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變成“科研貨幣”？現代科學因何異化，又如何重建公眾信任？

這是本文作者的原標題。圖片系AI生成。

撰文｜王立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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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這段時間，學術圈最熱鬧的事情，是耿同學的論文打假。他從公眾號做到短視頻，質疑對象從知名高校的院長一路延伸到校長、院士，涉及的論文集中在Nature這樣的頂級期刊。第一線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一邊做實驗，一邊像追劇一樣等著看今天又有什么“瓜”。

我非常尊敬的前輩王曉東老師為此寫了一篇文章——《現代科學的演化：四百年信任機制的建立、危機與重塑》。我以為，這是近年關于中國科學界這個話題最值得認真讀的一篇。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沒有跟著熱鬧走。

如果你還沒讀過他的文章，我這里簡單做個總結：

第一，學術不端不只是道德問題，更是系統演化問題。

第二，現代科學真正偉大的發明，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信任機制。

第三，一定程度上，信任危機恰恰來自科學的成功。

第四，現代科學評價系統中的重要一環，同行評議，正在被壓垮。

第五，在科研誠信問題中，中國的情況并不特殊，只是“快”。

他的結論我完全贊同：面對系統失靈，只喊誠信無法解決問題。現代科學四百年的成功，并不是因為科學家比別的行業更誠實，而是因為它建立了一套即使有人犯錯、有人作弊，依然能不斷逼近真理的制度。所以未來幾十年真正需要的，是一場關于信任機制本身的革命。

我想接著他往下寫，是因為有兩個問題他點到了，但我還想再追一層：榮譽究竟是怎么變成貨幣的？以及，知道了病根之后，具體該怎么治療？

把問題再往下追一層：不是信任，而是“可兌換”

我想做的，是替曉東老師的診斷再補一味藥引子。

曉東說，論文變成了科研世界里的貨幣。這話說得對，但值得繼續追問：是哪一個動作，把榮譽變成了貨幣？

在我看來，現代科學許多病癥的共同源頭，是一件聽起來很技術、實則致命的事——榮譽變得可以變現了。

一旦一篇論文、一個發現可以被即時兌換成基金、職位、學生、榮譽、融資，甚至一家公司的估值，科學家就不再只是“因為好奇而研究”的人，而變成了必須不斷生產、不斷兌換這種貨幣的人。

當然，這種即時可兌換性，本身并不全是壞事。正是因為科學成果能夠兌換資源，現代科學才從少數人的雅趣，變成國家、產業和社會持續投資的公共事業。真正的問題不是“榮譽可以兌換”，而是它被過度、單一、不可校正地兌換；不是資源進入科學，而是資源反過來重新定義了什么叫科學。

貴族的游戲：榮譽為什么曾經可以當作信任

科學的早期形態，本質上有很強的紳士俱樂部色彩。這里的“紳士”不必只理解為字面意義上的貴族，而是一種從業身份：波義耳靠家族莊園，達爾文靠繼承的財產，他們并不直接靠科研養活自己，做研究更多出于對世界的好奇。他們把發現寫成一封封公開信寄給同行，遵循的是一套心照不宣的榮譽規則（honor system）。

這套規則能夠運轉，并不只是因為那一代人道德更高，而是因為它有幾個結構條件：共同體很小，成員高度同質，熟人監督強，聲譽傳播快。在那個科學的田園時代，榮譽之所以能當信任用，不是因為它天然純潔，而是因為它還沒有被充分“金融”化。

在我看來，這套規則有三個特征。第一，成就感幾乎全部來自內心的榮譽感——既然是出于興趣和熱情從事研究，那發現本身就是最大的回報。第二，科研行為的約束幾乎全部來自各自的榮譽與使命——如何評價工作、如何不搞惡性競爭、如何不造假，靠的都是"我是不是一個體面的人"。第三，既然如此，這套規則防君子不防小人

歷史學家Steven Shapin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那個時代一位紳士的話之所以可信，恰恰因為他財務獨立、無所求，因而被認為無所偏私。也就是說，榮譽能被相信的前提之一，是它不容易被立刻兌換成別的東西。在這樣一套規則下，造假是一樁收益很低的蠢事：共同體極小，暴露很快；就算僥幸得逞，換來的也不過是幾個熟人一時的高看——它很難換成基金、職位、公司估值或制度化權力。造假不是被道德徹底禁止了，而是被結構顯著削弱了動機。

