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與歷史｜是什么讓他們殺了那個人？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小鳥與好奇心）

《憤怒的農民》講的是一個慘案，一個叫阿蘭·德·莫奈伊斯的人被暴打至死——也可能最終是燒死的。它發生在 1870 年的法國，即使在當時，這種暴力也被視為駭人聽聞。在 19 世紀的歐洲，暴力正在隱去，它不像 20 世紀那么明目張膽和肆無忌憚。事發當晚起，人們——包括參與者、地方官員以及觀察者——都開始了各自的反思。

歷史學家阿蘭·科爾班的《憤怒的農民》是一個新的反思結果。

事件有兩條線索，一條以恐懼和謠言交織的社會恐慌為線索：一個貴族被當作“普魯士間諜”，他還有個弟弟，曾經喊過“共和萬歲”，所以他必須被制裁，必須去死；另一條更像背景的線索，是這個小鎮和周邊地區生活的農民，當時覺得自己正在被拋棄、被剝奪，因而痛苦。這種痛苦，只有帝國皇帝路易·波拿巴才能挽救他們，而貴族、教士和共和制的擁護者都是他們的敵人。

所以，最終他們選擇暴打一個人。

如果我們把前面所說的兩條線索替換成當今世界的概念：我們會輕易發現其中一條線索可以是“選票舞弊”，另一條線索是“鄉下人的悲歌”，最后發生在鄉間的暴力慘案則可以順理成章地替換成 2021 年美國國會山騷亂。

150 年前的慘案結局，是暴行參與者被刑罰處置，包括但不僅限于絞刑。但是懲戒帶來的是更大的憤怒。“農民們的沮喪程度可想而知。他們相信帝制政府，堅信那些貴族，教士和共和派聯合起來圖謀國家的謠言，深信他們在為‘他們的’皇帝工作，相信皇帝會獎賞他們，結果等來的卻是政府的懲罰。農民們有多依戀皇帝，現在就有多不安。”

100 年后，還有親歷者的親屬生活在當地，有人記錄：“當陌生人在場時，知情的老人會陷入沉默。奧特法耶事件和它激起的情感是當地農民的秘密，就像問題、錯誤和家庭悲劇一樣不可告人。”

科爾班帶我們重返那個悶熱的午后，抽絲剝繭地展現仇恨、謠言、恐慌、戰事陰影、階級對立、權威失效……如何一步步催生殺戮。你會發現構成悲劇的元素，在如今的社會并不難以找到同類。從這一點來說，150 多年里各種人對這個鄉村慘案的反思，總體上都是失敗的。

經出版方“光啟書局”授權，我們摘選了其中一小節分享給讀者。

大屠殺的歡騰

受害者等式

阿蘭·德·莫奈伊斯打理家族產業已有多年，這也解釋了那天他為什么會出現在集市上。他住在布勒唐日城堡，該城堡位于奧特法耶鎮和博薩克鎮中間。這位32歲的單身漢相貌平平，身材瘦弱，早早謝頂；征兵委員會因為他“體質虛弱”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在當地，他惹人喜愛且慷慨大方。確實，他的慘死也難免使人們對其形象加以美化。

他的父親阿梅代·德·莫奈伊斯是海軍軍官的后裔，據說喜歡海洋學和遠航紀實。這位文學愛好者也對農業感興趣；他曾把一部分田產改造成了葡萄種植園。他兒子阿蘭則努力想實現現代化。他剛剛制定了一項排水方案；他夢想著開發尼佐納盆地。

1848—1853年,阿梅代·德·莫奈伊斯先生曾任博薩克鎮的鎮長，后來可能因為厭倦而辭職。他兒子阿蘭1865年入選市議會，被任命為市鎮的第一副手。莫奈伊斯家族的成員與他們的表弟卡米爾·德·馬亞爾不同，不公開宣揚自身的政治立場。卡米爾是位26歲的年輕人，非常高調，曾自稱“小旺代”地區正統派的領袖。盡管有這樣的考慮，奧爾蒂耶爾的莫奈伊斯家族似乎只是口頭上歸順于正統派。據說，佩里戈爾地區的正統派貴族每年在布勒唐日聚會三次，其中達馬的新任男爵、奧特福爾的領主現在是他們的領袖。然而，沒有文獻能證明阿蘭·德·莫奈伊斯在那兩個小時中聲稱自己忠于皇帝和王朝是缺乏誠意的。無論如何，在慘案發生前不久，他沒有請求免除兵役，甚至決定投身戰場。這是戰爭開始時短暫神圣同盟的光輝見證。

