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社會學院暑期社會實踐重點項目紀實（5）｜西社村：商以會聚，人以事立

北社鄉西社村

商以會聚，人以事立

7月16日，北社鄉調研組赴平順縣西社村開展田野調查，在田野中解讀史料，在史料中理解田野。

行程概述

此次調研首先踏勘了西社衛公廟、觀音堂、文昌閣、曹家大院和地坑院等古建民居，并對村中碑刻進行了排查、整理與釋讀。在此基礎上，調研組原計劃尋訪曹致遠、曹生香等晚清民國時期大商人的后代，通過對其進行訪談進一步了解當地歷史上曹氏商人的商業活動與廟宇修葺、迎神賽會之間的關系。然而由于諸種歷史原因，曹氏商人的后代如今皆已遷出本村，大多定居外省，與本村失去聯系，因此調研組轉而在賀少雅老師的帶領下，分別訪談了現任村支書、前任村支書后人及曹家大院的當前住戶，通過其豐富的講述，重點了解了曹氏商人的家族歷史、商業歷史以及當下西社八音會的組織結構與活動情況。

晚間討論

當晚，調研組成員在賀少雅老師的指導下，聚焦碑刻所見之商-廟關系、西社村的建筑布局、當地商人群體“離土離鄉不離村”的特征和“會”這一基本社會組織邏輯的延續性等議題展開深入討論。

1.碑刻與寺廟中的曹氏商人

就碑刻所見，調研組注意到，清代道光年間，西社村以曹姓富戶為首，加上大量商號的捐贈，募集了超過3000兩的修繕資金，從1837年9月到1840年8月，歷時不足3年便全面整修了衛公廟、文昌閣、觀音堂、土地祠、龍王廟、五道廟等多座廟宇的上百間殿宇堂閣，其財力與影響力遠超北社鄉的其他村莊。此外，自道光年間至民國時期，西社村有數塊與村莊公共事務和村規民約有關的碑刻，涉及禁賭、水利、訴訟、學校等方面，且曹致遠、曹生香等地方巨賈皆積極參與其中，反映出這一時期曹氏商人卷入村莊事務的程度和西社村較強的村莊凝聚力。并且，村莊西部街道的居民集資建設的觀音堂具有本街道之社廟的屬性，其社會組織存在由“會”發展到“社”的階段的趨勢。

據了解，無論曹致遠還是曹生香都積累了大量貨幣或黃金，這表明西街居民中不乏完成雄厚商業資本積累的商人家族。據此推測，倘若按此發展，至少西街范圍內，很有可能形成以“社”為中心、向心凝聚的地方社會組織形態。不過，20世紀中葉以后，隨著社會制度的深刻變革，經商的曹氏家族后人逐漸遷往外地，與村中聯系隨之減少。

2.建筑布局與區位演化

就建筑布局而言，調研組了解到，解放前西社村分為涇渭分明的東西兩部。曹氏富商皆聚居于村落西部的街道上，他們在此修筑曹家大院等深宅大院、挖掘具有蓄水功能的水利池塘西社發源池，且傳說從前西社商人與外人談生意不在家中談，而是在相距不遠的北社街上的商鋪中談，使西社西街儼然成為門禁森嚴的“富人別墅區”。與之相對，普通民眾乃至棚民則聚居于靠近村口的村落東部，甚至要依靠人工挖掘地坑院棲身。據口傳，即便居住在東部的曹氏族人發家后，亦會在西街購買土地修筑宅院，因此村落內部的格局分化并非天然，而是人文區位演化的結果。

調研組注意到，西社村地勢較高，且遺存宅院外墻高聳而門洞矮小，宅院內部修筑地道和無梯儲物閣樓。這些證據皆表明，民居建設防御性特征。調研組推測，當地在解放前或曾面臨較為嚴峻的治安環境，這也促使富商群體聚群而居、合力自保。

