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夔龍：奕劻干女婿，最后一任北洋大臣，一個有氣節的“巧宦”，對亡妻深情世間少有！

民國初年，上海租界。

一家服裝店的玻璃櫥窗前，站著一位須發斑白的老者。長袍馬褂，壽頭鞋，連日對著一具木制模特兒端詳。店員納罕，這老人既不詢價，也不進店，只在窗外踱來踱去，目光凝滯。

終于，有一天，他開口了：這模特兒，賣不賣？不僅要買，還要定制綢緞衣裙，買回家中，擺在房間里，肅然獨對。據說，那模特兒眉目之間，和他死去的夫人許禧身有幾分相像。

這位老者，就是清朝最后一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陳夔龍。這一年，他年近六旬，剛剛失去相伴二十八年的繼室許禧身。一個封疆大吏，晚年喪偶，竟以如此方式寄托哀思，此事乍聽荒誕，細想卻令人動容。

它撕開了歷史教科書里那個"巧宦"的扁平標簽，露出一個復雜男人的真實肌理——他有政治上的頑固，有處世上的圓滑，更有對妻子近乎偏執的深情，而這份深情，與他一生所守的"氣節"，恰恰扭結在一起，互為表里，難以分割。

后世多認為，陳夔龍身上有三重氣節，第一重，便是對清廷的"君臣之義"。

1912年2月3日，陳夔龍以病為由乞假，避居青島德國租界，旋即移居上海。清帝遜位詔書下達前數日，他已掛冠而去，看似識時務，實則是不愿親眼見證那最后一幕。

他后來常嘆："遜位詔書既出，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從此斷矣，哀何可言。"這不是事后諸葛亮的矯情，而是一個舊臣的切膚之痛。

袁世凱出任大總統后曾力請他出山，他拒絕得干脆，認為袁是"欺君罔上的小人"，不屑與之為伍，當民國的官意味著背叛故主，這一邏輯在他那里不可通融。

1917年張勛復辟，他歡呼雀躍，被任為弼德院顧問大臣；1924年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他在上海邀約遺老電請當局恢復對清室的優待；1933年，他搞"重宴鹿鳴"，紀念中舉六十周年，還從溥儀處弄了個"太子少保"的空銜，大宴賓客。

這些舉動，在今人看來或覺可笑，在他卻是"君臣大義"的延續。

第二重氣節，是對民國的"不仕之守"。

從1912年到1948年去世，三十六年間，陳夔龍始終以上海寓公自居，無論袁世凱還是蔣介石，任誰來請，就是不出山。

據報道，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第一次到上海，曾親自到他家拜訪慰問，這是他的最后一次公開露面。這種"不仕"，并非簡單的消極避世，而是一種政治姿態——以拒絕承認新朝的方式，維系對舊朝的忠誠。

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六記陳夔龍在辛亥國變后撰《夢蕉亭雜記》，乃"辨別其非某黨"，可見在遺老圈子里，"非某黨"即是一種人格證明。他的詩"賀正猶著舊衣冠"，"后凋有松柏，各保歲寒身"，正是這種氣節的自我標榜。

第三重氣節，最為關鍵，也最具爭議——抗戰期間的"民族之節"。

1934年3月1日，溥儀在偽滿洲國稱帝，據秦翰才《滿宮殘照記》記載，陳夔龍等人曾上賀表："太子少保前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臣陳夔龍等跪賀皇上天喜。"此事若屬實，無疑是他一生的污點。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份賀表出自秦翰才的著錄，而陳夔龍本人在上海淪陷期間的具體行止，史料多有矛盾。

一方面，有《申報》1948年8月19日的報道稱其"大節凜然，淪陷期內與敵偽絕不往還"；另一方面，他組織"逸社"，與遺老詩酒唱和，是否涉及政治，亦難完全理清。

但綜合各方史料，他在汪精衛偽政權時期確實保持了距離，未出任任何偽職。這種"不仕"的延續，從民國初年一直貫穿到抗戰時期，構成了他氣節觀的一致性——他可以不認同民國，但絕不認同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

這種邏輯在當時的遺老群體中并不罕見：鄭孝胥、羅振玉等人選擇了"合作"，而陳夔龍、陳三立等人則選擇了"隔絕"。1946年，八十九歲的他出席蔣介石召集的"留滬父老慰勞會"，這一細節說明，在民族大義與君臣小義之間，他最終以前者為底線。

然而，比這三重氣節更打動人的，是他對許禧身的深情。

許禧身，字仲萱，浙江杭州人，出身名門，父許乃恩為道光癸卯舉人，曾任山東掖縣知縣，兄弟中三人進士、四人舉人，門楣有"七子登科"匾額。

她生于咸豐八年（1858），四歲喪父，家道中落，隨母輾轉于京、杭及山東兩地，奉母二十六年，直至母親去世、除服之后，于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以三十一歲之齡嫁與陳夔龍為繼室。此前陳已兩娶，元配周氏、繼配丁氏皆因病早逝。許禧身不僅帶來了杭州許氏的政治資源——她認慶親王奕劻福晉為干娘，陳夔龍由此成為奕劻的干女婿，官運扶搖直上——更帶來了精神上的契合。

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對周氏、丁氏鮮有提及，卻對許禧身多有記錄，這種"選擇性記憶"本身已說明問題。

庚子事變中的細節，最能見出夫妻之間的生死之交。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國聯軍攻破北京，慈禧攜光緒倉皇西狩。陳夔龍時任順天府尹，是留京辦事八大臣之一，負有"安撫地方之責"，并未隨駕出逃。但在此之前，戰事吃緊之際，他曾安排家眷離京。