人稱“西婁”的佃農弗朗索瓦·馬齊埃相信卡米爾·德·馬亞爾8月9日市集日在沙拉斯集市發表了侮辱性的言論。“他曾在讀完報紙后斬釘截鐵地表示，皇帝輸了，他沒子彈了。”這種對當時軍事形勢悲觀但清醒的判斷引發了眾怒。8月16日晚上，馬齊埃曾對他的地主太太說：“如果我們那天人多的話，我們會殺了他。但我們當時只有四五個人在那里；今天我們有80多人……唯一的遺憾是那天我們讓真兇（這里指的是卡米爾·德·馬亞爾）逃跑了。”這一有趣的證詞表明謀殺是有預謀的，并傾向于將阿蘭·德·莫奈伊斯當成替代受害者。

德·馬亞爾先生因8月16日的事件被問詢。他在幾位佃農的陪同下來到了奧特法耶集市，下午2點之前，他憑著清醒的頭腦，迅速感受到了危險并迅速從人群中逃脫。他輕盈的靴子羞辱了農民的木鞋。謀殺計劃的失敗激發了把仇恨轉移到另一名受害者身上的欲望。正如前文所述，此刻阿蘭·德·莫奈伊斯出現了。當他走進村莊，他笨拙地引起了農民的憤怒，因為拒絕承認其表弟曾喊過“共和萬歲！”

仇恨情緒的轉移更容易發生，因為聚集的農民不認識市鎮當局。更糟的是，他們不認識附近的名流顯貴。這從某個方面駁斥了這是一個謀殺的觀點。庭審期間，鎮長貝爾納·馬蒂厄曾陳述一名鬧事者的威脅：“‘我們從你的綬帶中認出你’——指著我的腰帶——‘走開，否則我們也會這樣對你。’”回想一下，這說明民眾不認識鎮長本人，只認得他的綬帶。

據夏朗德省布武里耶鎮的馬蹄鐵匠尚博爾的律師所說，尚博爾曾短暫擔任聚眾謀殺的首領，但他并不認識指控者 和受害者。檢察官們對此也沒有異議，兇手們整體上“彼此都不認識，他們更不認識不幸的莫奈伊斯先生。他們聚集在一起殺人，都是偶然”。鑒于奧特法耶集市當時的情況，我們對此并不吃驚。

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拒絕接受受害者的真實身份。阿蘭的幾個朋友在整個酷刑折磨過程中不停地聲明這一點。但民眾充耳不聞。大多數人明確攻擊的不是一個擁有大地產的貴族，而是一位喊過“共和萬歲”的“普魯士人”。

奧特法耶事件無法用鄉村共同體的鄰近性（vicinité）和凝聚力（cohésion）來解釋。阿蘭·德·莫奈伊斯是附近的居民，是當地人，他的家族在奧特法耶鎮擁有80公頃土地。他的住處距離集市有3公里。但集市上的農民拒絕承認他，至少拒絕把他視為本地人。鄉村社會中的沖突和緊張可能帶來的仇恨都不是慘案的原因，至少不是明確的原因。沖突的形態排除了地緣因素。