3.離土離鄉不離村的行動邏輯

調研組亦注意到當地商人群體“離土離鄉不離村”的組織特征。歷史上曹氏商人的商業網絡雖然輻射到北京、內蒙、東北等地并積攢了相當程度的資本，然而各家卻未遷居到更安全的大城市中成為“不在地地主”，而是以捐資修廟、低息貸款、興修水利、興建學校等方式支持著本村的公益事業，并將家眷和資財留在家中。尤其如果考慮到本地較低的土地積聚水平（大商人曹生香在村亦僅有七八十畝土地），地主階層離土離鄉卻不離村顯得更難以解釋。調研組認為，這一組織特征可能與當地商人的生計模式相關。大商號的經營種類多、經營區域廣，掌柜和伙計需要相當程度的專業技能并具有高度的自主權，因此商號的建立、發展和維持以相當發達的商業組織為基礎。然而，當地家族組織并不發達，且傳統上由于掌柜和伙計工作艱辛，亦往往不由近親屬擔任掌柜或伙計（當地傳說擔任本家伙計或掌柜者應避免“三爺”，即少爺、姑爺和舅爺）。因此，商號的運轉難以單純依靠血緣網絡，而要依靠地緣性的鄉土網絡，通過“一個帶一個”，發展出大量值得信任、可堪重任、具有商業專業技術的掌柜和伙計，同時龐大的地緣網絡亦有助于降低在外經商面臨的政治與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

就此而言，商人群體非但不能脫離鄉土網絡，反而要盡力維持建基于鄉土性之上的商業網絡。自“內”觀之，對于原本在地緣上松散關聯、在血緣上關系或遠或無的人群而言，人只能因“事”而立，因此村莊的公共事務成為以村莊為中心聚集的諸多人群的團結基礎，通過各種各樣的公共之“事”，形形色色因商業而產生關聯的“人”被團結聚合在一起。自“外”觀之，當地商人外出經商講究“見面三分孝”，見人點頭哈腰稱爺稱叔，正因如此，當地廟宇留存了大量外地人經營的商號的捐資記錄，向西社村廟宇捐資的商號及商人不僅限于本村，亦包括與西社曹氏商人有關的商號及商人群體，而捐資本身亦使外地商人得以被組織進地方社會之中。

4.“人以事立”的當代八音會

盡管曹氏商人群體如今已在西社村消失，但今天西社村興盛的八音會群體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曾經曹氏商人的組織邏輯。八音會隨王姓樂戶在當地的定居傳入西社，最初為家傳技藝，土改后打破家族傳承限制，曹姓村民開始學習。有趣的是，如同歷史上的商號，如今西社村有多支八音會隊伍，成為結合師徒傳承、流動經營、商業化運作等特征于一體的文化公司。根據村民描述，八音會團體演出市場供不應求，其業務不但覆蓋長治本地還拓展到河北、河南及港澳等地區。

和歷史上的曹氏商人一樣，如今西社八音會從業者人數達上百人，大多收入可觀，在市區等地購置房產，但他們仍未切斷與本村的聯系。面對村內的歲時節慶和村民的婚喪嫁娶需求，他們經常為本村居民提供價格相對低廉的儀式服務，且部分藝人還在村修建宅院。更重要的是，八音會的師徒關系亦如同歷史上東家與掌柜、伙計之間的關系，其商業經營高度依賴專業技能。徒弟、掌柜或伙計掌握技能后一般不會自立門戶，而是更傾向于在師傅或東家的名下從事商業活動。而師傅或東家亦不會脫離西社，而是要盡力與村莊捆綁在一起，究其原因，八音會和老藝人的影響力，與“西社八音會”這一文化品牌的影響力密切相關，難以脫離鄉土網絡自存。在此意義上，脫離鄉土網絡也就意味著失去立身之本，這或許正是曹生香的大院墻壁上石刻“務本”二字的用意。

5.商與會的邏輯

在此意義上，“商”與“會”的邏輯具有內在親和性，在長治地區，“會”或許是比“商”更基本的社會組織邏輯。在資源貧瘠、組織松散、歷史上遭到多次社會變遷沖擊的這一地區，因“事”而聚的“會”的邏輯較因“人”而聚的“社”的邏輯更具有生命力。無論是清代民國的商會，還是如今商業化的八音會，都是與血緣并無必然聯系，建立在地緣流動性基礎上的“會”。在此基礎上，“會”不斷擴大地緣影響范圍，拓展吸納不同人群，通過“事”將松散的人員匯聚組織起來。調研組注意到，西社村‘因事而聚’的組織邏輯，與華南地區某些以血緣、地緣固著性為特征的‘社’的形式形成了有趣的對照，這為我們理解華北鄉村社會的運作機制提供了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視角。

總指導丨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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