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5月，蘇聯紅旗插上柏林國會大廈的時候，整個國家已經快被掏空了，打了四年仗，蘇聯損失了將近2700萬人，占戰前總人口的將近14%，死的絕大多數是青壯年男性。
仗打完了，蘇聯變成了一個“女人國”。
先看幾組數據，1941年到1946年間，蘇聯20到29歲這個年齡段里，男女比例從0.91直接跌到了0.65，也就是說，這個本該是結婚生育主力軍的年齡段里，每100個女人只對應65個男人。
集體農莊的情況更糟，男女性別比例從1940年的1比1.1，拉大到了1945年的1比2.7，十個農莊里干活的人，七個是女人。
1947年的人口普查結果更扎眼——蘇聯有超過一千萬青年寡婦，一個一億多人口的國家，十分之一是寡婦。
到了1959年，女性比男性多出1843萬，這1843萬的缺口，不只是數字，是一千多萬個找不到丈夫的女人，是一千多萬個組建不了家庭的女人。
戰后蘇聯的勞動力極度匱乏，男人不夠，女人頂上，工廠里、礦山上、建筑工地上，到處都是女人的身影。
可女人能頂替男人的崗位，卻頂替不了男人的位置，婚姻市場上，女人過剩，男人短缺，大批適齡女性找不到結婚對象。
面對這個爛攤子，蘇聯政府想了不少辦法。
第一招是鼓勵生育，1944年7月8日，蘇聯政府頒布了新的《家庭法》，核心目標只有一個——生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法定結婚年齡被提前到16歲，政府設立了“英雄母親”稱號，生育和撫養10個以上子女的母親可以獲得這一最高榮譽。
多子女家庭還能拿到國家提供的物質獎勵和養育補貼，生得越多，獎得越多，生育7個以上孩子的母親被授予“光榮母親”獎章，據說當時有一個蘇聯女人一生生了60多個孩子，被稱作“超級英雄母親”。
可生孩子需要時間，等這批孩子長大結婚，至少還要二十年，遠水解不了近渴。
第二招更具爭議——把目光投向了戰俘營里的日本兵。
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一周后日本投降，幾十萬日本關東軍戰俘被押送到蘇聯境內，開始了漫長的勞役歲月，蘇聯的集體農莊里缺男人，戰俘營里關著幾十萬日本男人。
蘇聯政府大量招聘國內女性，尤其是寡婦，讓她們去戰俘營當看守，看守和戰俘天天見面，日子一長，有的女看守和日本戰俘之間產生了感情。
起初蘇聯官方嚴厲禁止這類事，一旦發現女管理人員跟外國戰俘有曖昧關系，輕則開除黨籍，重則開除工作，可管不住，寡婦們需要男人，戰俘們也需要女人。
禁令越嚴，私下越亂，后來蘇聯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務實的做法，允許一小批日本戰俘同蘇聯婦女結婚，日本戰俘也是唯一被允許留在蘇聯定居的外國戰俘。
當然不是所有戰俘都能娶蘇聯女人，結婚的條件極其嚴格：戰俘必須加入蘇聯國籍，改信東正教，通過政治審查，婚姻申請需要經過三級審批——從勞改營管理處到地區委員會再到共和國內務部，只有那些“為蘇聯利益效力”的日本戰俘才可能獲批。
第三招是吸引外國移民，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吸引了不少外國共產主義者和進步青年前來學習參觀，蘇聯政府趁機把一部分優秀青年留下來，給他們介紹蘇聯姑娘，組建家庭。
第四招最簡單粗暴——放開男女關系管制，蘇聯人本來就比較開放，戰后政府不再嚴格控制兩性關系，婚外戀、未婚生子、私生子逐漸被社會接受，非婚生育的比例大幅上升。管不住的事情，干脆就不管了。
蘇聯政府這套組合拳打下來，確實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人口慢慢恢復了，性別比例也在幾十年后逐漸趨于平衡，可這些“法子”背后，藏著的是戰爭的殘酷和后遺癥，一千萬寡婦，兩千七百萬亡靈，男女比例嚴重失衡——這些數字本身，就是一個民族付出的代價。
讓寡婦去看守日本戰俘，把戰俘變成丈夫；把外國移民留下來當勞動力，給蘇聯姑娘當老公；放開男女關系，默許非婚生育——這些手段在當時確實“解決了大問題”，但也說明了一個事實：有些傷，只能靠時間來愈合，戰爭結束容易，可戰爭留下的傷疤，幾代人都未必能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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