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長貴：給江青當秘書的日子里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中反復說，我是江青的“機要秘書兼江辦的辦公室副主任”。這“兼”之后所說完全是瞎編。江青除了有一個自己工作的辦公室之外，別說我當機要秘書時，就是整個“文革”十年，中央辦公廳也沒有另外還給她設一個為她服務的辦公室，至于江青辦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云云，當然也就是子虛烏有了。

我給江青往外發信或文件時，由我所寫的信封，其落款都是寫“江青同志處”。外人對江青這里常有稱“江辦的”，那只不過是一種簡稱或習慣用法，絕不是實際上有一個在江青之下專為江青服務的“江辦”或“江青辦公室”，如同“林辦”或“林彪辦公室”那樣，這是應該予以澄清和說明的。

我做江青的秘書，其主要任務，是收發和管理文件。當時江青的文件不少，大概當時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就類別講，有中央文件和收發電，有軍委文件和收發電，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發電，還有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搞的《文化革命簡報》《要事匯報》《快報》《來信摘要》，等等；所有這些東西，每天都有幾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厚，論字數大概十幾、二十幾萬字。

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送給江青，她是沒法辦的，莫說看了，就是一份一份地數一遍也需要不少時間。可是，我不把這些文件都送給她，如果她聽陳伯達或康生說看了什么文件或材料，而她沒看到，那她就要罵我了，說我“扣了”或“貪污了"她的文件和材料，其罪過很大，“吃不了兜著走”。

當然，我是絕對不會、也決不敢干這種事的；遇到她說的這種事時，通常是我送給她了而她沒看到。每天我收到的文件和材料，我既不能不送給她，又不能籠而統之地一股腦兒送給她，所以將文件和材料分類，是我最重要、最費腦筋也最花時間的事情。我把文件和材料大體分作三類：

一類是必須看的文件和材料，這類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負責人（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間的傳閱件；毛主席、林彪、周總理和其他要人給她的親啟件；關于“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關于黨和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還有有關部門或人直接請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等。這類東西，除了是她必須和應當了解的情況外，絕大多數是需要她表態的。據我的回憶，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領導人中，對文件和材料批示意見和表態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陳伯達很少，他往往只是劃個圈而已。

一類是參閱件，這類文件和材料，一般說來也比較重要，但并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態。

還有一類是瀏覽件，這類文件和材料，對江青來說，有時間可以翻翻，沒時間不翻也關系不大。

這三類文件和材料，分別放在三個卷宗中，每天江青起床前，我就把這三個卷宗送到江青辦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坐的沙發的右邊茶幾上，以供她閱看。一般情況，大體說來是這樣。有時有些中央負責人之間的傳閱件，或寫著“急件”和“特急件”的文件，機要交通送來收到后，除非江青睡覺沒起床，都要立馬送給她，不能延誤。

江青把文件看過后，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順手放在她坐的沙發的左邊的茶幾上；有她批示的文件，一般又有兩種情況，一種她寫了信封，如送給毛主席、林彪、周總理或陳伯達、康生看的一些東西，她甚至已封好，貼上了密封簽，這是屬于不讓秘書與聞的事情，我只負責登記交機要交通員；還有一種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寫信封裝好交機要交通員。

一般說來，一天兩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從她辦公室取下她看過和批示的文件，該登記發走的發走，該分類存檔的分類存檔。有時江青認為需要立即發走和處理的文件，她就按鈴叫我，馬上取下來，馬上通知機要交通員來取并送走。

對分裝在三個卷宗中的文件，一般說來，第一類即“必須看的卷宗”中的文件，江青都看了，卷宗經常成了空的；第二類，即“參閱件”，一般她也看一些，有時也有批的，或畫的；第三類，即“瀏覽件”，她看的或批的就很少、很少了，有時連動一下都不動。第二天我如法炮制，“瀏覽件”很多淘汰下去存檔了，“參閱件”沒看的，同新的文件放在一起，再送上去。