但我不想把這段歷史寫成一座紀念碑。那套榮譽的“純粹”，很大程度上也是封閉小圈子的純粹。它把窮人、女性、非西方世界統統擋在門外——你首先得是一個有閑、有產、被共同體承認的人，才有資格擁有那份被信任的榮譽。

所以后來發生的事，必須誠實地兩面看：職業化異化了科學，但同一場職業化，也第一次讓沒有祖產的普通人（比如我）得以進入科學。這筆賬不能只記一邊。總體上，科學職業化肯定是得大于失；我們也不可能、更不應該回到科學的田園時代。

當科學成為職業：異化的開始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二戰之后。Vannevar Bush 那份《科學：無盡的前沿》把邏輯講得很清楚——科學是國家競爭力的源頭，所以國家應該出錢養科學。從那一刻起，錢開始從外部大規模涌入，大量的人以從事科研為職業并以此養家糊口，科學第一次成了一份現代職業。

而只要是職業，就逃不過被外部目標重新塑形。如果借用馬克思關于異化的語言，今天的科學家至少在四個層面經歷了類似變化。

第一，與產品異化。科學家生產的知識，不再只是自己好奇心的表達，而被評價體系重新定義為一張可以兌換資源的支票。論文不再只是“我發現了什么”，而變成“我憑什么繼續獲得資源”。

第二，與過程異化。科學家做的不再只是研究，而是優化指標：如何讓數據更完整，故事更漂亮，影響因子更高，評審意見更容易被滿足。研究過程本身被發表制度倒逼著重寫。

第三，與人的“類本質”異化。那份純粹的、發現未知的喜悅，被“我必須發夠論文才能養活自己和團隊”的生存焦慮所替換。好奇心沒有消失，但它被迫長期服從于資源續命。

第四，與同行異化。昔日可以坦誠交流、相互欣賞和支持的同行，如今也是爭奪同一筆有限資源的對手。

驅動這一切的引擎只有一個：錢來自外部，所以評價權也必然部分落在外部；科學家必須不斷向外部證明自己，才能繼續養活自己和團隊。榮譽能大規模兌現的那一天，就是異化開始的那一天。單一、過度、不可校正的可兌換性是病，異化是癥狀。

同行評議：一套再也無法靠榮譽獨自運轉的榮譽制度

今天的科學評價體系，高度依靠一種叫同行評議的系統。它本質上是對早期科學家之間通信交流的一次制度化改造和擴展——讓最懂這個領域的同行，而不是官員、編輯或輿論，來判斷一項工作是否值得發表、一個研究計劃是否值得被支持。

但這里有一個常被忽略的反諷：正式的同行評議制度，本身就是一個相當晚近的東西。Nature直到1967 年才建立起正式的外部評審。說得極端一點，同行評議之所以被制度化，恰恰是因為共同體已經大到沒人能認識所有人——它不是榮譽時代的遺產，而是榮譽時代崩塌之后的補救。

于是它陷入一個致命錯位：它試圖在一個已經把一切都貨幣化了的系統里，獨自繼續靠榮譽運轉。評審無償、匿名、全憑責任心，可周圍的一切——基金、職位、考核、帽子——都在按貨幣邏輯運行。結果可想而知：評審人往往也是作者的競爭者，最有資格評審的人最沒時間，評審工作大量下沉給博士后和學生；既然真正的重要性越來越難判斷，評審就轉而優化那些容易判斷的代理指標——數據夠不夠全、機制夠不夠深、故事圓不圓。完整性于是頂替了重要性。

同行評議真正被壓垮的原因，不只是稿件太多、評審太忙，而是它從知識共同體的過濾器，被外部系統改造成了資源分配的閘門。論文能不能發表，原本只是“這項發現是否值得進入公開討論”；現在卻同時決定職位、基金、頭銜、學生和融資。一個質量控制機制，被迫承擔了它原本不該承擔的社會分配功能。

