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奧德賽”：我們如何尋回自身的過去？

“最初遠離家鄉，向未知的、充滿誘惑的海岸進發，隨后是漫長的歸途，通向故土之路處處荊棘叢生，步履維艱。”

在如今流行的“奧德賽時期”之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曾描述過另一種“再占有的奧德賽”。它不屬于某一代人，而是為了尋找自我或再度尋回自我，必須走完的路。這條路始于一個人為了進入另一種“文化”而主動拋棄掉的那些，比如母語、童年，和一切與從前有關的東西，直到在人生的某一刻忽然發現它們如影隨形，于是在既厭棄又不舍的搖擺中，重新理解那一部分曾被否定的自己。它關于我們在成長中有意無意逃避的東西，也關于，每個人終其一生該如何面對自身的過去？

直到最近這些年，80后寫作者舒安（化名）才覺得自己勉強算是走過了這個階段。她出生于福建省一座小城的木材廠宿舍樓，一路從縣城到廈門讀中學，后來從北京走向西雅圖，2017年，她在華盛頓大學取得了性別研究博士學位。從人生的某個時間點開始，她“好像慢慢地離開了一個家，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博士論文期間，她時隔多年再次回到了出生的那座小城，和外婆以及父母輩的兩代廠工們聊了聊他們的人生。2022年，她把其中一部分內容寫成《遺腹子》一文，在當年獲得Sixth Tone（第六聲）舉辦的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特等獎。完整的內容在今年以《木頭換來的人》為名出版。

在跨越幾代人的對話中，她意識到不論是自己，還是母親和外婆，都在處理各自人生中那段既厭棄又無法割舍的過去。三代女性都有各自“出走”的方式，或沉默或激烈，然而現實生活中，“出走”以后無疑是更復雜的。的確，這種“出走”曾打破了同一種命運在代際之間的復制與傳承，卻也一度讓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系變得難以為繼。在走進她們的人生后，舒安說她才好像慢慢長出了更多的共情與理解，既對她們，也對自己。

在母親與外婆的沖突，以及自己與母親的分歧中，舒安還看到了另一種血脈相繼的繼承，她們都從外婆那里繼承了同一種決心。正如她在當年那篇文章的結尾處所寫的那樣：“當資本的凝視在賦予你力量的同時也將你裹挾，你堅定地掌握與書寫著自己的故事。你們的堅持，在物質和情感的雙重層面上幫助著我，使我得以在自己的故事里做一個急轉彎，做出自己的選擇——無論這個選擇會不會像我想象中那樣給我帶來自由。”

本文是舒安的講述，部分內容整理自《木頭換來的人》。

講述｜舒安

采寫｜申璐

外婆的“檔案”與檔案里的外婆

“你覺得，人知道自己的檔案里都寫了什么嗎？”

2011年讀博的第一個暑假，母親陪我回老家勝文查看老廠檔案。走出大樓正門時，母親低聲嘟囔，我在一旁沒有出聲，我明白她其實不需要一個答案。如果不是因為這次博士課題，我不會誤打誤撞看到外婆當年的這份檔案，也不會知道原來她當年經歷過一件——在現在的我看來——如此大的事情。

舒安，寫作者、社會研究學者。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畢業，現任該校客座教授。作品《遺腹子》獲得第六聲（Sixth Tone）首屆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特等獎。

我還記得那份檔案袋不沉，里面裝了38頁文件，按時間從1954年一直排到1990年。第一頁是她的證件照和個人信息，以及直系親屬和親密朋友的基本情況。第二頁，是一系列在1950年代的中國，答案只能是“沒有”的提問。直到翻到一份手寫的檢討書，簽名欄中赫然寫著外婆的名字，整整兩頁紙的手寫體。可是外婆是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也就是說，她其實不知道這些東西在她的檔案里。

