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與三個少將兩個中將結仇：這三場糾葛，沈醉是有錯還是有罪？

上世紀80年代，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特意找到了沈醉，給他帶去了一個聽起來天大的好消息：組織上經過考慮，可以將他的身份由“特赦戰犯”改為“起義將領”。

這要是換了別人，恐怕做夢都要笑醒，這不僅僅是一個稱呼的改變，更是洗刷半生污點、重獲政治榮耀的絕佳機會。

可誰也沒想到，沈醉拒絕了。

面對這張能夠徹底改寫后半生評價的證明書，這位前軍統少將只是輕輕擺了擺手，態度堅決得很：“我將永遠保留那張特赦令，而不想要起義將領的證明書。”

這就怪了，一個曾經在云南起義通電上明明簽了字的人，為什么到了晚年，非要死守著“戰犯”的帽子不放？

是因為謙虛，還是因為內心深處藏著某種不敢觸碰的恐懼？

要是我們剝開他那本《戰犯改造所見聞》里看似輕松的嬉笑怒罵，回溯到1949年的昆明，再倒推至抗戰時期的重慶，你就會發現，這個自稱“閑不住”的老頭，心里裝著一本怎樣血腥的賬簿。

這一切，還得從他在戰犯管理所里那個愛“串門”的習慣說起。

1956年初，沈醉從重慶市監獄轉到了重慶戰犯管理所。

這地方他可太熟了，以前叫中美合作所，是他當年的老巢，也是他發號施令的地方，如今風水輪流轉，反倒成了改造他的熔爐。

沈醉這人有個特點，就是閑不住，腦子也活泛。

他把特務生涯中養成的“情報搜集”本能，無縫轉化成了獄中的生存智慧。

他愛說、愛動、愛打聽，每一個小組他都去串門，專門收集那些稀奇古怪的往事，甚至因為話太多，在生活會上還做過檢討。

但他樂此不疲，后來更是靠著這些素材寫出了銷路極好的回憶錄。

但在當時，這種“串門”可不總是愉快的，尤其是當他推開某些牢門時，迎面而來的根本不是老友重逢的寒暄，而是幾乎能殺人的目光。

在那里面，關著三個恨他入骨的“老朋友”：徐遠舉、成希超、周養浩。

特別是脾氣暴躁的徐遠舉，每回見到沈醉，那雙圓眼瞪得像銅鈴，恨不得撲上來咬他一口：“你出賣了我們，怎么也關起來了？

沒給你一官半職當當？”

徐遠舉的憤怒，還真不是沒有來由。

時間回撥到1949年12月9日，盧漢在昆明通電起義。

沈醉為了自保，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并發布命令讓特務放下武器。

更關鍵的是，他為了納“投名狀”，把徐遠舉、周養浩、成希超等一眾軍統骨干全供了出來，連同云南站的電臺、潛伏組織一股腦兒交給了盧漢。

事后沈醉辯解說這是“好心”，說盧漢控制了機場，大家誰也跑不掉，不如一起起義算球。

但徐遠舉他們心里跟明鏡似的，沈醉這所謂的“起義”，根本就是一場兩頭下注的賭博。

說白了，沈醉的“起義”，水分大得能養魚。

就在簽字前不久，沈醉還跟李彌、余程萬、李楚藩、沈延世、石補天、童鶴蓮這幾個人結拜為兄弟。

這七個人，沒一個是甘心失敗的主兒。

他們當面笑嘻嘻，背后卻把扯下來的勛標和領章偷偷藏在字紙簍里，時刻準備著反撲，幻想著一旦獲釋，就配合兵力把云南重新置于蔣介石的統治之下。

只不過，這場陰謀最終破產了。

李彌等人通過假起義獲釋后，立馬翻臉，帶兵瘋狂反攻昆明，槍炮聲徹夜不絕。

盧漢一看這形勢，徹底看清了這幫人的嘴臉，果斷將沈醉等人移送到了模范監獄。

沈醉之所以沒跑掉，不是不想跑，是因為他還在觀望，想留條后路；而他之所以進了戰犯管理所，完全是“叫花子背二斗米——自討的”。

如果說坑了徐遠舉等人還算是特務內部的“黑吃黑”，那么他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遇到的另外兩個仇人，則徹底暴露了他作為“軍統大管家”面具下的猙獰。

