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算得上1980年代以來本土“頭號作家”嗎？

當代文壇，史鐵生才是最好的作家，連道德品質也是最高的。在做人與為文兩個方面，他都要比王蒙賈平凹莫言這些世俗“頂流”高出一籌。文學藝術、思想境界、作人高度這三方面，無論從哪一面看，史鐵生都是當代文壇獨一份的存在，可說無人可及。就作品而言，我也覺得當代文壇里，論文筆語言與思想深度，史鐵生是唯一能對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并非尬吹，我以為史鐵生才是真正“被低估的”當代作家，而非曹乃謙者流。曹讓馬悅然捧得那么高，我以為老馬就是錢鍾書所謂的“literary sense”太缺失。

要說當代文學“就那個樣子”，那史鐵生也是“這個樣子”中做到最好的。想當今好些文壇大佬曾坦誠，自己提筆寫作之初，無非混碗飯吃，到了后來也只是盯著功名利祿，史鐵生從來都不是如此。中國百年文壇，“著名作家”何其多，但也只有兩個人是最純粹的，巴金與史鐵生。巴金是一輩子不領任何“工資”，史鐵生則終其身都僅是“北京作協的合同制作家”，也就是“臨時工”，連個醫保都沒有，晚年都要到處借錢看病，“混”的非常慘。是他們沒有能力當“弄潮兒”么，顯然不是。他們只是意在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也避免文學創作受到干擾，更不愿把“文學”當飯吃，最后讓寫作淪為套取名利的工具。所以論及寫作的真誠與純粹，過去100年來，似乎也沒有比巴金與史鐵生更如此理想主義的了。甚至細論下去，巴金也比史鐵生多了不少市儈與虛榮，無非不肯永遠做戲，如同行那般安心做天聾地啞人，偶爾鼓足勇氣也要鬧一鬧吵一吵，所以狷介如蘇雪林這類同輩人就鄙視他，聲明送書絕對不送巴金。從這一點看，史鐵生也是當代文壇第一人。

史鐵生其實是在堅守個人的立場，還有民間的立場，一生都在躲避“官學”與“商道”。到了1990年代之后，當代作家們，包括史鐵生的那些同行朋友們，實際都一窩蜂選擇了投降，投降于商業，投降于權勢，也投降于世俗價值，“人文精神”的真正大潰敗并不在1990年代，而在當下。史鐵生就不會。比如現下的余華、蘇童、麥家們紛紛都成了“綜藝咖”，場面話說的臉不紅心不跳，很懂配合，更深諳消費主義門道，手段都靈活得很。這樣的聰明人，實際也很難相信，他們是可以有“文學之真”的。史鐵生若還活著，肯定是不屑的。他不會這么賣法。他生前活得那么辛苦，就是因為很多“不必要”的堅持。本來，他就不缺名望，不缺所謂“人脈”，更不缺招徠的恩主，完全可以成為“感動華夏”的典型，然后坐著收錢、列名就行。正因為這種堅持，史鐵生的每一篇文字都是很認真的，可說從未有敗筆，有滑筆。

史鐵生的文字自然也是過硬的。我覺得他的東西，比余華、蘇童、莫言他們都強，我也相信時間會證實這一點。我以為，史鐵生的散文和小說都絕好。他的文風很獨特，文字很干凈，從不曾搞那種故弄玄乎的牽絲攀藤，放在世界文壇里其實都算獨樹一幟的，好比海明威在美國。史鐵生的文字，是當代文壇最漂亮的文字，干凈，簡潔，空靈，但有質感，有內容，有情緒，筆法還多變。近兩年，我自己重讀當代文學，以為以“文學語言”論，還是得數孫犁與史鐵生最好，自然，潔凈，凝練，宛若天成；其次應該是汪曾祺與賈平凹，這兩位畢竟過硬在書面語傳統，行文固然漂亮，但多了一些造作。當代那些名流作家，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太粗糙了。余華最聰明，他深知自己的短板，用的全是消極的減法，一個句子砍掉所有修飾詞，那就是他的“文風”，但也正因為如此，這種語言其實模仿也最容易。我也不會相信，劉慈欣麥家那樣文辭粗糙的作品，真能傳世。史鐵生要有問題，我覺得是中晚期的小說過度沉迷于“哲思”，不免墮入了米蘭·昆德拉式“哲理小說”的潮流窠臼，但總體也比昆德拉好得多。這種小說，當代最好的還是《大師和瑪格麗特》，史鐵生離布爾加科夫還有不小距離。