那份檢討是以第一人稱寫的，文中宣稱外婆在木材加工廠與一名男同事有過一段長達六年的婚外戀，他們的交往“超越了同志式的關系”，甚至提到了他們發生性關系的頻率。我一方面震驚于工作檔案竟然會記錄如此私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覺得我的外婆根本不可能出軌。印象里的外婆性子冷淡，平日里連大笑都很少，少時被家中包辦婚姻嫁給了比自己大十歲的外公，他們雖未相愛但共同生育了四個兒女，直到外公因肺癌去世，留下她獨自撐起這個家庭。

看到這份檔案時，母親好像沒有像我這么驚訝。她回憶起小時候見過這位叔叔，但外婆從未同她說起過這個人的事情，被問及時即沉默離場。因為得不到外婆的驗證，我們其實無從得知這份檔案究竟真實與否。這件事對我的沖擊很大，一個女性遭遇到了一種很不公平的待遇，她甚至都找不到一種方式來回應，只能以沉默來作為回應。

這個故事我想寫很久了，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契機。我的博士論文比較偏向產業歷史，而且我也不想把它寫成只是公布一個人的“秘密”，更關心的其實是一個人的“生命體驗”和“文字檔案”之間的關系。而我們家的實際情況是，我和外婆之間的連接都是依托于我的母親作為中介的，于是幾乎每次回去都是我們三個共同在場，慢慢地我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寫的是外婆、母親和我。于是便有了《遺腹子》那篇文章。

從《遺腹子》到真正動筆寫這本書，坦白說中間經歷了很長的自我懷疑。我不確定這些故事到底值不值得被書寫，我也不知道除了我和家人外，會有其他讀者對這些故事感興趣嗎？直到“第六聲”比賽結束后，我收到了很多同齡或年輕的女性的反饋，她們說想看更多，這些文字觸動她們想要回去和家里人聊聊以前的事情。我才慢慢確信這是有意義的，即便我書中的婆婆、阿姨們不是最苦的、最特殊的，但她們也曾年輕，也曾像我一樣離鄉，在各自的人生中一次次推翻重來。即便跨越代際，我們人生的命題是共通的，在走進她們的人生時，我長出了更多的共情與理解，對他們，也對自己。

三代女性的出走

我自小就知道，母親和外婆的關系不好

在母親的描述中，外婆是一個“自私”的人。“她會把桂圓干藏起來，自己燉蛋吃。我那時候來月經，她什么好東西也沒煮給我吃。”母親對于母職的論述和期待，很多是基于她未能化解的對自己母親的失望。也是到后來我才慢慢意識到，那些負面評價也許未必都是事實本身，更多是年輕時的母親希望被她的母親以想要的方式疼愛，卻落空的悲哀。很多事，外婆可能未必是同樣的記憶。

最明顯的一件事是，兩個人對于“愛”的理解很不一樣。在外婆的版本中，她當年拒絕母親下鄉是不想女兒吃苦，為了給女兒一個正式的工作，四十五歲的她在可以勞動也愿意勞動的年紀，謊稱自己有心臟病，提前內退讓女兒“補員”（當時很多國營企業有“病退補員”政策：國營全民所有企業的工人，如有重大疾病，可提前五年退休，由子女頂替自己的職位）。這就是她理解的母職的巨大成功。

可在母親眼中，這次“頂替”以及外婆之后時常提起讓她覺得自己好像“一輩子欠外婆一樣”。她心里委屈，“當年誰家父母不是為了孩子的就業傾其所有？”

《木頭換來的人》

作者: 舒安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6年7月

也是在這次回訪中得知那些邊角背景，我才意識到外婆內退讓女兒補員，其實實在難得。當年適用“病退補員”政策的除了母親，還有家中的二哥。整個木材廠幾乎絕大多數家庭都會被“補員”的名額留給家中的兒子，可外婆自小就訓斥家中兩個女兒：女人如果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會被人一輩子看不起。后來母親的二哥輾轉考公上岸，母親在16歲的年紀接替外婆，成了廠里正式的“國營工”。

