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羅主義”推動拉美徹底“右轉”？沒那么簡單

新華社墨西哥城7月15日電（記者陳威華 李子健 田德豐）2026年業已過半，隨著右翼候選人今年在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秘魯的總統選舉中勝出，拉美地區“政治鐘擺”正在右移。

當前拉美政局“右轉”是否意味著地區意識形態格局迎來根本性重塑？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唐羅主義”干涉政策又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分析人士認為，拉美“右翼回潮”是內外因素疊加作用的結果，也是地區政治中階段性“鐘擺效應”的體現。不論右翼還是左翼執政，破解發展困局、回應民眾關切、實現國家長期穩定發展，都是拉美各國面對的重要課題。

“前所未有地加速右轉”

2026年以來，右翼力量相繼在多個拉美國家總統選舉中勝出。2月1日，右翼政黨主權人民黨候選人勞拉·費爾南德斯在哥斯達黎加總統選舉中勝出。6月24日，極右翼候選人德拉埃斯普列亞以微弱優勢當選哥倫比亞新任總統。在今年6月舉行的秘魯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右翼政黨人民力量黨候選人藤森慶子同樣以微弱優勢勝選。

圖為6月21日德拉埃斯普列亞在哥倫比亞巴蘭基亞一處投票站與選民交流。新華社發

這些結果延續了2025年右翼政黨在厄瓜多爾、玻利維亞、智利、洪都拉斯等國選舉中“得勢”的趨勢，拉美“右翼鞏固、左翼退潮”的政治格局進一步凸顯。英國《經濟學人》文章認為，當前拉美正“前所未有地加速右轉”。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袁東振表示，近年來在拉美得勢的右翼政治力量在整體立場上更趨極端。這些右翼政治力量以打破現有政治僵局和治理困境為競選口號，依托高度數字化的競選策略，精準籠絡大批對傳統政治生態感到失望的年輕選民，推動右翼力量在拉美地區得勢。

內外因交織促變

專家認為，拉美右翼力量崛起是內部困境與外部干涉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內因看，拉美多國近年來普遍面臨經濟增長乏力、社會治安惡化的問題。多國選民對左翼政府治理下的國家經濟和治安現狀感到焦慮，轉而把選票投給右翼候選人。

經濟民生問題上，哥倫比亞國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埃爾南多·塞佩達認為，受制于有限的財政空間和嚴苛的外部經濟環境，部分此前執政的左翼政府未能兌現消除貧困、擴大社會福利的承諾。面對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選民逐漸對左翼政府失去信心，轉而寄希望于右翼候選人承諾的自由市場改革。

在治安問題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昊旻認為，近年來，拉美多國跨國犯罪、毒品販運和黑幫暴力猖獗，社會治安有所惡化。右翼政客順勢提出“鐵腕治安”主張，承諾從嚴打擊黑幫和犯罪，迎合了選民尋求安全感的心理，收獲不少基于治安訴求的選票。

5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首都華盛頓白宮南草坪接受媒體采訪。新華社發（李源清攝）

從外部因素看，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在拉美大肆推行“唐羅主義”，公然推行“拉右打左”政策，甚至直接干涉一些拉美國家選舉，為拉美“右轉”推波助瀾。例如，在哥倫比亞舉行總統選舉期間，特朗普多次公開站臺德拉埃斯普列亞；在去年的洪都拉斯總統選舉中，特朗普聲稱若右翼國民黨候選人納斯里·阿斯富拉未獲勝，美國將切斷對洪援助，而阿斯富拉最終在選舉中勝出。

袁東振認為，美國通過外部制裁施壓和內部政治滲透相結合的手段，挑動拉美各國內部左右力量對立，加劇地區政治生態的極化與撕裂。與此同時，保守主義思潮蔓延，歐美多國右翼政黨上臺執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拉美右翼力量的崛起。

自主發展才是正道

專家認為，近來拉美政壇呈現的“右轉”趨勢，并不代表地區意識形態格局出現根本性重塑。

從歷史上看，拉美社會整體意識形態色彩并不濃厚，左與右的“鐘擺效應”是拉美政治常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拉美和加勒比研究所學者章婕妤說，自20世紀80年代拉美結束軍事獨裁統治以來，地區國家就進入了長期左右交替執政的周期。

近年來，拉美政黨左右輪替速度加快，但本質上仍是左右翼勢均力敵的博弈格局。今年秘魯、哥倫比亞等國左右翼候選人在選舉中選情膠著，右翼候選人僅以微弱優勢勝選，也說明選舉結果更多取決于政黨的執政表現和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轉變。

6月7日，藤森慶子在秘魯首都利馬參加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新華社發（瑪麗安娜·巴索攝）

分析人士認為，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執政，其治理成效最終取決于能否切實回應民生關切、維護國家穩定以及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在內外挑戰交織疊加的背景下，拉美地區國家堅持獨立自主、深化務實合作才是正道。哥倫比亞學者塞佩達說，地區國家只有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反對外部霸權干涉，持續推進區域一體化建設，深化多邊務實合作，才能不斷提升自主發展能力，實現穩定和長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