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與世界性哲學的建構——漢語言哲學研究學術工作坊綜述

2026年7月17日，漢語言哲學研究學術工作坊在上海財經大學同新樓召開，來自華東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大學、上海社科院、江蘇社科院、安徽師范大學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十五位專家、學者，圍繞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劉梁劍教授的著作《漢語言哲學研究》及相關問題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

開幕式由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郭美華教授主持，他表示，炙熱天氣預示著工作坊即將展開熱烈而深入的思想碰撞，并點明世界性視域是漢語言哲學思考的地基，希望當天的學術討論能夠引向純粹哲思的自然生成。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李育書教授代表人文學院致辭，歡迎并感謝各位專家學者不顧炎炎酷暑齊聚上海財經大學，圍繞華東師范大學劉梁劍教授的大作《漢語言哲學研究》，展開學術討論。

隨后劉梁劍教授致辭，他詳細介紹了自己開展漢語言哲學研究的緣起、思路和方法。劉教授說，進行漢語言哲學研究是長期哲學學習積累并受到多方面哲學影響的結果。最早博士期間，就受到師兄陳赟王船山研究以及貢華南味道哲學的激發。當時陳嘉映教授在華東師范大學開設語言哲學課程，劉梁劍教授由陳嘉映教授的課程并拓展及維特根斯坦與海德格爾語言哲學，受他們的影響，開始思考語言與世界的關系，這成為漢語言哲學的中心問題。劉梁劍教授認為，從語言角度切入，反思中國哲學所用的“元語言”本身，可以超越并克服“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同時，劉梁劍教授還認為，漢語言哲學在近現代以來的展開，因為大量翻譯而來的詞匯錯失了語言的根基——這些翻譯詞既難以接續古代傳統，又難以融入日常生活的世界，而可能構成思想危機。因此，他借鑒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語法考察”，并與戴震的“由字詞以通其道”的漢語言哲學傳統相融，提出對漢語進行哲學語法分析，避免漢語哲學詞匯的無根性而賦予其生機與意義。劉梁劍教授認為，從哲學語法考察的角度來看，漢語言哲學可以理解為“窮理盡性知命”之學。窮理強調概念分析，盡性側重成人之學，二者結合，也就是在世界性視域下邁向構建世界性哲學的天命擔當。劉梁劍教授認同馮契先生以“古今中西之爭”為中國近現代時代主題的說法，認為在此背景下，漢語言哲學應該既要追求“當代性”，也要追求“世界性”。當代性不同于現代性。在漢語言哲學視域下，現代性具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有著價值單向性。當代性則是在反思現代性基礎上，以漢語言為主體性的當下創建。漢語言主體性下的當下性創建，是世界性，它超越特殊與普遍的二元對立，追求“共同性”，以漢語言哲學回答世界性與普遍性的共同問題。就根本目的而言，漢語言哲學研究要“再造世界文明”，經由漢語言為對人類未來文明進行哲學思考。

上半場主題是“漢語言哲學研究的當代開展”，由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陳焱副教授主持，有七位專家發言。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余治平教授強調文字與語言的區別，認為漢字本身包括標點符號，都有生命、有靈魂、有活力。他批評當下過度西化的標點符號使用，喪失了漢語文字本身活生生的靈魂，呼吁恢復漢字的文化主體性。他認為，富有生機的漢語言哲學應走向具體，不能停留在泛泛而談的層次上。余治平教授以傳統測字故事為例，說明同一個字對于處于不同處境的人具有不同意蘊，由此凸顯了漢字的具體性與靈活性意義。同時，他從自己研究領域出發，指出春秋公羊學微言大義的“書法”就是漢語言哲學實踐的典范。余治平教授最后對劉梁劍教授提出一個希望，希望他主編一套叢書，展開對漢字、訓詁學、經學中詞法、句法的具體研究。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貢華南教授將劉梁劍教授的漢語言哲學研究，視為中國現代漢語哲學的一個充分自覺的創造性思考，超越了“以言觀之”而達到了“以言立道”。他認為《漢語言哲學研究》是對西方“語言轉向”的系統回應，具有示范性意義。貢華南教授對漢語言哲學研究提出三個疑問：一是王夫之與戴震之間的游移問題，以戴震為出發點但落腳于王夫之；二是金岳霖與張東蓀之間的游移問題，以張東蓀啟發語言結構思考，但最終進入金岳霖式的日常語言分析；三是陳嘉映與楊國榮之間的游移，盡管受陳嘉映影響而重語言分析進路，但底色仍是楊國榮的“以事觀之”。