促使我寫下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在母親身上看到了一種復雜。她從小在木材廠長大，是廠里的第二代子弟，她和廠里人也有很濃的感情，如今退休甚至又搬回了廠區的老房子住。然而在私下交談中，每每提起廠里的人，她的言語間又有很多藏不住的嫌棄。這些抱怨是她對自己的出身和成長環境的不滿嗎？可為什么她又總想回去，好像還是有一份無法割舍的歸屬感在？

很長時間里，我不理解母親身上的這種“割裂”。甚至有時，這會成為我們日常相處中矛盾激化的導火索。

有次母親來美國看我和我的小孩，我們周圍有一片區域是低收入住房，我的女兒的一個玩伴是單親家庭，和爸爸住在一起。那天碰巧她來我們家玩，身上臟臟的，母親悄聲嘀咕：“你怎么讓小孩跟這樣的孩子玩？”

當時忽然間一股怒火就在我腦子里炸開了，我不理解母親為什么會這樣講，尤其她也是類似的家庭長大的，被外婆一個人帶大。那一刻我的困惑來自于，我真的知道母親的來處，她明明應該對此有更強的共情。類似的時刻還有很多。母親總覺得我“不求上進”，應該去做一些回報更高的工作，她不理解我為什么要花這么多的時間和社區的華人女工們接觸。這些時刻會有一點哀傷吧，好像失去了什么，畢竟小時候我確實覺得母親是最能理解我的人，可慢慢地我們變成了不一樣的人，沒有誰再能完完全全理解另一個人了。

這次回訪，在母親的講述中，我才隱約觸碰到了一些她身上那種“割裂”的深處，才慢慢明白如果理解太難，至少能尊重彼此的處境，并在對方需要的時候提供支持，也是好的。

當年接班外婆之后，母親在膠合板廠的檢尺隊做了一陣子，母親說那幾乎是她人生中最開心的幾年。同事們之間很融洽，木材供應量少的時候，常常可以邊聊天邊完成手中的任務，這種節奏對一個帶小孩的年輕母親來說尤其珍貴。直到時間來到1990年前后，下海做木材生意的私人老板越來越多，各個分廠需要抽調人手專門做銷售，銷售員年底收到的獎金往往比其他人多出好幾倍。母親心動了，她自薦報名，多方爭取，成了當年廠里重組改革的第一個女銷售。

《少年巴比倫》劇照。

也許正是因為這次機遇，母親是當年那批工人中最先接觸市場和消費主義愿景的人。對她來說，成為“中產”真的很重要，不只是錢，也是文化。她會在回看時覺得以前的人并沒有和自己一起往前走，她想逃離，渴望成為“不一樣”的那個。

盡管這些故事，并不能真正解決我和母親相處時所有的矛盾，但我明白了那些看起來的矛盾是因為她本身經歷的時代就很割裂。她曾經是很驕傲的“國營工”，也曾被人羨慕，可后來經歷突然的變動，不得不去適應。她是從兩種話語中同時存活下來的人，她既被要求與時俱進，可是又無法忽視內心深處那些樸素的情感。她曾經歷過一種殘酷的生存機制，對當年那批經歷下崗的家庭而言，如果認識的所有人都是廠里的，就完了，可如果結識過一些更有資源的人，他們是可以幫助一個家庭找到出路的。對母親而言，努力靠近為了生存而需要的“資源”是很重要的，但對我來說，這些已經不重要了。

可是，我不應該忘記，正是因為她當年的“爭取”，才讓今天的我可以輕松地說：

“沒關系，我們家小孩兒可以和任何一個孩子玩。”

木頭換來的人

我是一個下崗工人家庭的孩子。在我十幾歲出頭的時候，家人所在的國營木材加工廠倒閉了。我的父母，還有母親家從外婆那一代開始的旁系血親們，曾經都在同一家國營木材加工廠工作。但包括他們，廠里幾乎大部分人并不是生來就在這里的。

