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明星“呸呸呸”，現代明星“追追追”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現在有一個頂流明星和一個985博士同時出現在你面前，你覺得誰更“高級”一些，或者說你更想成為哪一個？

我猜大部分人可能嘴上不愿意不說，但心里會默默選擇前者。

放在一百多年前甚至更早，你這樣的想法就是“倒翻天罡”。那時候如果一個戲子敢跟秀才走在一起，路人會覺得“這秀才咋墮落成這個B樣了”。要是誰敢說“我要把女兒嫁給唱戲的”，那基本等于親手宣告家族的社會性死亡。

很多朋友受到一些影視節目的影響，覺得達官貴人對戲子還挺仗義的，所以對此不太理解。

另一方面古代頂流戲子的收入其實并不低，宋元時期名伶（著名戲子）一場表演的出場費，夠普通人家吃半年。明清時期達官貴人為了請一些昆曲名角，出手那也是相當闊綽。也就是說，古代著名戲子是不差錢的。

可戲子在古代真實地位跟大家印象里的完全不同，哪怕是名伶，哪怕財富自由了，依然沒辦法改變他們“下九流”的、跟乞丐、娼妓并列的低賤地位。在古代，有錢有名未必就能有地位。

而今天完全不一樣！一個頂流明星隨便發條微博，評論區各種“老公”“老婆”“歐巴”亂叫。商家排隊送錢，粉絲自發控評，連官媒有時候都得客客氣氣。

同一個職業，同一群人（本質上都是靠表演吃飯），怎么就從一個極端滑到了另一個極端？

很多人以為古代看不起戲子，是因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人鄙視搞文藝的。

這個說法不能說全錯，但太淺顯了。

古代鄙視戲子的真正原因，不是“職業歧視”，而是“身份壓制”。

啥意思呢？就是這種歧視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上千年的制度層層加碼、一步一步把人往下踩的一種結果。咱們從三個歷史階段來看一下就明白了。

第一階段：先秦到漢唐

最早戲子叫“伶人”，他們是宮廷里給帝王、貴族取樂的私人玩物。注意這個詞——“玩物”。

那時候伶人連“平民”都算不上，屬于家奴、官奴。主人可以隨意賞賜、贈送、買賣，自然也就沒有婚姻和人身自由。你說你唱得好，王爺高興了賞你點金銀綢緞，但那只是寵物式優待——你見過誰因為喜歡一條狗，就讓狗跟自己平起平坐的？

又因為伶人沒有自由，為了生存和自保必須討好主人。士大夫階層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因此就給伶人貼上了“聲色惑主，禍國殃民”的標簽。事實也證明士大夫的擔憂是正確的，夏桀有妺喜、商紂王有妲己，后唐也因為伶人亂政亡了國。

史書一筆一筆都記著，每次王朝出事，戲子都要背一口鍋。當然，這個階段還有一點彈性：宮廷伶人待遇確實不錯，民間的走街藝人就要慘很多，等同于乞丐。這類伶人士大夫看都懶得看一眼。

第二階段：宋元

到了宋元時期，歧視從“社會習俗”升級成了“國家制度”。

元代搞了一套戶籍賤民體系，給伶人專門定了一種名稱——“樂戶”，從制度上來說屬于法定賤籍。什么叫“法定”？就是白紙黑字寫在法律里的——戲子的孩子，不許參加科舉考試，等于堵死了戲子的上升通道。

注意了，這個時期不是因為“你唱戲所以你低賤”，而是你生下來就低賤，你爹是戲子你就是，你兒子也是，世世代代都是。

此外法律還明文規定，良民不得與伶人通婚。你要是良家女子嫁給了一個戲子，對不起，你本人的身份也會降為賤籍。這就是當時社會意義上的“連坐”。

有意思的是，這個階段恰恰是戲曲最繁榮的時期，名伶收入極高，富商文人爭相追捧。但注意——追捧歸追捧，比如文人可以寫詞送給名伶，可以請他們喝酒，但絕不會跟名伶平等相交，更不可能結親家。

第三階段：明清

如果說宋元是“鎖上了門”，明清就是“把門焊死了”。

明朝把前朝罪臣妻女、戰俘全部編入樂戶，世代承襲唱戲。而且制度設計得“完美無瑕”：

科舉禁令：樂戶子孫一律不得應試，哪怕你天賦異稟、家財萬貫，永遠別想入仕做官；

通婚隔離：良賤不通婚，士族、普通農戶都以跟戲子聯姻為奇恥大辱；

刑罰不平等：同樣是犯罪，賤籍伶人的懲罰要遠重于普通百姓；

職業鄙視鏈：古代職業排序是“士農工商”，戲子在工商之下，跟娼妓、乞丐并列社會末流，也就是大家說的下九流。

看到這你可能會說：不對啊，清代那些江南富商不是瘋狂追捧昆曲名伶嗎？王公貴族不也養家班、請名角唱堂會嗎？

這是最容易產生誤解的地方。

達官貴人追捧的是名伶的技藝，不是他這個人。這是很戲劇化的一種情景，好比你在臺上唱《牡丹亭》，唱的聲色俱厲，貴人們可以拍手叫好，賞銀千兩。

但下了臺以后，不好意思，你連跟他們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的資格都沒有。名伶只能側坐、在一邊伺候賓客。主人不高興了，可以隨意打罵、轉賣，甚至把戲子當成禮物送人。