據其自述，許禧身在危急時刻，執意讓自己的車走在前面，理由是：陳夔龍身為朝廷大員，若遇敵兵，她可拼作一死，留下陳夔龍以完國事。這一豪俠之舉，陳夔龍晚年筆記里猶念念不忘。這不是尋常的夫妻恩愛，而是一種將對方置于自身之上的犧牲精神。許禧身的膽識，源于她的家世與教養，也源于她對丈夫政治生命的深刻理解——她不僅是妻子，更是陳夔龍政治生涯的共謀者。

許禧身還深刻影響了陳夔龍的政治抉擇。

辛亥革命爆發后，奕劻保舉袁世凱出山，讓陳夔龍出面向隆裕太后保奏。陳夔龍回府與許夫人商量，許氏認為袁世凱"善于投機鉆營，又非常善變，重用此人，必將禍國"。陳夔龍聽了夫人的意見，稱病在家，果然袁世凱上臺后即提出退位建議。這一細節說明，許禧身不僅是"干政"的夫人，更是有政治判斷力的伴侶。陳夔龍后來辭官，固然有形勢所迫的因素，但夫人的意見無疑是重要推手。

他們的感情，還體現在對共同子女的珍視上。

陳夔龍與許禧身育有二女，次女昌穎"甫及周歲而殤"，長女陳昌紋，字繡君，生于河南巡撫任內，"明慧聰秀，實異常人"，擅音律、丹青、奕棋，粗通經史大義。

光緒三十一年（1905），昌紋十七歲，初病時起坐如常，誤服熱劑，竟七日臥床而逝。陳夔龍夫婦悲痛萬分，陳作哭女詩五十篇，許作三十六篇，并請俞樾為作《墓志》。

許夫人親自將女兒棺木運回西湖三臺山安葬，自己在母家附近買房靜居。后來陳夔龍設法調任江蘇巡撫，夫妻才得以團聚。這種經歷生死、共渡喪女之痛的夫妻關系，早已超越了世俗意義上的"懼內"或"利用"，而成為一種命運共同體。

許禧身卒于民國五年（1916）八月十八日，享年五十九歲。陳夔龍的反應更是說明一切，他"無限悲傷并且無心再續"，這在納妾成風的晚清官場尤為難得。

他時時思念，常坐書房流淚。那具木制模特兒的軼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他不僅要買模特，還要定制綢緞衣裙，擺在房間里肅然獨對。這種行為，在現代人看來或覺病態，但在一個信奉"相敬如賓"的舊式士大夫那里，卻是對亡妻最鄭重的紀念。他不是在玩物，而是在進行一種私人的祭祀——以模特為替身，延續與亡妻的精神對話。

更具深意的是，陳夔龍最終葬于杭州三臺山麓，與許禧身、長女昌紋、次女昌穎合葬。這一安排，源于1905年昌紋臨終遺言：因陪母親數回杭州，感西湖山水之勝，愿葬于此。夫妻二人不忍違愛女之意，遂于1906年秋在西湖右臺山（即三臺山之一）為前室周、丁兩夫人及二女營葬，亦留生壙于其中。

陳夔龍有詩記之："夢里鄉關夢里身，重泉相隔總相親。多情西子湖邊月，永恨梁鴻廡下人。種竹補酬嬌女意，買山喜結曲園鄰。夜臺營罷營生壙，留伴梅花萬古春。"

1948年陳夔龍在上海去世后，家人依其遺愿或生前規劃，將其移葬三臺山，與妻女為伴。墓碑上"黔靈秀出"四字，既是對故鄉的遙遠致意，更是對眼前這片湖山的最終認同——認同妻子，認同家庭，認同一種超越地域與時代的情感歸屬。

陳夔龍晚年組織"逸社"，與瞿鴻禨、沈曾植、陳三立等遺老詩酒唱和，看似排遣憂思，實則是在建構一個精神避難所。

在這個避難所里，他既是清朝的遺臣，也是許禧身的未亡人。他的詩近萬首，辛亥革命后所作占絕大多數，題材狹窄，氣格不高，汪辟疆評其"平澹乏意境"，王闿運則稱其"使筆如古"，但這些詩的價值，或許不在藝術，而在心理——它們是一個舊時代幸存者的心靈檔案，記錄著他對"皇恩"的感念，也記錄著他對亡妻的追思。二者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他晚年精神世界的全部內容。

1948年8月17日，陳夔龍病逝于上海孟德蘭路157號寓所，享年九十一歲。

此時，清朝已覆滅三十六年，他念念不忘的"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早已灰飛煙滅，但他對許禧身的思念，卻持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那具木制模特兒，或許早已腐朽，但它所承載的情感，卻通過《夢蕉亭雜記》的片言只語、通過杭州三臺山的合葬墓、通過他晚年數千首悼亡感懷的詩作，留存了下來。

歷史對陳夔龍的評價，向來兩極。

有人說他是"巧宦"，靠夫人拜干娘攀附奕劻，才得以平步青云；有人說他是"遺老"，頑固守舊，不識時務；還有人對他在偽滿問題上的態度存疑。這些評價各有其據，但都不免將復雜人物扁平化。

如果我們愿意暫時擱置政治判斷，從人性的角度切入，就會看到一個更立體的陳夔龍：他是一個在亂世中努力守住某種信念的人，這種信念包括對舊朝的忠誠，也包括對妻子的深情。他的氣節有迂腐的一面，他的深情有偏執的一面，但正是這種迂腐與偏執，構成了他作為一個真實個體的完整性。那具上海服裝店櫥窗里的木制模特兒，既是一個老人對亡妻的荒唐紀念，也是一個時代對另一種時代的不舍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