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21新健康(Healthnews21)原創作品
作者/季媛媛
編輯/張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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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上海法布雷病患者湯磊(化名)像往年一樣等待“滬惠保”開放投保的消息。他從七八歲開始就出現手腳疼痛癥狀,一直被當作“生長痛”誤診了二十年,直到2018年才在瑞金醫院確診,確診時他體內的相關酶含量“基本接近于零”。
2019年阿加糖酶β在國內獲批后,湯磊靠著“滬惠保”的保障才用上了這款藥:經“滬惠保”報銷70%,再加上藥企補貼,每年自付費用約一萬元。可今年,他等來的卻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阿加糖酶β被移出了“滬惠保”的特藥保障目錄。
和湯磊遭遇相似的,是低磷性佝僂病患者家屬徐亞(化名)。他的女兒2022年確診,過去三年一直靠著“滬惠保”70%的報銷維持治療。2026版“滬惠保”對9種高額腫瘤、罕見病特藥增設了單藥年度20萬元的賠付限額,按他女兒一年70.7萬元的治療費用計算,這意味著他需要自行承擔50.7萬元。
2026年,以“滬惠保”為代表的多地惠民保產品在維持低保費的同時,普遍對既往癥賠付規則和特藥保障責任做出了大幅調整。當一項寄托了無數家庭希望的保障制度,需要在商業可持續性與社會普惠性之間權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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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難抉擇
2021年,“滬惠保”作為上海城市定制型商業補充醫療保險正式推出,憑借政府指導背書、129元的低保費,以及“帶病可保可賠”的低門檻,迅速覆蓋了大量市民。當時它率先將法布雷病等6種罕見病藥品納入保障,患者投保后不按既往癥人群劃分,賠付比例可達70%。對于湯磊這樣的罕見病患者而言,“滬惠保”就是維系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線。
然而到了2026年,這道防線出現了裂縫。2025保險年度“滬惠保”賠付壓力顯著攀升,疊加渠道、運營等成本后,綜合成本率大概率突破100%。為此,2026版“滬惠保”做出了三項關鍵調整:一是將住院自費責任的既往癥賠付比例由50%降至30%,CAR-T及創新基因治療的既往癥賠付比例從100%降至30%;二是對9種高額腫瘤、罕見病特藥設置單藥年度20萬元的賠付限額;三是大幅擴圍既往癥認定范圍,新增腫瘤、心腦血管疾病、肺部疾病等數十種既往癥,高血壓Ⅲ級、糖尿病伴并發癥、冠心病等常見慢性病都被劃入其中。
此外,新增的“既往年度因疾病原因單年度獲賠金額大于1000元”這一認定標準意味著,只要用“滬惠保”報銷過一次超過1000元的費用,第二年就會被劃入既往癥人群,報銷比例直接從70%降到30%。
有業內人士指出,這一標準“不管你前面投保了多少年,只要有一次出險超過1000元,以后就是既往癥身份了”。這和北京普惠保、江蘇醫惠保1號等產品采用的“鎖定機制”形成鮮明對比:這類產品規定,只要首年參保時是非既往癥身份并連續續保,即便某一年確診疾病,參保身份也不會被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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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藥層面,阿加糖酶β(法布贊)被移出藥品清單,一同被移出的還有CAR-T產品阿基侖賽注射液(奕凱達)。“滬惠保”官方對此解釋稱,此次調整是“合理優化賠付比例,兼顧公平及長效可持續”。
前述業內人士指出,去年“滬惠保”為法布贊賠付約4500萬元。此前僅有少數省份將法布贊納入當地保障,而上海相關專病治療水平較高,當地長期存在“商保移民”問題。
湯磊不得不換用另一種藥物阿加糖酶α。雖然阿加糖酶α已經納入國家醫保,但酶替代療法存在劑量依賴性,更換藥物存在一定臨床風險。
上海瑞金醫院腎內科主任醫師陳楠教授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病人已經用藥五六年,突然轉換,我們擔心會影響治療連續性。僅靠短期用藥就得出并發癥下降的結論并不科學,只有在長期治療過程中,才能觀察到心血管事件是否下降、腎功能衰竭是否延緩、卒中發生率是否降低。”她建議考慮設置過渡期,“一下子切斷,對這些病人影響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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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螺旋”之下
“滬惠保”的調整并非孤例。
根據公開信息,2026年內蒙古“惠蒙保”將不再對既往癥參保人員賠付住院費用;成都“惠蓉保”將連續參保既往癥人群的特藥報銷比例從50%下調至20%。