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戴兆國教授盛贊劉梁劍教授對戴震的分析，并由之引向“求真”與“充實生命”的二元關系。他對劉梁劍教授關于“藏子民于國民”“父母官”等概念阻礙了現代民主意識的分析，表示高度認同。不過，戴兆國教授對漢語言哲學能否替代中國哲學表達了疑慮。他說，從《漢語言哲學研究》的目錄看，劉梁建教授似乎有將中國哲學簡化為漢語言哲學的傾向。戴兆國教授認為“漢語言哲學”這個概念需要進一步界定，他追問：漢語言哲學是否屬于世界哲學的一種？就不同語言而言，如果有漢語言哲學，是否應該有英語言哲學、德語言哲學？它們如何成立？就傳統思想的展開而言，如何處理義理、考據、辭章的關系？漢語言哲學需要將文字學、訓詁學納入哲學視野，如何避免陷入純語言學？等等。

上海社科院哲學所張志宏研究員回顧了最初接觸漢語言哲學時的困惑，認為當前所呈現的漢語言哲學與中國哲學史及中國思想史之間的關系、邊界存在模糊之處。在他看來，漢語言哲學就其主要目的而言，旨在回應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漢語言哲學研究正是從語言學和哲學語法的角度重新定義、論證、理解中國哲學，并以活生生的漢語言哲學思考證成漢語哲學亦即中國哲學的存在。因此，漢語言哲學不僅解決翻譯導致的語言無根性問題，而且更要用漢語去思考一般性、世界性哲學問題，積極展開自主性知識體系的建構。張志宏研究員認為，語言背后是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漢語言哲學不僅僅是語言問題，更承載了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他認為，漢語言哲學的提出有利于打破學界壁壘，促進中西學融合，避免“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偏見。最后，他追問為何用“漢語言哲學”而非“漢語哲學”，認為兩者區別在于“言”字，可能涉及語言哲學、分析哲學對“漢語”與“中文”表達的不同考量。

浙江大學哲學系葉樹勛教授在線上參與了討論。他認為劉梁劍教授的漢語言哲學偏重研究方法與哲學史問題，而韓水法、孫向晨等人的漢語哲學更偏重理論闡述與哲學建構。前者強調“以語言方法研究哲學史”，后者強調“通過漢語講哲學”。葉樹勛教授認為，盡管劉梁劍教授的漢語言哲學研究富于思辨，但他還是視之為重分析一派，而非理論建構一派。他以佛教進入中國后催生禪宗為例，說明外來思想進入中國會經歷“格義”與“反向格義”，漢語言哲學正是這種“格義-反向格義”交互作用下文明互鑒的產物。葉樹勛認為，劉梁劍教授的漢語言哲學研究在展示充分分析色彩的基礎上，也表現出“以言立道”“哲學語法”“回應現實問題”的理論特色，削弱了其“分析”傾向。他指出，漢字是象形文字，文字有“靈魂”，具有形象思維特點，與西方邏輯思維不同，因此漢語言哲學研究要更多關注漢字的訓詁與字源學。葉樹勛教授以王弼“得意忘言”說為例，指出語言是用以表達思想的工具，真正的哲學思考要超越單純的語言（ “純言” ）。他還特別談到古漢字中的一個特殊字，即“或”字，在《道德經》中“湛兮似或存”的“或”表示“好像可能”，并非邏輯量詞；先秦文獻中“或”可作概念性名詞（如《恒先》中的“或作”），表示“不確定的存在”。他認為，諸如“或”字等較為重要的字詞，在劉梁劍教授既有的漢語言哲學研究中未被充分討論。

上半場最后一個發言人是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吳曉番副教授。他將劉梁劍教授的《漢語言哲學研究》視為中國近現代哲學研究的力作，認為其與明清之際以來的現代性追求相關。他指出，該書以關鍵詞為中心考察現代哲學，兼有“現象學”傾向，并且具有世界哲學的雄心，內容上涉及美德倫理、新氣論、道德哲學等多領域的根本性問題。不過，吳曉番副教授認為劉梁劍教授過于樂觀地引用了王船山“均乎人之天”之說，因為實際的命名權、秩序建構涉及權力主體，傳統的君臣民關系與現代國民有著相當大的鴻溝。他還指出，盡管劉梁劍教授強調“可感之言、有感之思”，但要避免單純概念范圍內的討論，而將問題根源于生活經驗，尚有待更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下半場圓桌會議主題是“漢語言哲學研究的具體特征”，由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吳曉番副教授主持。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郭美華教授認為該書是非常好的“前傳”或準備工作，真正世界性的哲學創造尚待完成。他高度肯定劉梁劍教授在語言哲學、分析哲學及其與中國哲學相融合方面做出的深邃而有創造性的思考。郭美華教授特別指出劉梁劍教授漢語言哲學研究的兩個基礎性特點，即一是漢語言哲學研究堅持了哲學，在當下文化守成主義繁盛狀態下，堅持用漢語“做哲學”；二是堅持了世界性視野，從其注釋廣泛引用古今中外資源便可見其世界哲學視野。漢語思考的哲學性與世界性，奠定了漢語言哲學研究再創人類文明這個目的的方法論基礎。不過，郭美華教授對劉梁劍教授關于傳統中國哲學主要概念討論中的“人禽之辨”表達了疑問，認為本質的預設與人的生成性之間具有緊張關系；而劉梁劍教授關于現代中國哲學的重要概念之分析、討論，忽略了自由，而自由是思考與生存的絕對本體。就漢語言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即語言與世界的關系問題，郭美華教授也以列維納斯“存在就是外在性”之說為例，警惕概念對于實在的遮蔽與扭曲。