史鐵生的精神境界明顯也高，至少比那些文壇名流高出一大截，因為也讓他的作品在深刻性上也迥出時流，只是一般人看不出來，總以為他是以平平淡淡的筆觸寫世間溫暖的人與事。可實際上，他稱得上是超越智與愚，蓋他的個人生命體驗最為深切。他的作品幾乎都是對人類普遍問題的思考，但又對真實世界從未失去現實感，平衡起來又不突兀，這是最難得的，手法極其高妙。莫言、賈平凹、余華、閻連科這些當今大佬，作品不能說不好，但其實很模板化，很套路化，宗旨似乎也總之指向固定某個維度，那就是讀者喜歡的維度，如此寫作本身就是比較投機的，看似的“深刻思考”也就不免有點戲說，且他們骨子里是自視甚高，優越感極強，總以“智者”的姿態旁觀或調侃現實。史鐵生不一樣，他永遠言行一致，然后以實際行動與寫作實踐個人理念。

史鐵生是劉瑜說的，“唯其所求之少，更覺命運之吝嗇”。他的人生本來就格外苦難，但他的作品會超越具體的愛恨情仇，是非恩怨，同時又不至于歌頌苦難，這是他極高明也極厲害的地方。比如他在1970年代末以“知青文學”出道，彼時中華大地清一色還是“傷痕文學”，史鐵生一上來就是超越性的。我覺得學者單正平評論的對，現在看來，“知青文學”最終能流傳下去的，只有史鐵生《我的遙遠清平灣》這樣的作品，因為他主打寫知青與鄉村、與農民的感情，這是超越一切的永恒情感；反之，那些一味控訴苦難的時文，局限性太大了，思想上也是低端的，因為若把時間稍微拉開，就能立馬明白，知青那么幾年、十幾年的“苦難”，如何可以比百年千年的農民們的“苦難”？這么一衡量，控訴型、傷痕型“知青文學”一下子就很飄了，很空了，也小氣了，進而極大影響到文學的深度，淪為賣弄、夸張、小家子氣。當然了，史鐵生也從來不歌頌苦難，美化現實，他的批判都是隱含其中的，有心的讀者一下子就能領會到。時至今日，我都以為，中國當代作家寫農村，最厲害的并非莫言賈平凹閻連科，正是史鐵生，盡管他生長在大城市，在京畿之下。他說，他的命苦，“陜北的牛也苦”，兩句話都夠了。

我還是認為，當代中國文壇最大的遺憾，是史鐵生死的太早了。加上死前既非什么作協主席副主席，也當不上什么創意寫作碩導博導，有生之年一介布衣，身后更乏門生弟子吹噓，只能靠作品說話，寄望于后世知音。我常想，以他旺盛的創作力，以及那種絕天遁地式的實驗精神，本可以多寫出幾部絕作的，亦或許拿到世界文壇上也是一流的，可惜天不假年。他的命確實太苦，苦到年輕時代就毅然自絕過三回，最危險也是最后的一次，還是因為電燈短路才得以幸免，撿回一條命。再后來，他徹底想明白了，拿筆記錄喜怒哀樂，以悲憫心看待一切，如此才偶然成就一個“著名作家”的史鐵生。想他去世前些年，曾自撰“小傳”說，“插隊期間努力勞動，種了一年地，喂了兩年牛，衣既不豐食且不足，與農民過一樣的日子，這才看見一個全面的中國”，我看了特別感動。我覺得這樣一句話，完全可以刻在他墓碑上的，然后讓當今所有“過于聰明”的當代作家都時不時看一看的。

曩讀陳曉那本回憶錄《半生為人》，頗為感動。但這本書我覺得寫得最好的部分，還在于寫活了當代文壇兩個“世俗英雄”，一是趙一凡（非社科院那位同姓名者），另一就是史鐵生。兩人都是因故“半身不遂”的苦人，也都不幸早逝，趙是躺在床上收集了數以噸計的地下文學作品,為彼時文學青年提供閱讀資源,一個人建起一座“精神倉庫”（盡管死后多成廢品清除賣盡，且還下落不明），史鐵生則是坐在輪椅上，將萬千心事，荒誕與殘酷，溫情與憂傷，凝成了一本本“意義之書”，如同天問，猶當長歌當哭。

或許，最大程度上，史鐵生就是那樣一個人，“宴席已經散盡，殘羹冷炙旁，作為最后一個離席的人，獨自守護著那個時代最后的、熄滅著的光。”

2026.6.6午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