我每天工作的日程和情況，大體就是這樣，工作量很大，十分緊張。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了覺，一時一刻我也不能、不敢離開辦公室，因為不知道江青什么時候按鈴叫我；如她按鈴叫你，你不在，那可不得了了，——你就等著挨批、挨罵吧。

記得1967年冬天，有一次，江青按鈴叫我，恰好趕上我外出辦點什么事離開辦公室一會兒，待回來還未進辦公室，就見江青的護士匆匆跑來，看到我就說：“你干什么去了？江青同志叫你！”我心想糟了，也顧不得向她解釋，就趕快上樓到江青辦公室。“報告！江青同志，您叫我？我……”江青根本不聽我解釋，她往日“徐娘半老”的風韻也不見了，兩只眼睛直瞪著我，聲色俱厲地大喊大叫：“誰叫你離開辦公室的，你誤了我的事，你負得起責任嗎？”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說別的，只能說：“江青同志，我錯了，以后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氣，無頭無腦地說：“真是，我用不起你這大知識分子！”對這話，我心里感到很委屈，又不能說什么。大概有一兩分鐘的時間，江青的態度才有所緩和，她說：“還愣在那里干什么！快把這封信發走。”我忙接過信，就離開了江青的辦公室。

待我下樓回到我的辦公室，才松了一口氣，覺得躲過了一劫。“江青這么急，這么發火，究竟是什么信啊？”我一看是她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上面寫著“急件”，并已封好；至于什么內容，我根本不知道。我立即通知機要交通把這封信取走。從江青按鈴叫我，到把這封信發走，總算起來不到五分鐘的時間，卻鬧了這么一場，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別是江青說"我用不起你這大知識分子"一語，狠狠地刺傷了我。

在江青身邊工作人員中，就學歷講，多為初中生，也有個別的高中生或中等技術學校畢業生，她的護士就是衛校畢業，大學學歷的只有我一個人，但我從來沒有因為我是大學畢業就驕傲過，工作就不認真。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談起這件事，他跟我說：“挨江青的批評，也是一種光榮呢！你想全國這么多人，能有幾個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評？”（）我想這是一種“阿Q精神”，——在江青身邊工作有時也確實需要有點這種“阿Q精神”，否則，怎么辦呢，你又不能跟她頂！

說到江青按鈴叫我，需要澄清一下事實。《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中不止一次地說，江青打電話叫我。如該書第42頁說：“‘篤篤’電話鈴聲，打斷了他的沉思，他拿起電話：‘小閻，你來我屋里有事！’”第49頁又說：“‘篤篤’電話鈴響了，小閻拿起電話聽筒，‘小閻，來我這兒有事。’”這是瞎編，完全不了解江青呼叫工作人員的情況。

其實，任何一個中央負責人呼叫工作人員都根本不是用電話，都是按電鈴，江青也如是。從江青的辦公室、臥室以至餐廳都安裝著通往護士、警衛員和秘書房間的電鈴，江青一按電鈴隨時隨地都可以叫到她需要和想叫的人。比如，按規定：電鈴響一下，是叫秘書；響兩下，是叫護士或服務員；響三下，是叫警衛員。請看，這是何等簡便和省事，而用電話多么麻煩。有些所謂“紀實”作品的胡編亂造，只能糊弄和欺騙不了解實際情況的人。

江青在第一次和我正式談話時曾跟我說過，她連每天是幾號、星期幾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沒過過星期天。為了補足她這個“缺陷”，我每天上午給她送文件時，都在第一份卷宗的上面用曲別針別一個小紙條，上寫：今天是×月×號，星期×，上午×點，下午×點或晚上×點有會議，以便她了解這一天的安排。

除了收發和管理文件外，還要接電話。電話很多，有通知江青開會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請示什么而又不便直接打給江青的，有要見江青讓我同江青聯系的，如此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有時電話一個接一個，加上收發文件，忙得不可開交，幾個月下來，我十分疲憊。在“文革”中江青比陳伯達、康生的事情不少，在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說，可能還要多些和忙些，他們的秘書都不止一個。我跟江青說過多次：“一個人忙不過來，希望再加一個人。”

