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哥大訪學的時候，有一次去系里聽一個講座。
有一次我去系里聽講座。這是一場小型活動，一個主持人，一個講者，十幾個聽眾，都是系里的老師、博士。講座開始，80歲的黎教授進來，我趕緊站起來和他打招呼。
他是我訪學的導師。主持人、講者、聽眾，大部分都是他的學生。
但是天哪，我是全場唯一站起來和他打招呼的人。也沒人幫他搬椅子，他自己搬來一個板凳，在旁邊坐下。
這場景讓我意識到，我是一個中國人。假想10年前，我在成都和幾個朋友一起討論問題，不管我們多狂妄自大，如果流沙河先生突然走進來，我們一定會停下，為他讓一個座位出來。
在成都，我已經算是不懂“禮節”的人了，工作幾年，因為不知道給領導敬酒被詬病。我也聽說有一次某領導路過，我在看書沒抬頭，被人指點、舉報。
但是在美國，我卻發現自己過于“懂事”了。
這種“懂”就是內心仍然有某種尊卑、秩序和權力感。看王虹的發言，她說感謝法國給了她“自由”。我能完全get到她所說的自由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在國內，領導進來你要不要站起來？和同事、領導一起吃飯，又該如何安排座位？如果你在山東，聚餐的時候魚頭應該朝哪個方向？
這一切，當然都影響不了數學，但是卻足以摧毀一個數學家的靈氣。
前兩天讀趙鼎新老師的書。他提到一個細節，自己在國內去某大學講學，一位很有學術追求的年輕學者幫他打車，一手打開車門，另一只手幫他擋著上面，免得他碰頭。
他當時就糾正了對方的做法，這太不平等了，“老趙”即便碰到頭又有什么關系呢？但是他發現，自己的糾正讓對方很不開心，后面再有類似的事，他也就不好說什么了。
他剛回到浙大當系主任的時候，想買一輛五六萬塊的二手車，這在美國再平常不過，但是同事告訴他：“這不符合你的身份。”于是，他只好騎自行車。他能夠成功地讓年輕的學者稱呼自己“老趙”而不是“主任”，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人能改變的終究是有限。
趙鼎新老師是幸運的，他早年在芝加哥大學取得了足夠的成就，他也可以經常“回到芝加哥”。王虹也是幸運的，北大畢業她能申請到巴黎去讀碩士，導師又推薦她到MIT讀博士——至少優秀的中國人，擁有了“自由流動”的能力。
菲爾茲獎四年一次，如果你問我四年前誰獲獎，他們的成果是什么，我完全答不上來。這說明我根本不懂數學和菲爾茲獎。今年獲獎者有兩個“中國人”，我和大家一樣高興。
但是我知道，自己的高興非常“表面”。經過思考后的“高興”應該是這樣的：他們是真正的天才人物，真幸運他們擁有更多自由，能夠找到適合的地方，更進一步，發揮出自己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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