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撤2起rush處罰！北京律師代理rush行政訴訟創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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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北京鄭植升律師代理rush行政訴訟中，又新增2起rush行政處罰決定被依法撤銷的案例。

截至目前，鄭植升律師共代理撤銷過8起rush的行政處罰決定，其中1起法院判決撤銷，7起訴訟和解撤銷，共覆蓋全國5省市。

??新增撤銷決定書之一??

這兩起案件均是在提起行政訴訟后，與被告經過溝通協調，最終達成和解并撤銷原行政處罰決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兩起案件撤銷的原因并不相同。

其中一起案件，主要問題在于執法程序存在嚴重違法，我們通過調查取證，取得了關鍵性的客觀證據，最終推動案件得到糾正。

另一起案件，則是從實體認定角度突破。法院采納了代理律師關于“不構成非法儲存危險物質”的核心觀點，認為原行政處罰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告主動撤銷了被訴處罰決定。

今天，先跟各位分享第二起案件背后的故事。

1.事情起因

在前幾個月的一個周六中午，我第一次與這名委托人取得聯系。

電話中，他告訴我，自己手上沒有行政處罰決定書，只有一份解除拘留通知書。而當時距離行政訴訟期限屆滿，僅剩最后一天。

我當即讓他查看解除拘留通知書，確認其中是否包含提起行政訴訟所需要的關鍵信息，并讓他核實后第一時間與我聯系。

然而，到了周日，我已經離京出差，需要準備周一的開庭工作，我沒有主動聯系他，而他也沒有在這天反饋情況。

周一上午十點多，我突然想起這個案件，于是再次聯系他，詢問是否還考慮提起訴訟。

??律師與原告溝通記錄??

但當時他沒有回復，而我下午還有開庭，需要抓緊準備材料。考慮到時間緊迫，我便先將已經準備好的起訴狀以及立案所需材料發送給他。

后來，因為特殊原因，原定周一下午的庭審在開庭前兩個小時臨時延期。就在我收拾行李準備離開酒店時，他終于回復了消息：

“昨天是最后一天。”

看到這句話，我第一反應是，時間可能已經非常緊張。

不過，根據行政訴訟起訴期限的計算規則，一般應從行政處罰決定作出之日起計算，因此周一實際上是訴訟時效的最后一天。

為了避免通過郵寄方式提交起訴材料，在時間認定上產生不必要的爭議，我們最終選擇了網上立案（下方截圖語音通話告知委托人使用網絡立案）。

??律師與原告溝通記錄??

雖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地區行政訴訟案件并不完全支持網上立案，但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先提交申請，可以最大程度固定起訴時間中斷時效。

即便后續法院審核后要求線下提交，也仍然有時間補充完善。

而法院審核立案材料的這段時間，也恰好給我們留下了調取行政處罰決定書的時間。

2.攔路虎的出現與解決

前面提到，原告手中并沒有行政處罰決定書，只有一份解除拘留通知書。

但問題在于，解除拘留通知書上記載的編號，并不是行政處罰決定書編號。也就是說，我們連最基礎的處罰依據、處罰內容都無法確認。

因此，兩條路可選：

第一，直接向辦案機關領取行政處罰決定書；

第二，通過政府信息公開。

考慮到案件已經接近起訴期限，同時為了固定“行政處罰決定書未依法送達”的事實，我們選擇了第二種方式。

遺憾的是，被告認為該信息屬于行政執法案卷材料，決定不予公開。

當然，這一處理結果從法律角度看存在問題，但當時距離起訴期限已經非常緊迫，我們沒有繼續圍繞信息公開程序糾纏，而是將重點放回案件本身。

隨后，我們直接聯系辦案派出所，在確認律師可以憑律師證和授權委托手續領取相關文書后，我便前往案件發生地。

拿到行政處罰決定書后，我第一時間與辦案人員進行了溝通。

溝通中，我向對方詳細說明了律師對于本案存在問題的判斷，同時也提供了目前全國范圍內多地中級法院、高級法院已經作出的相關生效裁判觀點。

這些裁判均能夠反映出一個核心問題：僅憑本案現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構成非法儲存危險物質違法行為。

與此同時，我也向辦案人員表達了可以和解意愿。

在對方詢問和解的法律依據及具體操作方式時，我表示可以依據內部執法監督規定第十九條，通過執法監督程序糾正原處罰決定。

具體而言，可以由執法機關依法撤銷原行政處罰決定；隨后在法院主持下，將雙方對于案件處理結果的承諾和訴求記錄在庭審筆錄或調解筆錄中。

待撤銷決定正式作出后，原告依法撤回行政訴訟。

這樣處理，既能夠依法糾正存在問題的行政處罰，也能夠避免雙方繼續陷入漫長訴訟程序，案件到此徹底解決，不再產生后續爭議。

辦案人員表示，會將這一方案提交內部研究討論，但他們還沒有收到法院的應訴通知，所以需要等到通知后才可以給答復。

3.法院溝通

拿到行政處罰決定書后，我對材料進行了調整，修改了被訴行政行為，并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起訴狀。