這件事我跟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同志（他是我們的頂頭上司，又是我們的支部書記）也說過，他說那得看江青的意見。一開始江青也沒當回事，后來，我可能說的次數多了，也可能是汪東興同志也跟她說過，在一次送文件時，她和我說：“我看你是挺忙、挺累，可是，主席才用一個秘書，我怎么好用兩個秘書呢？！”停了一會兒，她又說：“不過，我們都是主席的秘書。你忙點、累點，還是先干著吧！”我答應說：“好，謝謝江青同志，我一定努力干。”還是我一個人這樣硬撐著；江青既然這樣說了，我再也沒向她提過這件事。

1967年國慶節后，中央辦公廳又派了楊銀祿同志來和我一起工作（）。楊銀祿同志，河北定縣人，1938年生，比我小一歲，中央警衛團的一個科長，排級干部。個子不高，同我差不多。人看上去很聰明，很精干。汪東興同志送他來時，說跟我一起工作，并囑我好好帶帶他。我當時很高興，以為有了幫手了，可輕松一點了。我絕沒想到，也沒想過江青要換掉我，要整我——就是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確鑿的證據，1967年國慶節前后，江青就要整我，至于調整工作那是有可能的。

從1967年國慶節后，到1968年1月我被隔離審查（），我和楊銀祿同志共事三個月，合作得不錯，關系挺好；迄今仍有來往。1968年1月我被整下去以后，就是他做江青的秘書，一直到1973年6月被江青趕走，又換了別人。整整“文革”十年，江青的秘書始終只有一個人。

關于江青所說“主席才用一個秘書”，需要交代幾句。在1967年，我給江青做秘書時，給毛主席收發和管理文件的，秘書確實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徐業夫同志。

毛主席身邊的秘書有兩種，一種是職務和水平都比較高的幫助毛主席研究和處理某方面問題的秘書，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都長期做過毛主席的秘書工作，一般說來，他們同時都還在黨內和政府內擔任著一定的其他職務；一種是職級較低、專給毛主席處理具體事情的秘書，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注釋中，他們被稱作“毛澤東辦公室秘書”。

1956年，中央常委開會為毛主席任命了五大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江青、田家英，他們分工各有不同，除了江青專職生活秘書（還幫助毛主席研究一些國際問題），其他每個人都還另有工作：陳伯達兼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聞總署署長，田家英兼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葉子龍兼任中央機要室主任；毛主席的許多具體事情是交給兩位專為毛主席做秘書工作的同志辦理，他們在黨內和政府內沒有其他兼職。

1962年3月25日，毛澤東給鄧小平、楊尚昆等寫信說：“我這里的兩位秘書，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閱選內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見，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較高的同志來幫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眾工作中有過實際經驗的。如能找到，也要講明試用，不行另選他人。至于‘收發’性質的秘書，有一人夠了，可以減去一人。”

徐業夫同志大概就算是這樣“收發”性質的秘書。他是安徽人，老紅軍，據說長期從事機要文電工作。有書說他“能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也擅長寫文章”，據我所知，這不符合事實。他是一位工農干部，人很好，長我二十幾歲，是我父輩的人物，我很尊重他，我曾向他請教怎樣做秘書工作，他向我講了很多，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他告訴（確切些說是：囑咐）我：“你要以江青同志的意志為意志。”