江蘇省社科院孫欽香研究員認為，劉梁劍教授對“際”的精到分析，以及 “所”“之”等虛詞的分析討論，體現了高深的哲學思辨，本身就是漢語言哲學研究的典范。她說自己讀出了《漢語言哲學研究》的雙重意蘊，既有冷峻的概念分析，又有對經典的體認與溫情。孫欽香研究員指出，對漢語言的哲學語法考察，如何展開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具體論述還有待更為清晰的闡述，“六藝”如何與修身成人的道德實踐相融合，也有待深一層的分析。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袁曉晶副教授認為劉梁劍教授開辟了新的哲學論域，充滿了創造性。她指出，《漢語言哲學研究》探討的漢語“名詞串”特別像算力“token”，認為這是漢語的特點。西方認為漢語的模糊性是缺陷，但AI時代，漢語言的特點與AI訓練模型的機制有相似之處，反而成為優勢，這為中國哲學與人工智能的對話提供了可能。就此而言，AI與中國哲學或漢語言哲學的結合，就為世界性哲學創造與再造人類文明給出了新的希望。袁曉晶副教授認為，漢語言哲學與西方分析哲學的求真、求確定性目標的異同及其融合，需要更為深入的思考，漢語言哲學與西方分析哲學的可通約性以及前者對于后者的超越性，都是漢語言哲學研究后續展開的主要問題之一。

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余亞斐副教授認為，《漢語言哲學研究》表明漢語言是世界性視域下被自覺反思的對象。自近代以來，從“存在”到“語言”再到“哲學”，體現中國哲學對中華民族在不同時期生存境遇的不同反思及其展開進程。“漢語言哲學”比“中國哲學”更精準地支撐了基于漢語的學問。從漢語言的哲學語法考察入手，更有助于揭示中國哲學的發生、特點和演變，并以儒釋道對語言的不同觀念及其相互作用來加以說明。余亞斐副教授認為，漢語言哲學研究接下來的工作方向，可以給出能夠體現漢語特點的哲學命題，并進一步挖掘漢語起源的哲學意蘊。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陳焱副教授在發言中說，漢語區別于西方語言的一大特點是象形文字，通過形便可以聯想其意象和圖像，具有與表明文字不同的思維差異與文化差異。在哲學、西方哲學與漢語言哲學的關系上，陳焱副教授形象地以“肉夾饃”和“漢堡”的對比為例，來加以說明。他認為，在上海和紐約的麥當勞里，“漢堡”都是一樣的，這都是“西方哲學”。但是，當我們漢語言哲學不是“漢堡”，而是“肉夾饃”。“漢堡”和“肉夾饃”都是“面食”。《漢語言哲學研究》就是中國的“肉夾饃”，不是“西方哲學”的亦步亦趨，而是“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著作。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張靖杰認為，劉梁劍教授的《漢語言哲學研究》基于深邃的哲學思辨，結合“綿密論證”的哲學方法，實現了漢語言哲學從“窄義”到“寬義”的路徑拓展。他認為《漢語言哲學研究》以“哲學語法考察”為核心方法論，以維特根斯坦“本質在語法中道出自身”作為支撐，打通了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與中國傳統“窮理盡性致命”之學而展開了其創造性論述。他認為《漢語言哲學研究》“語言帶出秩序”之說，有兩個層次：一是打破“傳統語詞”的專制與歷史包袱，二是分析“日常語詞”。困惑在于：如何從具體分析走向普遍秩序？如何避免“披頭發絲”式的純粹思辨？并提及劉教授對“話語權力”的警惕，認為朝向“世界哲學”的姿態本身就有意義。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錢晟講師認為，劉梁劍教授提出的“移植詞”和“無根性困境”，對自己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有方法論意義。他以自己的“牙行”“買辦”研究為例，說明這些詞在明清與近代意義發生了根本變化，體現了制度移植過程中的語義變遷。他認為可以借鑒漢語言哲學研究的方法，反思用現代商業詞匯研究古代經濟史可能產生的“語義遮蔽”問題，并分析商業詞匯的義理維度，從而更深刻地揭示國家、市場、社會的關系。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茍東峰教授最后一個發言。他簡要梳理了一下漢語言哲學發展的脈絡，認為其源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而“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是從“中國古代邏輯學危機”開始，蔓延到“中國哲學”，最終波及“外國哲學”學者。就其實質而言，劉梁劍教授的漢語言哲學研究是對這一合法性危機的回應，以“漢語言哲學”替代“中國哲學”，相當于為“中國哲學”找到了一個更為合法的“名”。茍東鋒教授引用江怡教授“普遍與特殊”之分說法，認為劉梁劍教授的漢語言哲學研究是“從普遍到特殊”（即從哲學語法這一普遍性入手，考察漢語言哲學的特殊性），不同于中國的西方哲學界大多數學者“從特殊到普遍”（用漢語講普遍的哲學）。從普遍與特殊的交互關聯出發，以創建世界性哲學為目的的漢語言哲學研，就需要恰切地為自身定名。結合自己的研究，茍東鋒教授追問了劉梁劍教授最初以“新名學”命名“漢語言哲學”的用意，并認為對于原創性哲學之思而言分析路徑有瑣碎之嫌，而且以“因字詞以求道”對于對戴震的定位準確性似有欠缺。