在與承辦法官溝通時，我再次表示原告提起訴訟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求法院作出判決，只要撤銷這份行政處罰決定即可。

原因在于，這份處罰決定已經對原告本人的生活造成了較大影響，對于原告而言，真正需要解決的是消除這一錯誤行政處罰帶來的后續影響。

溝通過程中，我向法官提交并展示了此前我代理的外地中級法院二審勝訴判決，以及貴州韓冬律師代理的省高級人民法院勝訴裁定。

這些生效裁判均能夠證明，在類似案件中，如果僅憑現有證據，并不能達到證明違法行為成立的標準，那么行政處罰就存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問題。

同時，我也再次向法院表達了原告愿意通過和解方式解決爭議的態度，希望法院能夠在審理過程中，將原告訴求向被告傳達。

畢竟，對于行政訴訟而言，最終目的并不是制造對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內解決爭議。

如果一份存在問題的行政處罰能夠依法被糾正，原告的合法權益得到恢復，行政機關也避免了后續訴訟成本，這才是案件最理想的處理結果。

4.最終結果

在等待了近一個月后，我終于接到了執法人員的電話。

對方主動詢問了和解方案的具體細節，我們也就后續處理方式進行了進一步溝通。

在雙方達成一致意見后，我們約定在法院進行協調，并最終順利完成調解。

至此，本案圓滿解決，委托人也得到了他最希望看到的結果——撤銷這份對其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的行政處罰。

事后，在與相關人員交流本案辦理過程時，對方提到，在進一步了解案件背景，并對相關法律問題進行檢索、學習后，也認可了我們的觀點：

僅憑一份檢測報告證明涉案物質包含《危險化學品目錄》中的物質，并不能當然推導出原告實施了非法儲存危險物質的違法行為。

同時，對方也表示，該地區行政訴訟案件中，被告敗訴率相較其他地區確實偏高。

聽到這個反饋，我其實非常震撼。

因為此前某地連續出現多起類似案件，最終法院判決原告敗訴后，我一度認為，在基層法院中，想要讓相關人員真正接受并認可律師提出的不同觀點，難度非常大。

但正是這起案件，讓我重新認識了行政訴訟。

很多人認為行政訴訟難，難在沒有法律依據，難在沒有事實支撐，但實際上，審判人員也是影響案件結果的重要因素。

司法最終落實到的，是人。

遇到愿意依法審查、尊重法律的審判人員，是每位原告的幸運。

而律師的價值，就是在這種過程中，將案件背后的事實、法律依據和爭議焦點，準確呈現出來，讓每一個案件都能夠盡可能回歸法律本身。

5.律師觀察

前段時間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談談目前我觀察的司法與執法之間存在的鴻溝。

為什么這樣講？

在很多行政訴訟案件的庭審中，原告都會陳述自己曾經遭遇的違法經歷，但問題在于，訴訟不是單純聽取雙方陳述，而是以證據為基礎。

雖然法律規定行政訴訟由被告舉證，但對方通常會拒絕提供或稱被覆蓋等，之后，如果原告無法提供客觀證據證明這些違法事實，即便這些陳述聽起來真實可信，法院也很難僅憑一方陳述直接作出認定。

于是，就出現了一種現實情況：

原告認為自己遭受了違法執法，但因為缺少證據，法院最終無法支持其主張。

而一些審判人員只是書面審查，并不會真正的深入“田間地頭”，憑借空中樓閣便做出難以令人信服的判決。

曾經有一次在庭前溝通時，我與相關人員聊到辦理這類案件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嚴重執法問題。

當我提到某些案件中存在明顯違法情形時，對方第一反應是：“怎么可能？”

巧合的是，在那起案件中，我恰好取得了完整、客觀的證據，清晰記錄了執法過程中存在的嚴重違法行為。

親眼目睹后，對方才意識到原來我們原告說的都是真的。

也正是那次經歷，讓我意識到：對于沒有親眼見過、沒有接觸過的人而言，一些案件中的問題可能難以想象；而對于當事人而言，這些問題卻是真實發生過的，最終卻無法得以糾正和獲得依法的補償。

這種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大量行政案件進入二審，甚至再審程序。

因為行政訴訟的價值，不僅僅是在于糾正一個具體案件中的錯誤，更重要的是通過司法審查，讓執法行為回歸法律軌道。

代理了多起行政訴訟案件后，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審判人員在其中的重要性。

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司法最終是落實到人的，法律條文寫在紙上，公平正義卻需要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去實現。

對于律師而言，最大的價值，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把事實呈現出來，把法律依據講清楚，讓案件最終回到法律。

對于當事人而言，遇到愿意依法審查、敢于面對問題的司法人員，是一種幸運。

但我們不應當將法治寄希望于運氣，而是要讓運氣成為常態，不是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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