據浙江省醫療保障研究會副會長王平洋觀察,目前多地惠民保產品的賠付率已經突破90%,甚至達到95%。“從趨勢來看,(賠付責任)收緊有其必然性。”
惠民保面臨的根本困境,是保險領域經典的“死亡螺旋”。王平洋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惠民保“可保可賠”的設計必然產生逆向選擇風險:年輕健康人群覺得“買了也沒什么用”,而帶病體和老年人不會退保,最終參保池里病人越來越多、健康人越來越少,賠付壓力持續攀升。近年來,超過50%的惠民保產品納入了罕見病用藥,但受保費定價低、參保率下滑等因素限制,多地轉而收緊單藥賠付標準。罕見病患者作為“天然的既往癥群體”,還會受到既往癥賠付收緊的二次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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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壓力下,各地惠民保紛紛走向精細化運營:杭州“西湖益聯保”分出150元基礎版與300元升級版;河北推出9檔年齡分層定價;山東“齊魯保”設置了從19元兜底版到299元頂配版的不同檔位。上海則選擇了另一條路:不漲價,但收緊既往癥賠付。
問題在于,這種調整對罕見病患者構成了“雙重打擊”:一方面,他們被劃入既往癥人群,賠付比例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他們依賴的特藥被設置了賠付限額,甚至直接被移出報銷清單。徐亞的感受更為直接:過去三年,全上海從“滬惠保”受益的低磷性佝僂病患兒總共只有三到五人。
湯磊換了新藥后,一次治療自費約三千元,一年要花費五六萬元。“對我來說還好一點,”他說,“有的寶寶體重比較大,用藥劑量也就更多。”徐亞的女兒和另外幾個孩子甚至在商量要不要賣房子撐一兩年,等著政策調整后能重新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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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第三條道路
當惠民保在商業可持續性和社會普惠性之間搖擺時,浙江和江蘇給出了不一樣的思路。
2019年12月,浙江省在全國率先建立罕見病用藥保障專項基金,從大病保險基金中按每年每個參保人2元的標準籌資,形成了穩定資金池。自2020年啟動以來,專項基金已平穩運行6年,累計保障患者從56人增長到128人。當地“省級統籌、政企共擔、個人支出封頂”的模式,被專家認為具備全國推廣價值。江蘇也采用了類似模式,從大病保險基金中按每人2元劃出資金,作為專項基金專款專用。
陳楠對此深有感觸:“江蘇、浙江建立了專項基金,不管具體機制如何,專項基金都能保障病人治療的連續性和長期性。”她呼吁上海盡快建立罕見病專項基金。
然而上海在建立專項基金的問題上遇到了制度障礙。上海市醫保局在對政協提案的答復中表示:“江蘇和浙江兩省在待遇清單出臺前,就建立了罕見病用藥保障基金……本市建立罕見病專項基金目前尚沒有上位法依據。”2021年國家醫保局會同財政部出臺的《關于建立醫療保障待遇清單制度的意見》明確規定,地方不得自行制定目錄或用變通方法增加目錄內藥品。
這意味著,在現有制度框架下,上海要建立獨立的罕見病專項基金確實面臨法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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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深圳的經驗提供了另一種可能。2026年度“深圳惠民保”不僅沒有縮減罕見病保障,反而將罕見病專項保障從9種病種10個藥品擴容至12種病種14個藥品,新增了戈謝病、漸凍癥等高價特效藥,年支付限額達60萬元。一位5歲的戈謝病患兒,年治療費用86.9萬元,“深圳惠民保”賠付超過59萬元。截至2026年4月底,“深圳惠民保”累計賠付超50萬人次,單人最高理賠180萬元。
深圳的做法給了徐亞很大啟發。“深圳當地的惠民保定位更多偏向社會民生與政治責任,”徐亞說,“即使基金出現虧空,也有政府兜底。”
“深圳惠民保”由醫保局等多部門指導,88元保費維持4年不變;通過設置待遇梯度,連續參保越久、報銷比例越高,有效留住了健康人群,而這正是破解“死亡螺旋”的關鍵。
此前已有業內人士建議,將罕見病納入獨立管理體系,建立“基本醫保+專項基金+慈善救助”的多元支付機制。王平洋則呼吁推進罕見病保障立法,建立國家層面的專項基金。
罕見病患者人數少,社會關注度低,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群體。深圳的經驗證明,惠民保并非必然走向“死亡螺旋”,關鍵在于選擇怎樣的定位,建立怎樣的機制。
當一項制度在商業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搖擺時,需要更穩定的制度設計來兜底。
圖片/21圖庫
排版/許秋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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