所以同行評議今天的窘境，一句話：我們還在要求榮譽去做一件榮譽早已獨自做不了的事。

回不去的榮譽：目標不是復辟，而是讓榮譽可被驗證

所以我想對所有呼吁“回歸科研誠信”的聲音，說一句可能不中聽的話：誠信當然要呼吁，但只呼吁誠信，幾乎等于什么也沒做。

誠信是人的品質，而“防君子不防小人”這套規則，在一個有數百萬玩家、桌上又擺著真金白銀的系統里，必然不夠用。我們回不到貴族科學，也不該幻想回去——那個俱樂部太小、太封閉。

真正誠實的目標，不是把每個人重新變成紳士，而是重建一套信任機制，讓它最終依賴的不是某個人、也不是某個數字，而是公開、可復查的證據本身。

一句話：不是“相信這個人”，不是“相信這個指標”，而是“相信這個過程，因為它是透明的”。這才是讓榮譽可被驗證，而不是被假設。

中國：異化的快進版

很多人把今天的亂象歸為“中國特色”，我和曉東老師一樣，不這么看。中國真正特殊的不是問題，而是速度：歐美用幾百年慢慢累積的問題，中國在二三十年里幾乎全經歷了一遍。甚至從一定程度上說，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很可能預示了現代科學這套系統未來在全球范圍會面臨怎樣的危機。

我只想補一個中國最鮮明的癥狀——帽子，就是異化的結晶。

如果說論文是科研體系里的流通貨幣，那么帽子就是一張長期付息的債券。論文需要不斷生產，帽子一旦到手，卻可以把過去某一時刻的評價結果，固化成未來多年持續兌現資源的權利。它能兌現經費、空間、學生、平臺、行政身份，甚至社會信用；更麻煩的是，它的兌現能力常常與你此刻是否還在做好的科學無關。

這比論文貨幣化更危險。論文至少還要一篇篇接受發表機制的篩選，帽子卻容易變成身份租金。一旦評價結果固化為身份，身份又反過來參與下一輪評價，評價者階層就會閉合。再疊加“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底色，帽子就從一種榮譽，長成了一套自我繁殖的權力結構。

但這不是什么民族性的道德缺陷。它就是同一場異化，在更高速度、更大壓力、更薄緩沖之下的加速呈現。它的極端，是速度的產物，不是品性的產物。

出路一：讓錢多樣起來，讓評價也真正多樣起來

錢來自外部，這一點改不了。但有一件事我們改得了——選擇壓力的單一性。

用曉東老師和我都熟悉的演化邏輯說：單一的選擇壓力，必然催生單一的、被反復博弈過的表型。全社會只獎勵一種東西——頂刊、影響因子、帽子——就必然演化出一整代專門優化這一種東西的科學家。這不是道德滑坡，這是自然選擇。

解藥因此也很清楚：科研資助方的生物多樣性，才能帶來科學的生物多樣性。美國的HHMI 是一個好例子——它資助的是“人”而不是“項目”，容忍失敗，續期從簡，敢于把重注押在少數人身上。國內確實也開始出現新基石、科學探索獎這樣的多元嘗試，值得肯定。

但恕我直言，目前國內這種多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假多元：評價權幾乎仍然握在國內同一群頭部科學家手里，評價流程也還是傳統基金機構“第一輪函評、第二輪答辯”那一套——換湯不換藥。真正的多元化，是要允許不同的資助機構使用真正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評價規則，去支持不同類型的科學家和科學研究。

更具體地說，一個健康的資助生態至少需要三類錢。第一類錢追求公平、廣覆蓋和程序正義，保證共同體的基本盤；第二類錢追求長期押注和失敗容忍，支持那些十年才看得出價值的問題；第三類錢追求非共識判斷和個人品味，給那些大膽的、古怪的、不合時宜的、注定在函評里被平均掉的工作留一條活路。

這里我要說一句可能引發爭議的話：基于這三類錢的屬性，某些資助方（特別是第三類）甚至應當被允許放棄一部分程序正義，轉而依靠少數幾位敢說真話、真懂科學的人，憑品味獨立把關。

反對意見會立刻站起來：這不正是把權力重新集中到個人手里，而程序正義、同行評審，防的就是這個嗎？這個反駁是對的，我不回避。我的回答不是“個人品味很安全”——它一點也不安全，它一定充滿偏見——而是：一個健康的科學生態，需要程序化的、追求公平和共識的資助方，也需要品味驅動的、乃至帶有偏見的資助方。前者保證公平的下限，后者提供非共識的方差。