發言環節之后，是學生提問。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哲學博士生夏龍龍提出，相對于哲學，漢語言文學屬于文學。在漢語言的共性與文學和哲學的差異性之間，傳統經典的當代詮釋，是否還能溯及語詞與文本的本義？在AI數智時代，標簽化新詞層出不窮，“漢語言哲學”作為一個“名”，是否可能扭曲本然之“實”？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哲學碩士生趙俊淇表示，《漢語言哲學研究》關于語言與實在關系的討論，啟發了自己對于《莊子·應帝王》混沌寓言中道言關系的思考。

討論環節結束，由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錢晟講師主持會議總結。劉梁劍教授對與會學者的提問與批評做出回應：首先，他表示正逐步淡化“漢語言哲學”標簽，轉向更開放的“新名學”實踐，強調哲學創作成果本身比命名更重要；其次，他再次深入闡釋了“哲學語法”的雙重維度——既包含語詞用法的實證考察（如“或”字的名詞與副詞功能），更指向哲學問題意識的篩選機制，即僅關聯思想關切的語法現象才進入考察視野；再次，劉梁劍教授回應了“人禽之別”作為探討人性的起點之不足、“自由”概念的忽略、“窮理盡性”如何“至命”等問題，他認為以“去存在”的生成性來理解人性，與承諾人之區別于禽獸的善性并不矛盾，它能更深切地豁顯出成己與成物的責任擔當；自由問題上，這個概念的多重維度很難梳理，在生存論上，薩特式行動自由與中國語境下“自然”概念在適配性上其實多有榫枘不合；思想的嚴密邏輯與清晰分析（窮理），同成己與成物的道德境界（盡性），二者交互作用而展開，指向世界性哲學的創建與人類文明的再造使命或命運（至命）；最后，劉梁劍教授表示，未來漢語言哲學研究的展開，要拓展至文字與語言關系、網絡新詞的哲學賦義可能、東亞知識遷移中日語中介作用等前沿議題，強調研究需扎根歷史語料（如訓詁資源、佛經翻譯理論），同時保持對當代生活世界語言現象的敏感性，使哲學語法考察成為貫通古今、連接中西的思想實踐。劉梁劍教授坦言，本次工作坊提出的諸多問題，正是未來漢語言哲學研究需要深耕的方向，從名稱界定到漢字特質，從傳統義理到現代科技交叉，都還有大量具體工作有待完成，他感謝各位學者的真誠分享，這些思考為漢語言哲學研究拓展了邊界，提供了新的生長點。

最后，郭美華教授做了簡單的閉幕總結。他指出本次工作坊圍繞《漢語言哲學研究》展開的深度研討，既厘清了漢語言哲學的核心問題與發展路徑，也展現了中國哲學界自覺建構本土自主話語體系的學術擔當，期待漢語言哲學界能以此次會議為新的契機，生產出更多扎根漢語言傳統與民族當下實踐、回應人類文明共同問題的創造性成果。

來源：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 趙俊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