他們是當年“木頭換來的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于新中國城市工業建設需要，國家為了給基建提供木材原材料，同時也為了提升戰備能力，決定在福建內陸山區建設森林工業，就需要勞動力。于是，當年的山東省、上海市和福建省曾達成一個協議，福建給山東、上海木頭，以此交換，山東、上海要給福建送人，約定一年半為工作的期限。

很多人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在木材廠工作，一定對木頭有很多理解。但其實不是，他們中有一部分剛被“換”來時被分配到了伐木廠，這意味著那些曾經一直生活在平原的人第一次遇到如此多的木頭、蛇、馬蜂以及各種不知名的蟲子。對他們來說，木頭只是一種生產資料，而不是一棵樹。他們日常需要扛起那些重量遠超自身的木頭，很多人年老后總有一側的肩膀是不太好的。還有一部分被分配到了制材廠鋸木頭，制材廠車間的噪音是最大的，兩個人在車間說話，哪怕站得很近也需要大吼。

《少年巴比倫》劇照。

約定的工作期限很快就到了。但那年三月左右，上級部門傳來通知，希望廠里的工人“以廠為家，以林為業，安家落戶”，并表示會幫工人們把家屬以及未來的家屬的生活工作都安排了。很多在木材廠的山東工人都是被直接通知留在當地，“逃”回家的那些沒有戶口和糧食證這些當年必備的證件。盡管如此，木材廠并沒有如期給家屬們解決工作，只是允許她們在工地按需“幫忙”，以計件或日結的方式發放補貼。

到了20世紀最后十年，供水、供電、育幼、教育、醫療被一層層剝離企業單位，歸入政府或私人旗下。隨后，社保、福利、養老也逐步被轉出。90年代末，全國范圍內中小國企被買斷，工人下崗。木材廠被分開賣給了四個私人企業。具體到木材廠，三千多號人在三年內經歷了工作和生活環境的巨大變動，不得不另謀生計。

下崗之后，廠里大部分人過去的經歷也變得“沒有用”了。以我爸為例，他后來四處嘗試過很多小本生意，去武夷山的蛇園考察過生產蛇油的可能性，還去汕頭尋找過那些小的家庭作坊看有沒有能量產礦泉水瓶的機器，這些后來都因為成本等原因沒有繼續下去。工人經濟上的困難使得他們不得不忍受糟糕的工作條件，比如沒有基本工資，或是因為所在的私人企業管理苛刻而被隨意克扣薪酬。女工往往更加困難，她們幾乎“什么都干過”，但沒有一項干得長久。

我記得小時候在屋里寫作業，曾聽大人們在客廳聊起誰家某某受不了工作場所管理人員的虐待，直接收拾行李回來了；誰家某某又因為家人確診絕癥晚期，沒錢治病，廠里人即便痛心，但沒人能拿出余錢借給他們。那時，我懵懵懂懂感覺到，當整個社群在同一時間遭逢變故，當所有人都身處其中時，沒有誰有余力能拉對方一把。

“沒有用的”

那一部分人生？

也許這些事情對我來說，一直都是耿耿于懷的。

在我升入小學的1993年，廠屬小學的教學質量不如市里的小學，已變成公認的事實，于是我去到市里的小學就讀。我從小是一個“既敏感又不敏感”的小孩，很多事不會講出來，在旁人看來可能也沒花多少時間適應，但我知道有些事在我心里停留了很久。

從勝文到廈門讀中學，那種“模仿”的感覺就更明顯。印象中，廈門的同學好像都會讀更多的書，而在我小的時候，父母對我的教育是“不要讀和學習不相關的書”。我至今都記得，當時和同班同學聊天，有人說起隔壁書店有賣《了不起的蓋茨比》，我當時心里默默想，我只知道比爾·蓋茨……但我也不會主動說出來，而是常常花很多時間私下去學。可能是這樣一種心理的原因，它會讓人很辛苦，因為總是在假裝一個自己不是的人。