我當時聽了很不順耳，覺得有損自尊心——難道當秘書就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了嗎？！其實，他這句話可能是他長期做秘書工作的經驗之談，也可能是他根據對江青性格和為人的了解，告誡我：江青的意志違拗不得，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謹慎。（）回頭來看，這是一句掏心窩的話。盡管當時聽了不很自在，但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我給江青做秘書工作，一直是恭恭敬敬、勤勤懇懇的，江青的意志（如江青叫我辦的事）我一次也沒違拗過；但這并不是說，我在江青面前唯唯諾諾，一句話也不敢說，一點看法也不敢談。我是一個讀書人，一個知識分子，有時還好談點自己的看法；不過我向江青談的一些（不多！）看法，凡涉及她的，都是為她好，覺得有利于維護她的形象，在主觀動機上絕無其他——至于她本人是不是這樣認為，或真心實意地這樣認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擔任江青秘書一年的時間里，我一次也沒有為她起草過講話稿——這方面她不需要。我只幫她推敲過一次她的講話記錄。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晚，江青和陳伯達、康生召集中直文藝系統部分單位的軍代表和群眾代表開了兩次座談會，她發表了講話。根據錄音整理的她的這個講話稿，江青讓我看看，推敲一下。我對這個講話稿做了一些文字通順工作，就內容講，我只加了一句話，這就是：“樣板是尖端、是榜樣、是方向。”“尖端”“榜樣”這個話，江青講了，“方向”可能是我新添的。江青這個講話，陳伯達吹捧說：“講得很好很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迅即轉發全國，讓人們學習和貫徹。

一般說來，江青對我的工作還算比較滿意，關于挑選文件她也沒提出什么很大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回想不起印象很深的事情。當然，這種情況是有的：我認為重要的、必須看的，她不一定看；我認為不很重要，她可看可不看，而她不僅看了，而且批了——凡遇到這種情況，我都要好好想一想，以改進工作，以適應她的需要。我覺得這是我的職責所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書中寫道：

江青說：“從年齡上說，你是我的晚輩，我都拿你們當孩子。”她親昵地拍拍小閻的肩膀，"只要你能忠于我，將來你們從這里出去，都是獨當一面的頭面人物，說不定還是一路諸侯哩。但必須使我信得過才行。我看你是個老實人，好好干吧，將來會有你的錦繡……前程的。”

她停頓了一會兒道：“聽說你家里人口多，收入又少，有什么困難，不要顧慮，說一聲，我批個條子，照顧一下不成問題。”（第28頁）

還寫道：

她哼了一聲，“反對我的人，絕不會有好下場！”也許過于興奮，親昵地拍拍小閻的肩膀：“好好跟著我干吧！把這些老家伙們（按：指“三老四帥”——筆者），一個個都打倒了，天下不就是我們的了。那時，大權在我們手里，我說什么算什么，給我干事的人，我還能虧待嗎！只要你好好幫助我干事，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能赴湯蹈火，將來會有你的前途的。”（第275頁）

這純粹是瞎編。江青從來沒跟我說過這類話，也沒給我許過這類愿，還說什么“拍拍小閻的肩膀”云云，完全是扯淡。論年齡，江青確實是我的長輩，她比我親生母親還長一歲，日常相處，她是自重身份的，絕沒有“拍拍肩膀”之類舉動；對她，我也確實“忠心耿耿，一心一意”，憑我當時的認識和覺悟，沒發現她有什么問題，相反，真誠地把她看作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執行者和代表者。江青跟我說的政治方面的話，那是很冠冕堂皇的；她如果確實像林青山所說那樣跟我講，而我又認可和滿意，那我就不僅根本沒有什么黨性，而且人格很卑鄙。

林青山這樣編造是對我的嚴重污辱！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根本不懂得、不了解江青這樣的歷史人物，一切全憑想當然——從這點上說，何嘗不是誣陷江青？我當時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是十分真誠的，當然從事后看，是完全錯誤的。我當時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其心態：“奪取紅色政權，咱沒趕上；保衛紅色政權，決不能落后。”至于“文化大革命”后干什么？說內心話，當時我還是想繼續搞學術研究，沒想在仕途上謀個一官半職，而什么“一路諸侯”“獨當一面的頭面人物”云云，那是做夢也沒想過的。這是我這個出身貧苦農民、來自偏僻農村的小人物的實在心路歷程；就是做了江青的秘書仍然沒有改變這個初衷。

作者簡介

閻長貴，1937年出生，山東聊城人。1961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分配至《紅旗》雜志社。1967年1月—1968年1月任江青的機要秘書。退休前為《求是》雜志社編審。出版有《閻長貴學術文集》《問史求信集》。2021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