領頭人尚博爾意識到了熟人社會的渙散以及缺少地域團結的問題。他一意識到這種雙重真空，就恬不知恥地接管了被棄置 （或至少是被忽視）的市政職能。訴書中這樣描述：“喬治·馬蒂厄是阿蘭的辯護律師之一，他徒勞地勸告尚 博爾：‘這個不幸的人，他可是你的鄰居。’——‘他不是我的鄰居， 也不是其他人的鄰居……他是一個敵人，必須讓他受苦并付出代 價……’尚博爾儼然把自己當成了奧特法耶鎮或博薩克市議會的成員，他所表現出來的權威派頭，使人們相信他是奧特法耶鎮的副鎮長，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事實上，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大屠殺完全不同于那些清算當地社會恩怨的沖突，它另有目的。然而，在這一層面上，我們依然能看到那種要求一致性的指令——當年在“45生丁稅”事件中，正是這種指令規范了村莊的行為準則。1928年，西莫內主席事后研究了奧特法耶大屠殺，他采訪了當時的幸存者。其中一個受訪者寫道：“在這些暴怒者看來，每個人都必須參與折磨受害人。一個人打完了會讓出位子讓另一個人接著打，一個人結束，另一個人繼續。”帕斯卡爾·塔米西耶是阿蘭·德·莫奈伊斯的辯護人之一，據他估計，超過200人打過阿蘭。這與1848年出現的挑釁如出一轍——讓·佩爾 托特曾聽到未被起訴的馬內姆在慘 案次日大喊：“想支持莫奈伊斯先生的人先過我這關。不管他是貴族還是農民（注意這里體現的社會階層），要么他們的衣裳被撕爛扔在地上，要么我的被扔在地上。”

卡米爾·德·馬亞爾成功逃離后，也用自己的方式去挑釁集市上聚集的農民，他的挑釁當時并沒有得到回音。因此，人群很快就 忘記了這位悲劇的始作俑者，并傳播著這樣的消息：阿蘭·德·莫奈伊斯曾喊過“共和萬歲！”，而這次他們抓住了真正的“普魯士人”。人們沒有指責受害者喊過“亨利五世萬歲！”，這句口號顯然更符合邏輯，但太簡單了。公式如下：“共和萬歲！”可以更好地把各種敵視的對象聚攏在一起。人們設想出這樣一個受害者等式：

阿蘭·德·莫奈伊斯=一位貴族+一名共和派=一名“普魯士人”

于是，最初的拳打腳踢傾瀉而出。本堂神甫迅速而勇敢地介入。他持手槍翻越花園的圍墻，試圖救出這位不幸的年輕人。就像他周圍那些好心人一樣，他迅速明白了，殘殺的邏輯意味著要把阿蘭放到前面的等式中去。事實上，民眾多次建議要加上各種酷刑折磨。安東尼的妻子安娜·茹熱在接近下午兩點半時（也可能更晚一會）來到了集市，聽到迪潘說：“我們殺了那個人，他還沒斷氣。現在去找神甫！我們將燒死這群混蛋，把他們釘上十字架。”人群中只有喝彩和附和聲。過了一會，年輕的安托南·安東尼在柴堆附近聽到農民們喊著：“應該把神甫和莫奈伊斯先生釘到十字架上，然后一起燒死！”

因此，這位神甫逃回了住處。圣巴斯德先生還年輕。他出生在塔布教區，1864年在佩里格祝圣成為神甫，歷任貝扎克鎮的副本堂神甫和薩維尼亞克萊德里耶鎮的本堂神甫，1867 年5月15日擔任奧特法耶鎮的本堂神甫。因此，他非常了解佩里戈爾地區的農民，而他也即將證明這一點。

于是，年輕的阿蘭·德·莫奈伊斯持續兩個小時的受難之路開始了。得益于路政官事后繪制的地圖，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還原隊列押送受害人行進的路線，并找到那些延長折磨的停留點。折磨以緩慢且斷斷續續的節奏展開。休息的間歇無疑也是有望終止殺戮的時候。施暴者仿佛間歇性地釋放了他們的壓力，讓少數捍衛者有時間采取營救行動，是為了更好地享受受害人希望破滅帶來的快樂。

血腥殘忍的游行隊伍的人員構成不斷變化。在受害人停下來的地方，施暴者們也停下來。這些人有時會四散而去：有些人走向神甫的住處去喝那免費發放的瓶裝酒；有些人來到旅店吹噓他們的戰績；其他人可能繼續交易。慘案的主要當事人會不時地離開慘案的中心舞臺，出現在鄰近的場景中。