那幾年，我們家里的氛圍也總是很“緊繃”。我記得剛搬到廈門住的那間出租屋里常有老鼠出沒，有次我在書桌前寫作業，我爸一直在書桌旁的小衣柜里倒騰，忽然他把我的椅背往后一拉，我就看到一只老鼠從書桌上躥出去了。爸爸說，他本想“偷偷”把老鼠抓走。這很像是我們之間相處狀態的投射，父母為了讓我安心學習，總想“偷偷”抓走生活中的那些“老鼠”，可“老鼠”哪是用手就能抓走的，它總會跳進我本就兵荒馬亂的生活。而我的恐懼，我從不會告訴他們。我們都在獨自擔負著一些東西往前走，暗暗告訴自己，別回頭。

《少年巴比倫》劇照。

從那以后，我好像慢慢地離開了一個家，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回想起過往那些需要自我介紹的場合，每一次需要談及家庭背景時，我都不愿提及家人的“下崗”，好像這個詞自然就會和“懶惰”“無能”聯系在一起，而我從小到大都不想和這些詞扯上關系。于是很長時間里，我有意識把自己的某一部分藏了起來，混在人群中，希望甚至假裝自己和別人是一樣的。

有段時間，我心里總有種愧疚感，覺得是不是“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層”。可我又的確會覺得過往生命中有一部分經歷好像“沒有用了”。社會學中有一個說法叫“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第一代大學生）”，在此之前，全家可能都沒有人上個大學。當這批學生進入大學后，他們大多會發現自己比其他人表現差，并不是真的學習成績就差，而是家里沒有人能告訴他們在大學中除了學習成績，還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一個人的“聰明”其實是可以分成很多種的。有些人的“聰明”是他可以在講臺上侃侃而談，而另外一些人的“聰明”是要在街頭才看得出來的。如果寒暑假里，他們沒能去各種實習或游學，而是只能跟著爸媽在地里幫農、在餐館打工，這些經驗對于學校這個環境好像就是“沒有用”的，進而會忍不住懷疑，生命中有一部分時間是不是被“浪費”了。這種感覺在我初入高中時很明顯，但上大學之后遇到五湖四海的同學就慢慢淡了一些，后來去美國讀博初期又很困擾我。哪怕成功申請到博士，可一旦和其他很有人文底蘊的同僚聊天，就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個“假博士”。

反倒是做了這個研究，聽了很多人的故事后，我對自己的出處有了更多理解。包括看到很多別人的掙扎，我很欣賞她們身上的復雜性。也會進一步想，那我為什么不能欣賞自己的呢？我現在也在當地社區做義工，很多時候需要接觸到女工，她們的言行方式和我的母親以及廠里的人是一樣的。反倒是和我一起做義工的一些美國中產出身的朋友，他們很好奇為什么這些女工好像跟我什么都會講。只有我自己知道，這些是沒辦法用語言表達的，人出生在那樣的環境，就是天然地知道怎么和彼此聊天。

英文中有句諺語叫“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意思是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的力量。如今回想，我的確接受了很多人的愛護。小時候我經常被父母“扔”在廠子里的不同人家，父母來領我回去時，很多長輩也會說“這孩子ji乖（山東方言），下次再來玩”。

可能也是在完成這本書后，我很明確地知道我是需要這樣的環境的滋養的，雖然我不一定能常常回到老家，但我可以在另外一個地方找到類似的群體，和她們待在一起會讓我有一種在“家”的感覺。正是因為我有過這樣的經歷，才能和那些同樣身處工農階層的人有更深入的交流，這也讓我和自己更加和解了一些。現在當再聽到周圍人說小時候讀了什么書，我會很坦然地說，自己以前沒怎么讀書，就是看電視劇，這是真正幫助我學習如何講故事的源頭。

如果看到這里的你，也想起自己過往的某個長輩或鄰里，那就別猶豫和他們聊聊看吧。

趁一切，還沒有太晚。

參考資料：

《遺腹子 | 流動中的世代》，Sixth Tone（第六聲）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843840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申璐 ；編輯：走走； 校對 ：柳寶慶 。未經新 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 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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