然享有祖傳下來的自由”。記述羅馬的衰亡，也是在探究任何文明面臨的首要難題：當舊有制度、習俗和生活方式傳到后世手中時，如何使它們不至于消亡，而后世的觀念、信仰、記憶乃至外貌，必然會與我們不同。

生活在18世紀的人，誰都能看出吉本筆下的羅馬與當時世界之間的現實聯系，正如我們在美國建國250周年之際，也能從中看到與當下的關聯。亨利·亞當斯1860年讀完《羅馬帝國衰亡史》后寫道：“把羅馬換成美國，這個問題就與我們切身相關了。”當時的美國深陷南北矛盾，正走向內戰。亞當斯已經感覺到，這部著作對美國具有特殊意義。此后一個半世紀里，每當人們試圖說明一個原本良善的國家如何走向敗壞，吉本總會被當作那位永不過時的預言家。

不過，人們究竟能從吉本那里讀出什么，歷來取決于讀者是誰。世界主義者把他視為寬容原則的捍衛者，以此反對宗教極端主義。反威權主義者則認為，他主張共和政體優于一人統治。民族主義者引用他對移民風險的論述。當下所謂的“男性圈”網絡社群，則把他奉為先知，聲稱他早已看穿女性以及所謂“柔弱男性”的陰暗力量。

然而，在我們這個彼此競爭、又都確信自己掌握真理的時代，一邊是民族主義和宗教狂熱，另一邊則自信滿滿地訴諸正義與表達，《羅馬帝國衰亡史》那種不事張揚的勇氣，恰恰體現在它始終堅持一點：過去不會替你最根深蒂固的信念背書，反而很可能會顛覆它們。

要真正寫好歷史，并不是要從過去中挖掘出某種永恒真理，也不是把它歸結為我們早已知道的東西。類比往往是茫然者最先投奔的庇護所，卻也可能成為困住人的陷阱。如果我們始終困在這樣的爭論中，反復追問當下的處境究竟更像公元1世紀還是5世紀的羅馬，抑或更像1933年的德國、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乃至美國自身歷史上的某個階段，那么從一開始，我們研究歷史的方式就已經錯了。

吉本并不相信歷史能夠提供任何確定無疑的教訓。尸骸從來不是稱職的導師。但他認為，了解過去可以幫助我們在恰當的歷史的觀照下看清此時此地。這種知識還能幫助我們生活得更好，因為它使我們不至于用錯誤的尺度衡量當下。把自己的時代贊頌為黃金時代，或者哀嘆它壞得史無前例，前者只會分別釀成災難性的過度自信，后者則令人無力行動的絕望。

吉本如今已被塑造成一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智者，因此，人們很容易忽略關于他和這部巨著最重要的一項事實。他是一位誠實的歷史學家。在那個政治分裂、帝國衰敗、革命動蕩的時代，他寫下了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其核心傳達著一個宏大而出人意料的信息。吉本最獨到的洞見是，閱讀一本歷史書，或者寫作一本歷史書，目的并不是最終獲得足以解釋一切的宏大真理。研究歷史那個不易察覺的真正目的，是讓人逐漸習慣修正自己的看法。

吉本似乎并不像是傳達這一思想的人，從他身上也很難看出日后成名的跡象。他出身于英格蘭鄉紳之家，是家中唯一活到成年的孩子。到了三十多歲，他在公共事務和文壇上都尚無建樹。他身高不足五英尺，約合1.52米；四肢瘦削如細枝，一側睪丸疼痛腫大，有時甚至令他難以行走。他的眼睛、鼻子和嘴仿佛全都擠在面部中央的一小塊地方，大得不成比例的腦袋上頂著一蓬濃密的紅發。一位熟人曾刻薄地說，他是“一個丑陋、做作、令人厭惡的家伙”。在英國與北美殖民地關系陷入危機的整個時期，他一直擔任英國下議院議員，卻從未鼓起勇氣在議會發言。

這位后來聲名近乎傳奇、看上去自信十足的宏大歷史敘事開創者，實際上常年疾病纏身，對自己缺乏信心；按今天的標準，他還是一名殘障人士。而這一切，反倒成了他不為人知的力量之源。