因此，并非所有的襲擊者都清楚地了解事件的整個過程。有些人可能至多參與了其中幾段，許多人只是跟著人群走了一會兒后，就放棄了觀看整場大戲。目擊者看到一些人手持沾著血跡的兇器四處閑逛。20歲的燒炭工洛朗·普尼在市鎮中央遇到了手持木棍的布宜松，還看見萊昂納爾·皮亞魯蒂來客棧清洗他那帶血的鉤子。我們不要忘了，這場殘殺是集 市行為中的一部分。慘案持續了兩個小時，卻從未吸引所有人群。

對一些人來說，酷刑事件被簡化為一則消息。有些人則舒適地坐在桌邊圍觀了整個事件。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布羅雄注意到那天下午“客棧中坐滿了人”。兇手當中最積極的那幾位知道他們可以在龐大的觀眾面前炫耀他們的戰績。

讓·菲杜的證詞有助于我們了解兇手們在信息和謠言的來來往往中采取行動的方式。這位年輕人實際上只目睹了殘殺中的幾個片段。他看到了民眾最開始的襲擊，過了一段時間， 他看到皮亞魯蒂用他可怕的鉤子擊倒了阿蘭·德·莫奈伊斯。接著菲杜去了神甫的住處，獲悉了那些他錯過的情節。他自稱只是看熱鬧：“只是去看看。”這種看熱鬧的態度在案件審理期間被用作辯護的戰術，但事實上這種態度似乎很普遍。布羅雄主席對此很憤怒。

其中最重要的補充節目在神甫的住處上演，我們得知，神甫的院子里很快擠滿了人。依照起訴書中的描述，院子里大約聚集50人。接近下午3點的時候，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酷刑的中間階段。當尚博爾離開阿蘭·德·莫奈伊斯一段時間后，他來到神甫的住處為施暴者群體“發聲”。神甫認為該事件處于火燒眉毛的階段。安東尼的妻子當時看到皮埃爾·布宜松，又名阿爾諾，綽號叫利魯的，“手持木棍的細端”，棍子上面沾滿了血，說道：“等著瞧，混蛋，他要拿酒給我們喝。我一拳就能打倒他。”

圣巴斯德神甫聰明地從危險中脫身。他不像受害者阿蘭那樣提議為施暴者提供一桶酒，神甫從他的地窖里拿出瓶裝酒，并把杯子分發給眾人。他打開瓶塞，親自為那些到場的人倒酒，哪怕是綽號叫皮埃赫特的小皮埃爾·布魯過來找他并對他說：“我想喝一杯。”因此，在這里，民眾并未去哄搶酒，沒有把酒瓶傳來傳去，也沒有拿起瓶子喝；他們與神甫碰杯，神甫認為這種用來表達善意的儀式可以降低危險爆發的可能性。“所有人都手持棍子，但沒有暴力行為發生。”

圣巴斯德神甫尊重他的客人，像對待紳士一樣對待他們，而他們還沒有習慣瓶裝酒和這種受尊重的方式。應民眾的要求，他向皇帝祝酒。更重要的是，他還要求舉杯者高喊“皇后萬歲！”和“皇太子萬歲！”。總之，神甫控制住了局勢。這祝酒詞比不幸的阿蘭·德·莫奈伊斯在血腥人群中充滿絕望的贊美更能緩和局勢。 在這兩個小時內，他不停地喊著：“皇帝萬歲！”冀圖慢慢平息那些要殺他之人的憤怒。

還有其他相關場景：咖啡館和客棧。那些所有決定棄權并冷眼旁觀的人都坐在那里。受害者的少數支持者未能說動這一大批拒絕為阿蘭·德·莫奈伊斯辯護的人。在其中的一個客棧，一位持槍的公證人曾被要求加入行兇者的行列，但他拒絕了。而當他建議客棧的飲酒者聯合起來去救那個不幸的年輕人時，也沒人響應。

題圖來自電影《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