說白了，名伶在他們眼里只是消遣的“工具”，并不是“人”。

清代很多江南富商癡迷昆曲名伶癡迷到骨子里，但絕不允許自家子女跟伶人往來、通婚。為啥？因為在他們看來，喜歡你的戲是一回事，讓你進入我的社交圈是另一回事。這個界限，當時的人分的很清楚。

第四階段：雍正

到了清雍正元年，皇帝下令廢除全國樂戶賤籍，允許伶人后代改籍為良民，理論上可以科舉、通婚了。

但是——法律改了，社會觀念依然沒改。

這就好比今天你取消了某個歧視性的標簽，但大家看你的眼神還是一樣。只要你還干著唱戲這個行當，良家百姓依然排斥跟你通婚、交往。制度松綁了，但千年積累的社會偏見，不可能靠一紙詔令就消失。

這種“法律上不是賤民了，但大家依然當你是下九流”的局面，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國初年。

那么，從“低賤”到“高貴”，中間發生了什么？

第一個轉變：身份隔離的崩塌。

清雍正元年，皇帝下令廢除全國樂戶賤籍。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在法律層面取消了對伶人的身份歧視。雍正改革之后一百多年，戲子在社會上依然抬不起頭來，原因很簡單——他們還在干同樣的事：給人唱戲。

真正讓戲子翻身的，是第二個轉變——媒介革命。

古代戲子為啥地位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只能服務少數人。

一個戲班子，再紅也就是在那個城市、那些大戶人家之間轉悠。一個名伶的知名度，最多覆蓋幾個省。老百姓聽到“戲子”兩個字，腦子里浮現的是“他們村的那個唱戲的”，而不是什么“藝術家”。

但近代以來，留聲機、廣播、VCD、電影、電視、互聯網，一個接一個出現，徹底改變了這個局面。

當一個人的表演可以通過媒介復制、傳播到千萬人面前時，他就不再是一個“服務者”，而變成了一個“符號”。

你想想，一個古代戲子，在臺下伺候達官貴人，端茶倒酒都得陪著笑臉。一個現代明星，粉絲花幾千塊錢買票進場，連人家一根頭發絲都摸不著，還得哭著喊著說“值了”。

同一個行業，同樣的表演，一個是你求著別人賞飯吃，一個是別人求著給你飯吃。區別在哪？區別就在于有沒有“杠桿”——媒介就是那個杠桿。

媒介把少數人的娛樂變成了全民的狂歡，也把戲子從“伺候人的”變成了“被伺候的”。

第三個轉變：文化權力的轉移。

古代社會，誰是定義“高雅”的人？士大夫。他們覺得詩詞歌賦是高雅的，戲曲小說是低俗的。所以戲子再紅，在文人圈子里也就是個“玩物”。

現代社會，誰是定義“高雅”的人？資本和大眾。當市場來決定誰值錢的時候，誰粉絲多、誰流量大、誰能帶貨，誰就是“高貴”的。

這就回到了一個很樸素的道理：任何時代，“高貴”的定義權都在掌握權力的一方手里。古代的權力在貴族和士大夫手里，他們有錢有權，對戲子沒有額外的“需求”，所以戲子低賤。

現代的權力在資本和大眾手里，資本要借“明星”從大眾手里“搞錢”，對戲子有個額外的“需求”，所以他們抬高了明星，樹立成偶像。

不是戲子變了，是游戲規則變了，裁判也換了。

到這里，咱們就可以總結一下了。

古代社會用的是身份定價體系。你的價值取決于你生下來是什么人，而不取決于你做了什么。戲子就算日進斗金，只要戶籍上是“樂戶”，就永遠低人一等。

現代社會用的是注意力定價體系。你的價值取決于你能吸引多少人的注意，你能帶來多大價值。于是，戲子變成了“明星”，收入直接跟關注度掛鉤。誰能讓最多人盯著他看，誰就最值錢。

這兩個體系之間，沒有誰更公平。

身份定價體系的優點是穩定，缺點是窒息——你再努力也沒用。注意力定價體系的優點是流動，但缺點是殘酷——人人都想當明星，但不可能人人都能成明星，稀缺才有價值。

從這個角度看，古代戲子和現代明星之間，其實是兩種“囚籠”的切換。古代戲子被鎖在身份里，現代明星被鎖在流量里。前者一輩子翻不了身，后者一秒鐘不敢松懈。

古代戲子雖然社會地位低，但他們的專業能力是真的硬。一個昆曲名角，從小練功，十年基本功，二十年才能出師，唱念做打樣樣精通，一場戲能連著唱三個小時不帶停的。

現代明星呢？真唱的越來越少，假唱的被發現了還理直氣壯。演戲靠摳圖，唱歌靠修音，跳舞靠替身。有些頂流連自己代言的產品的名字都念不順。

這就有意思了：古代戲子能力那么強，地位卻那么低。現代明星能力那么差，地位卻那么高。

這說明啥？

說明“能力”和“地位”從來就不是一回事。

在古代，能力只是你安身立命的工具，不能幫你跨越身份的鴻溝。在現代，能力有時候甚至不是必要條件，只要有流量、有資本、有包裝，就能站在金字塔尖上。

所以，咱們嘲笑古代人“歧視戲子太愚昧”的時候，是不是也該想想：咱們追的那些明星，有多少是正兒八經值得追捧的？追捧他們自己能得到啥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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