但凡在書頁上與他相遇的人，都會感到震撼。吉本的文字帶著電光般的力量，史料征引也極為精審。那部著作氣勢宏大的全名，實際上仍不足以體現他的雄心。吉本試圖完整敘述長達1500年的羅馬帝國史，從公元前1世紀帝國的起源，一直寫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其間還旁及更廣闊的歐洲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早期歷史。

對美國建國初期的政治領袖而言，吉本的著作成了必讀之作。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參與撰寫《聯邦黨人文集》時，曾借助自己研讀吉本所作的筆記構建其中的論述。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則在日記中寫道，他已迫不及待地想讀到《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最后幾卷，仿佛是在翹首等待一部連載小說的下一回。

1812年戰爭期間，英軍焚毀美國國會大廈，國會圖書館的藏書也付之一炬。此后，托馬斯·杰斐遜將自己的私人藏書售予美國國會，其中也包括他收藏的吉本著作，以幫助美國國會圖書館重建館藏。

如今，在圖書館主閱覽室上方，一尊超過真人大小的吉本雕像俯視著大廳。雕像中的他身形清瘦、容貌英俊，旁邊緊挨著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的雕像。

《羅馬帝國衰亡史》標志著歷史寫作的成熟。史學不僅日益成為一門專業學科，也成為一種學習如何生活的實踐。在吉本看來，謙遜、懷疑精神、以證據為準而不唯權威是從，以及始終把結論視為有待修正的暫時判斷，都是優秀歷史學家不可或缺的品格。事實證明，這些品格同樣有助于人們應對日常生活。

我們身處當下，卻常常對腳下正在發生的深層巨變渾然不覺。因此，我們研究歷史，是為了把眼前的世界看得更清楚。歷史學家的職責，是守護過去，不讓它被那些企圖用一套宏大敘事統攝一切的人據為己有。需要提防的，既包括我們所憎惡的人、派別和意識形態，也包括那些因為與我們立場一致而更難防范的力量。他們甚至要把死者也征入自己的帝國。

從最基本的層面說，把過去紛雜無章的事件梳理成一個連貫整體，并賦予它“歷史”之名，本身就是一個主動認識和解釋過去的過程。歷史迫使我們直面那些無法理解的事物，直面那些令我們難以參透的抉擇，也直面那些在今天看來異乎尋常的生活與信仰方式。它還迫使我們從通常不會留意的地方尋找證據。它要求我們像成年人一樣思考：依據現有證據作出判斷，同時明白，一旦證據發生變化，結論也必須隨之調整。

吉本在第一卷結尾寫道：“在確定這些記載究竟有幾分可信之前，我無法決定應當記述多少。”

面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危險，內部治理敗壞，外部強敵環伺，古老文明終將衰微。新的文明，則會從曾被我們曾祖輩稱作“蠻族”的人群中興起。然而在吉本看來，知道每個人的人生終將如何落幕，反而應當激勵我們活得更勇敢，也更有生命力。

我們習以為常、倍加珍視并深信不疑的一切，終有一天都會消逝。《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成千上萬的皇帝、女王、公民、士兵、哲學家、教士和父母，他們曾經珍愛、信以為真的一切，也早已不復存在。

然而，人仍有可能獲得幸福、找到意義，并留下真正重要的遺產。這種可能并非建立在對更美好未來的空泛希望之上，而是有確鑿的證據為憑。隔著幾個世紀，吉本仿佛仍在對我們說：來，讓我給你看。那些逝者，也曾做到這一切。

查爾斯·金（Charles King）博士任教于喬治城大學，其研究《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新著即將出版。

查爾斯·金現任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與政府學教授，同時在埃德蒙·A·沃爾什外交學院任教。其學術背景橫跨政治學、歷史學與地區研究，長期關注帝國邊疆、民族主義、族群沖突、國家治理以及東歐、黑海、高加索和土耳其等地區的歷史變遷。他的寫作兼具學術深度與敘事性，善于從一座城市、一部作品、一群知識分子或某個文化場景切入，進而展開對帝國興衰、身份認同和社會轉型的宏觀分析。

金重視檔案、日記、書信等一手材料，卻很少堆砌理論術語，而是以清晰流暢的語言面向普通讀者。他尤其關注人們如何誤讀自身時代，以及那些看似自然、穩定的制度和觀念，如何在歷史中逐漸形成、變化并最終消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