1957年國慶節后，沈醉被移送到北京功德林。

在這里，他撞見了那個被他親手毀掉人生的袁仲虎。

袁仲虎是黃埔一期的中將，按理說，他本不必坐牢。

早在1949年夏天，曾任營口市長的袁仲虎就被解放軍釋放回到云南，他當時是真心實意地四處宣傳共產黨的優待政策，想給大伙兒指條明路。

可這舉動，直接觸了沈醉的逆鱗。

沈醉二話不說，下令將袁仲虎逮捕，關進昆明警察局，強迫他進行反共宣傳。

結果新中國成立后，袁仲虎因為這段被迫的“反共”經歷，再次被捕入獄，簡直是冤到了姥姥家。

獄中相見，袁仲虎滿腹委屈。

沈醉卻一點愧疚都沒有，反而冷嘲熱諷：“你要真心誠意投靠共產黨，不怕成烈士，今天就不會再坐牢。”

這話聽著硬氣，其實透著一股十足的強盜邏輯。

逼良為娼的是他，嘲笑受害者不夠貞烈的也是他。

這種把人往死里整還要踩上一腳的作風，哪里有一點“起義將領”的樣子？

但若論罪惡之深重，袁仲虎的遭遇還只是冰山一角。

另一位黃埔一期生周振強與沈醉的仇恨，才真正揭開了沈醉雙手沾滿的鮮血。

很多人被沈醉后來慈眉善目的作家形象騙了，以為他在軍統只是個管管后勤、寫寫文件的“大管家”。

殊不知，他在上海法租界、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在湖南湘西，親自捕殺的地下黨不計其數。

他胸口的槍傷、那條瘸腿，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他替戴笠賣命留下的鐵證。

而他與周振強的結仇，源于他在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任上校督察長那會兒。

那個稽查處，名義上歸衛戍司令部管，實際上就是軍統的獨立王國。

特務們橫行霸道，甚至民間有句順口溜：“當一年稽查員，槍斃了都不冤。”

當時，沈醉手下一名稽查員看上了一位良家婦女，竟光天化日之下強搶民女，逼良為娼。

這事兒好巧不巧，撞到了兼任綦江警備司令的周振強手里。

周振強是給孫中山、蔣介石當過衛士的老資格，眼里揉不得沙子。

他把那個稽查員抓來審問，誰知這特務仗著沈醉的勢，氣焰囂張得很，當堂破口大罵。

周振強哪受過這個氣，怒不可遏，當場下令將其槍斃。

手下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按理說長官該反省吧？

沈醉偏不，他不僅不反省，反而覺得丟了面子，火冒三丈。

他居然調動了兩輛大卡車，拉著幾十個全副武裝的特務，氣勢洶洶地要去抓捕周振強。

要不是戴笠得到消息及時喝止，重慶街頭必將上演一場國軍內部的火拼。

為了一個強奸犯，竟然要動用部隊火拼友軍，這是什么性質？

事后沈醉自己也承認，那個稽查員其實就是個雇傭來的“地方惡霸”。

他手下四百多號人，多是這類流氓地頭蛇。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能豢養、包庇這群人渣，并在其作惡被懲處后還要帶兵報復，沈醉骨子里的匪氣與毒辣，由此可見一斑。

從重慶的街頭火拼，到昆明的假意起義，再到監獄里的冷嘲熱諷，沈醉的前半生，并不是什么英雄史詩，而是一部標準的特務作惡史。

他不是不懂是非，而是太懂利益。

所以，當1960年他獲得第二批特赦時，或許連他自己都覺得意外。

晚年的沈醉，在回憶錄里寫下了無數細節，賺足了稿費和眼球，成了著名的“文史專家”。

但在面對“起義將領”這個送上門的榮譽時，他守住了最后一點自知之明。

他比誰都清楚，自己在起義通電上的簽字不是真心的；他比誰都清楚，徐遠舉、周振強、袁仲虎這些人的仇恨并非空穴來風；他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曾經豢養的惡犬是如何撕咬無辜百姓的。

“像我這樣過去做了那么多惡事的人…

我非常珍惜（特赦令）…

而不想要起義將領的證明書。”

這或許是沈醉一生中，最誠實的一句話。

對于一個雙手沾血的特務來說，能以“特赦戰犯”的身份善終，已是歷史給予的最大寬容。

那一紙“起義將領”的虛名，不僅太重，而且太燙，他接不住，也不敢接。