你不能用另一種壟斷去修復壟斷——你只能用方差去修復它。多元的真正含義，是允許不同的失敗方式并存。

出路二：在 AI 時代，重做發表制度

現有的學術發表，被Nature、Science、Cell這些學術期刊集團高度壟斷，等于把那把外部標尺，交給了幾家雜志的編輯。而這套制度本身帶著一身不合時宜的毛病：不收陰性結果，苛求故事的完整與邏輯自洽，用工作量堆砌門檻，流程還慢得令人絕望。

對生物學來說，這尤其荒謬。真實的生物學數據從來不可能完美無瑕。而對“完整故事”的執念，本身就在系統性地制造選擇性報告、事后編造假說、挑數據——也就是那些幾年后根本沒人能重復的東西。

這個問題其實遠比當下廣為詬病的學術造假問題更為嚴重。從顯性的數字看，中國確實出現了大量讓人瞠目結舌的低級學術造假，也出現了大量被撤稿的論文。用各種工具和政策發現、懲罰學術造假，當然正確而且必須。但在顯性造假之外，科學界的可重復危機異常嚴重。安進和拜耳公司當年分別嘗試重復學術界的標志性臨床前工作，結果大約只有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結論站得住。這就是曉東描述的那道信任裂縫——只不過它在這里，是用倒掉的藥物管線和燒掉的真金白銀來計價的。

AI時代會同時改變游戲的兩端，這一點必須說清楚：AI降低造假成本的速度，和它降低驗證成本的速度一樣快。論文工廠、以假亂真的圖像和數據會更便宜；但自動化檢查、圖像溯源、數據一致性審計、代碼復現、跨數據庫驗證也會更便宜。所以問題被逼到了臺面上——誰能建成驗證層，誰就贏。

我的主張是：把“發現”從“故事”里解綁出來。

未來發表的基本單元，不應該是一篇一次性交付、事后再不許改動的漂亮故事，而應該是一個持續版本化的“發現單元”。它至少包括五層東西：第一，一個清晰、可被證偽的核心主張；第二，支持這個主張的原始數據和關鍵中間數據；第三，分析代碼、統計流程和排除標準；第四，實驗流程、關鍵試劑、儀器參數和批次信息；第五，后續來自其他實驗室、其他數據集、甚至自動化平臺的驗證記錄。

這樣的發現單元可以很小。一篇論文里原本被包裝成完整故事的十個發現，完全可以拆成十個可追蹤、可驗證、可更新的發現單元。陰性結果、部分重復、邊界條件、失敗驗證，也都可以成為同一個發現單元的后續記錄，而不是被永遠埋在抽屜里。

這并不意味著數據越多就越可信。曉東那個“十三不靠”的比喻恰恰說明，越復雜、越龐大的研究越難重復。所以出路不是原始體量的膨脹，而是標準化、可溯源、可驗證的數據，加上一個更小、更誠實的發表單元。未來的學術評價系統，也應該建立在這種數據發表的基礎上。

一句話：我們要發表的和評價的，不該是精巧包裝的故事，而是原汁原味的發現。

尾聲：我們真正要重建的，是給證據定價的能力

曉東用皇家學會那句Nullius in Verba收尾——不要輕信任何人的話，科學最終只相信證據。我完全同意，也想把這條線接到底。

四百年科學的病根，不是科學家突然變壞，而是榮譽被過度貨幣化之后，證據本身反而失去了定價權。論文、帽子、期刊、影響因子都在替證據定價，但它們越成功，就越容易反過來扭曲證據。

這篇文章講的兩條出路，說到底就是修復這場兌換的兩種辦法：用多元的資助，去分散“誰來定價”的壟斷；用透明的發表，去讓價格重新貼近真實的價值。

我們沒法給科學徹底去異化，也沒法、更不該把所有人送回去做紳士——那個俱樂部太小、太封閉了。我們能做的，是建起一套新的信任基礎設施：在那里，我們最終選擇相信的，既不是某個人的名望，也不是某個漂亮的數字，而是公開的、可以被反復復查的證據。

家庭因血緣而凝聚，國家因法律而存在，市場因契約而繁榮，現代科學因信任而偉大——這話曉東說得極好。我只想再添一句：未來的科學，信任將不再是一次性的授予，而必須在公開之中被持續地掙得；否則，就根本掙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